從語言學發展的歷史來看，本世紀以來，中國大部分的語言學理論都是從西方借鑑而來的，而西方語言學理論的形成根據的卻是完全不同於漢藏語系的印歐語系，況且近年來國外語言學研究從傳統語言學到結構主義語言學，再到轉換生成語言學，已逐步走上形式主義的窄路。因此，盲目地模仿西方語言學建立起來的漢語語言學理論與漢語本身的矛盾日益激化，指導漢語研究與教學的弊端也越來越明顯，從而使得漢語語言學在社科領域倍受冷落，大學的漢語課也少有人熱衷，漢語語言學的發展落入低谷。發現漢語與西方語言的關鍵區別在於，西方語言有明顯的形態特徵變化，而漢語最根本的特點是具有濃郁的人文性，並不只是一種形式上的符號系統。它的多種結構系統：詞義結構、音韻系統、文字元號、語法構造、修辭方式等中都浸潤著濃郁的漢文化精神。因此，中國文化語言學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應運而生了。
近年來，在一大批專家學者不懈的努力下，中國文化語言學的研究已成為中國語言學裡的一個熱門學科，並逐漸形成四大學派：以遊汝傑為代表的文化參照派，在語言觀上持一種多元看法，認為語言既是自然現象，又是社會現象，具有開創意義；以陳建昆為代表的社會語言學派，具有新的思路；以申小龍為代表的全面認同派，在民族文化心理層次上把握民族語言特點的分析方法，無疑比文化語言分析方法有更強的解釋力和衝擊力；以劉煥輝為代表的交際學派，注重研究語言在交際中的運動狀態、結構規律、交際功能，研究人們運用語言進行交際的基本規律，另闢蹊徑，頗引人注意。
愛德華·薩丕爾指出：“語言背後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民族語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種基本形式，文化對於語言的制約性是顯而易見的。文化之間的差異，文化的`發展的軌跡不可避免地會在語言中留下痕跡，文化對於語言的制約，也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表達方式，二是表達範圍。而語言也時時刻刻忠實地折射著文化的內涵。文化固然對語言有著相當強的制約性，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語言也無時不刻地在影響著使用這種語言的文化。文化對語言的制約或者說語言的表達及其變化發展對於文化的依賴性上已有詳盡的例子。正如愛德華·薩丕爾在《語言》所提出的那樣，“語言是一種文化功能”，“語言的內容，不用說是和文化有密切關係的，語言的詞彙多多少少忠實地反映出它所服務的文化。從這種意義上說，語言史和文化史沿著平衡的路線前進是完全正確的。”語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種載體，浸透了文化內涵。況且使用語言的人本身就是文化的創造者，又可以說是文化的產物，自然不能擺脫文化的制約。所以薩丕爾強調說：“某種特殊的集體心理品質形成了某種文化，而這品質又無關某種特殊語言形態的成長，這豈不是不可思議的嗎?”
