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少年司法制度改革方興未艾和社會工作專業快速發展的今天，在觀察國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對社會工作介入少年司法制度進行法律上的觀察、理論上的思考、途徑上的探討，毫無疑問是非常必要的。那麼，下文是由小編為大家提供的介入少年司法現狀分析，歡迎大家閱讀瀏覽。
一、社會工作介入少年司法的法律基礎
(一)社會工作介入少年司法的立法基礎
毋庸置疑，社會專業力量介入少年司法過程必須具有相應的法律保障，這是社會工作介入少年司法的基礎性條件。中國少年司法制度的建構必須遵循的法律框架主要有兩個：一是國際法規定;二是國內法律規定。我們在探討社會工作專業介入少年司法制度過程中，對以上法律規定的考察是非常必要的。
聯合國關於少年司法制度的指導性檔案最重要的有三個，分別是《兒童權利公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北京規則)、《聯合國預防少年犯罪準則》(利雅得準則)。以上三個法律檔案對世界各國少年司法制度構建的一個總的指導思想是：對於違法犯罪的兒童不應強調監禁和懲罰，而應更多地使用非監禁的社會化手段幫助其順利迴歸社會。如《兒童權利公約》第37條規定：“對兒童的逮捕、拘留或監禁應符合法律的規定並僅應作為最後手段，期限應為最短的適當時間”。第40條規定：“應採取多種處理辦法，諸如照管、指導或監督令、輔導、察看、寄養、教育和職業培訓方案及不交由機構照管的其他辦法，以確保處理兒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祉並與其情況和違法行為相稱”。《北京規則》在總則中就明確提出：“應充分注意採取積極措施，這些措施涉及充分調動所有可能的資源，包括家庭、志願者及其他社群團體以及學校和其他社群機構，以便促進少年的幸福，減少根據法律進行的干預的必要，並在他們觸犯法律時對他們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處理”。隨後《北京規則》又多次提到要“採用各種各樣的處理措施，使其具有靈活性，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監禁”;“把少年投人監禁機關始終應是萬不得已的處理辦法，其期限應是儘可能最短的必要時間”，提倡更多地使用非監禁的方式，動員志願人員和其他各項社群服務。《利雅得準則》提出預防少年犯罪政策的重點應促使所有兒童和青少年尤其是通過家庭、社群、同齡人、學校、職業培訓和工作環境以及通過各種志願組織成功地走向社會化和達到融合。應對兒童和青少年適當的個人發展給予應有的尊重，並應在其社會化和融合的過程中把他們視為完全的、平等的夥伴。
我國少年立法與聯合國青少年立法可以說是一脈相承。《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在司法保護部分特別強調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強調了社會力量介入少年司法過程的必要性。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樣強調了少年犯罪預防工作需要政府部門、司法機關、人民團體、有關社會團體、學校、家庭、城市居民委員會、農村村民委員會等各方面共同參與，各負其責，為少年身心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通過對以上中國少年司法制度構建法律依據的梳理，我們不難看出，現代少年司法制度的構建需要包括社會工作專業在內的多種社會力量的參與和介入。也就是說，社會工作專業介入少年司法制度是聯合國立法和國內立法的內在要求，同時國內外少年立法又為社會工作專業介入少年司法制度提供了立法上的保障。
(二)少年司法對社會專業力量介入的急迫需求
近30年來，全國各地在少年司法過程中不斷探索出具有特色的司法制度。《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幾項特殊司法制度就是基層司法機關長期實踐經驗積累的結果。通過對《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社會調查、附條件不起訴、合適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以上幾項制度的實施，除了需要設計一套嚴格的法律程式以外，同時也離不開社會專業服務的及時跟進，比如社會調查工作、附條件不起訴的幫教工作、合適成年人工作都是專業性很強的社會工作，承擔這些社會工作的專業力量必須具有以下專業能力：
首先，應該具有科學知識的系統訓練。以社會調查為例，社會調查工作的基礎是收集資料，然後在分析已有資料的基礎上分析其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導致犯罪人犯罪的風險因素及其控制狀態，並評估其再犯可能性，從而給犯罪人一個合適的判決。評估過程是主體認識客體的過程，即：社會調查員認識犯罪嫌疑人及其社會環境的過程。眾所周知，人及其所處的社會關係時刻處於運動變化之中，同時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之間本身又存在著難以逾越的時空差距，因此這項工作異常艱難。要想保障評估結果的客觀性和準確性，就必須要尊重目前已有的關於人及人類社會發展變化規律的研究成果。比如社會學、心理學、犯罪學、教育學等。只有對已有學術成果給予充分的尊重，並自覺地運用相關研究成果指導評估過程，才能使評估結論更趨於客觀，才能使評估過程中提出的教育矯正建議更具針對性。因此，科學知識的訓練是社會調查員開展工作的前提條件。
