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部 2011年8月16日
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會議地點：
參加人員：
會議主持：
會議記錄：會議內容：
一、 經理提出：
針對7月份座談會內容，除車輛問題未能解決，其他由保安隊員提出的問題均得到解決，為保安隊伍解決了一定的困難，由此看來，每月開好座談會尤為重要。 請隊員提出對生活和工作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及建議和意見。
二、各隊隊員提出意見彙總：
問題一：一中隊隊員提出一中隊宿舍較小，夏天空氣流通緩慢，保安部中隊人員有所增加，宿舍可利用空間小，呼吸較為困難，沒有培訓及開例會的空間。
問題二：巡邏隊提出形象崗崗臺遮陽傘較小，天氣炎熱，陽光足，遮陽傘起不到這樣作用。
問題三：二中隊隊員提出因為現在公司要求所有人員均到食堂吃飯，禁止打飯，但目前保安部在崗人員不是很充足，如保證均到食堂吃飯，需分三批，但隊員反映，第三批隊員到食堂吃飯時食堂已沒有飯菜。 問題四：保安部全體隊員提出，更改夜宵方便麵質量，提高方便麵檔
次，隊員提出如提高方便麵檔次資金不夠，可用雞蛋更換。
問題五：因五號崗距離食堂較遠，中午及晚餐吃飯均存在困難，希望領導能夠解決。
針對此次座談會提出的問題，領導將會以最快的速度給予答覆，盡最大全力幫助保安隊員解決實際困難。
專家座談會會議紀要 [篇2]
3月16日，武漢地區一些較有影響的語言學者濟濟一堂，在華中師範大學語言學系舉行了《文化語言學》專家座談會。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後期，在中國掀起了一股“文化熱”，在它的影響下，語言學界的學者也開始從語言的角度研究文化問題，文化語言學由是而生。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為了推進這門新興學科的發展，在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援下，湖北省、武漢市的語言學工作者共同聯手，精誠協作，集體編著了這本《文化語言學》。該書由著名語言學家邢福義先生擔任主編，它是我國第一部直接以“文化語言學”作為書名的關於文化語言學的學術專著。該書1990年初版問世以來，在國內外語言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得到語言學界許多專家的熱情鼓勵和充分肯定。
鑑於文化語言學在近十年間的新發展和廣大學人的迫切需要，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署制訂國家“九五”重點出版規劃的專案徵集要求，湖北教育出版社於1997年再次組織原書的作者在充分吸收學界同仁的意見和本學科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該書進行修改增訂。2000年1月《文化語言學》（增訂本）出版。《文化語言學》（增訂本）是國家“九五”重點圖書，是湖北教育出版社精心策劃、隆重推出的一本重要學術著作。與初版相比，《增訂本》修改了一些原來不太成熟的觀點，把原來“下編”改為“中編”，增加了一組專題性的研究作為新的“下編”，修訂和增補的幅度較大。
為了進一步推動文化語言學的研究，也為了更好地宣傳這本凝聚著廣大語言學者的集體智慧和心血，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學術專著，聽取《文化語言學》（增訂本）出版一年來的社會評判，湖北教育出版社邀請了一批語言學專家，在華中師大語言學系舉辦了《文化語言學》專家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有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邢福義、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鄭遠漢、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楊合鳴、湖北大學教授、湖北省語言學會會長盧卓群、武漢大學教授李芳潔、武漢大學副教授馮雪峰、華中科技大學教授李崇興、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周光慶、華中師範大學教授汪國勝、華中師範大學教授蕭國政、中南民族學院教授劉寶俊、湖北師範學院教授馮廣藝、湖北教育學院教授邵則遂、湖北新聞出版局圖書處處長史可榮、湖北教育出版社副總編陸才堅、湖北教育出版社文科編輯室主任徐耀明等。會議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副總編陸才堅主持。