文化依賴於語言，語言推動著文化的傳播，這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語言，它構成了人的最重要的文化環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因此，我們可以說：語言與文化由於它們之間相互制約，又互相依賴、互相推動發展的關係，如果脫離了“文化”概念，深入的語言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樣，文化的研究離開了語言，將會同樣地產生理論上的缺憾。還在十九世紀初，西方語言學者們就開始關注這個新的領域了。拉斯克()指出“若要知道史前期遠古時代民族的起源及其親屬關係，那麼就沒有比語言更重要的材料了。”格里木(m)則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語言也是我們的歷史。”從此以後，文化語言學逐漸成熟起來，開拓了語言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
從根本上來看，任何語言都是一個民族看待世界的一種樣式，因而都具有人文性這一本質屬性，但人們對語言的性質至今仍沒有研究透徹。我們認為，語言的性質是多維的，至少應該包括下列幾個方面，即生物的、物理的、資訊的、人文的，其中尤以人文性最具語言學的社會學特質和文化學的意義。當近代傳統文化發生危機時，首當其衝的也正是封建文化載體之一的傳統國小。為“法先王之道”而識字通經的指導思想貫穿著近兩千年的漢語研究。這種濃厚的人文性正與中國人注重向內探求、注重認識自身、完善自身的內向型文化有牢不可分的關係。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開宗明義地談到：“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可見古人早有清醒的認識。
也就是說，語言有一個系統的結構，通過語言分析文化現象，甚至比直接對各種文化現象進行分析更加方便，更加清晰。人是社會動物，也是文化動物，我們自身處在文化的包圍之中，我們已習以為常。我們力圖對一切文化現象都能作出準確的分類和解釋，但並不能完全做到。而語言，由於其結構的系統性，使人們不自覺地對世界萬物作出了分類和解釋，從而使一切文化現象從混沌變為有序。比如，從漢字本身就可以體現出其中濃濃的中華文化。特別是偏旁、部首，都會反映出一些古人對事物的聯絡，我們現在通過學習漢語，學習漢字，就能反過來推知他們創造這種字、這種詞的時候的緣由了。比如，和思想有關係的字、詞通常都會有“心”字旁，如“想，念，思，慮，憤，怒，憂，愁……”。說明古人早期都將思考這類事情與心臟緊密地聯絡在一起，認為這類行為都是由心臟產生的。
因此，在對外漢語的教學過程中，我們常常可以發現，有些語言點學生之所以搞不清楚其中的由來，正是因為東西方文化不同所帶來的。因為語言的基礎是詞彙，核心是詞義，詞義與文化的關係最真切，詞彙也就成為體現民族文化精神最明顯的語言結構形式，所以對詞彙結構的文化內涵發掘方面花費功夫也大。如從詞彙內部結構本身看，漢語詞形、詞義的關係比西方表音文字要緊密，漢語詞彙中有的詞形直接表示詞義，也就包含著更豐富的漢民族文化內涵；從漢語詞義的引申與漢民族審美意識的角度，也可以揭示詞彙意義與文化共同演變的事實。詞義的引申總是以聯想為其必要的心理基礎，文化傳統不同，認識活動中的聯想方式也就隨之而不同，民族語言中詞義引申的規律也不同，其詞義中包括的文化意義自然也不同，而且，民族的審美趣味、審美理想等作為主體認識圖式的構成要素；中國文化特徵在固定的片語、習慣語中的作用也很突出，其成語典故大多與民族心理、習慣有關。
比如，成語、諺語、慣用語是中國語言中文化性很強的詞彙。漢語中常用的成語近三千條，外國留學生如果不了其中的文化內涵，僅從字面上是無法準確理解成語的真正含義的。如“班門弄斧”、“愚公移山”、“胸有成竹”、“磨杵成針”等。諺語、格言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蘊涵了豐富的生活經驗和人生哲理。如“朝霞不出，晚霞行千里”、“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慣語富有濃郁的社會生活氣息，語言凝練，幽默犀利。有的具有專業文化色彩，如“後遺症”、“流水賬”，有的源於社會文化習俗，如“倒插門”、“妻管嚴”、“小意思”、“壓歲錢”等。另外，由於漢語的語音、字型、構詞、句法等方面的特殊性而形成了許多獨具特色的修辭方式。
又如，中國飲食文化源遠流長，歷史悠久，中國菜餚色香味俱全，已經高度藝術化。它的烹飪技術十分發達，這也從漢語詞彙當中反映出來了。光是做菜的動詞就有“煎”、“炒”、“炸”、“爆”、“熘”、“煸”、“烹”、“汆”等，分別表示在用油多少、火候的大小、燒菜的速度、作料和水的新增等方面的細微差別。
呂必鬆先生也曾指出：“從語言學習和語言教學的角度研究語言，就必須研究語言與文化的關係，因為語言理解和語言使用都離不開一定的文化因素。”因此，在對外漢語教學中，除了要讓學生明確漢語的語音、詞彙、語法規則，使學習者在交際中的表達符合語言的各要素規則外，還應該幫助他們瞭解中國文化以及在這種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特定的行為方式和心理特徵，讓他們說出來的話得體，能夠有效地傳遞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