本書主編邢福義教授首先介紹了本書出版後在海內外造成的巨大反響。邢先生特別提到一件令他非常感動的事情。一位名叫徐捷源的旅居巴西、原籍印尼的華僑學者讀到了這本《文化語言學》後，認為對他近年一直從事的巴西華人語言與文化問題的研究很有啟發性，經多方打聽得知邢先生的地址後，他從巴西寫信給邢先生，暢談讀後的心得，並進一步請教關於文化語言學的問題。邢先生向大家出示了這封珍貴的來信，他說，僅此一例就足以說明外界對本書的良好反應，這也是對我們今後工作的極大鞭策和鼓勵。本書副主編周光慶教授隨後向大家彙報了關於本書增訂工作的一些情況。他說，本書出版後，不到一年即重印一次，不久再次脫銷。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版社跟我們商量，能否對原書進行修改增訂然後再版。我們認為，這不僅僅是出版社對我們的要求，更是出版社代表社會、代表廣大讀者對我們提出的要求，我們不應推辭。在增訂過程中，我們始終貫徹了兩個思想：一是繼續突出原書所體現的“湖北意識”、“武漢意識”，儘可能團結大多數湖北武漢地區的語言學者；二是要增加新的內容，在初版中我們構擬了一個文化語言學的理論框架，它是否行之有效需要通過事實來檢驗，於是，我們增加了一組運用這一理論作個案研究的文章，作為新的下編。
在隨後的發言中，專家們一致認為，《文化語言學》（增訂本）是一部集中國文化語言學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好書，它奠定了文化語言學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學科地位，它的出版，是語言學界的一件振奮人心的事情。這本書體現了許多可貴的精神。一是團隊精神。該書的編者有20餘位之多，他們摒除了文人相輕的習氣團結協作，努力體現“武漢意識”、“湖北意識”。二是務實精神。該書少有浮泛之論，偏頗之辭，不少章節抽出來就是一篇紮實而精彩的論文。三是執著精神。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文化語言學熱鬧了好一陣子，可是，90年代中後期就多少有些冷清了，在這樣的時候，編者們又將《文化語言學》增訂出版了，足以體現對學術事業負責的.執著精神。大家把該書的特色歸納為三個“統一”。一是巨集觀把握與微觀解剖的統一。二是共時描寫與歷時追溯的統一。三是相容各家與自成體系的統一。從這本書的學術價值來說，它最大的貢獻，在於它較好地解決了文化語言學中的三個問題。一是廓清了文化語言學的性質。關於文化語言學的性質，可謂眾說紛紜。該書認為：“文化語言學正是一種關係學科，它研究的是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係。”這種定性是比較妥貼的。二是概括了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方法。該書概括了三種方法，即“實地參與考察法”、“共層背景比較法”和“整合外因分析法”。這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三是構建了文化語言學的基本框架。由“關係”性質所決定，該書建立了一個從語言看文化，從文化看語言的基本框架。這種框架是嚴密的、恰當的。大家特別提出，本書所增訂的下編尤其值得稱道。12個專題，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就語言與文化的“符號——管軌”關係作了微觀解剖式的透徹分析，既是對上兩編的深入，也是對某些棘手問題或習而不察問題的一個解答，可以說這是該書不同於其它文化語言學著作的一大特色。新增補的“1988——1998文化語言學的發展”一節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稱讚，這一節可以說是一部中國文化語言學研究的簡史，是其它同類著作所沒有的，體現出編者佔有材料的翔實、對問題的深刻見解和研究方法運用的純熟。最後，大家指出，語言與文化相輔相成，關係至為密切，深入探討語言和文化的關係，不僅對於認識語言及其運用的特點和規律是必要的，也有助於人們深刻、具體地瞭解語言在人類文化形成和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從這樣的現實情形看，本書全面、系統地研究語言與文化的關係，開拓了語言學研究的新領域，它不僅是中國文化語言學最早的著作之一，也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