其次，要接受一系列專業方法的訓練。以附條件不起訴和合適成年人制度為例，附條件不起訴的基礎是要針對涉訴未成年人開展幫教工作，擔任合適成年人同樣也要針對涉嫌犯罪未成年人開展幫教工作，而涉訴未成年人幫教工作同樣是一項專業性極強的社會工作，如何與人建立關係、如何收集資料、如何評估和診斷涉訴未成年人的服務需求、如何制定幫教計劃、如何實施幫教計劃，如何評估幫教結果等等，這些環節的把握必須經過專業的訓練，並且具有詳細的訓練課程和訓練標準。這個專業訓練的過程包括兩個階段，一是集中學習階段，如學校的專業訓練;二是在服務機構的大量實務訓練。從職業倫理來講，只有經過了必要職業訓練的人才能從事某種工作，涉訴未成年人幫教工作關係到一個人的切身利益與未來，因此尤其需要強調幫教工作者的專業素質和能力。如果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員沒有經過以上系統的實務訓練，則無法勝任幫教涉罪未成年人的責任與使命。
再次，特別強調要具有社會學的學科背景。人的犯罪行為既與其個體因素有關，也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是個體與社會環境互動的結果。因此，針對犯罪行為的社會調查也好，幫教也好，都需要關注導致其犯罪行為發生的所有社會系統，既包括涉及其生理、心理因素的微觀系統，也包括涉及其家庭、學校、朋輩群體、社群在內的中觀系統，還包括社會的政治、文化、環境在內的巨集觀系統。社會調查和幫教工作尤其需要強調“人在環境中”的基本觀點，應該運用開闊的社會視角觀察人的犯罪行為及其發生的原因。因此，社會調查和幫教工作具有明顯的社會性，需要具有巨集觀的社會視角，需要深入到犯罪人所生活的社會環境中進行細緻的調查，同時也需要社會力量的參與和介入。
最後，應具有中立的身份和立場。司法人員的職責是正確的適用法律，雖然司法人員適用法律的宗旨是預防犯罪人再次實施犯罪行為，但囿於時間及專業背景的限制，司法人員開展涉罪未成年人的幫教工作往往力不從心。因此，一批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並擁有中立身份的專業工作者介入少年司法過程就成為急迫需求。這些擁有獨立身份的專業人員的介入，既可以節省司法人員的時間和精力，同時還可以有效避免犯罪人懾於司法人員的威嚴難以坦誠交流的局面出現，以保障幫教效果的實現。
二、社會工作介入少年司法的政策保障
我們討論包括社會工作在內的社會力量對少年司法過程的介入，除了要討論來自立法和司法的需求，同時還必須考慮社會政策基礎。某種專業力量介入司法過程，如果僅僅具有法律需求，社會政策沒有給予很好的銜接和跟進，那麼這種服務的提供也難以持續。
(一)“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及對社會工作介入少年司法的影響
和諧社會的理念提出的基礎是對包括犯罪在內的諸多社會問題進行整體性的思考，並提出應運用政策、法律、經濟、行政等多種手段，統籌各種社會資源，綜合解決社會協調發展問題。尤其強調應通過正確方法處理和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並強調創新社會管理體制，通過整合社會資源來提高社會管理的'水平，實現在服務中實施管理，在管理中體現服務。
在整合社會資源促進和諧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尤其強調要建設巨集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提出造就一支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要建立健全以培養、評價、使用、激勵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確定職業規範和從業標準，加強專業培訓，提高社會工作人員職業素質和專業水平。制定人才培養規劃，加快高等院校社會工作人才培養體系建設，抓緊培養大批社會工作急需的各類專門人才。充實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部門，配備社會工作專門人員，完善社會工作崗位設定，通過多種渠道吸納社會工作人才，提高專業化社會服務水平。
“和諧社會”理念是我國最早將社會工作專業發展與和諧社會發展做一致性考量的政策藍本。這種考量的出發點看到了在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諸多社會矛盾，也看到了社會工作專業在社會矛盾調處、人際關係修復方面的專業優勢和價值。建設“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為社會工作專業進入司法過程開展專業服務提供了基礎性制度保障。
(二)“社會管理創新”理念的提出及對社會工作介入少年司法的影響
社會管理是政府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政府職能之一的社會管理，是指國家通過制定一系列社會政策和法律規範，對社會組織和社會事務進行規範和引導;培育和健全社會結構;調整各類社會利益關係;迴應社會訴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維護和健全社會內外部環境;促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自然協調發展的一系列活動以及這些活動的過程。
社會管理創新是指要在現有社會管理條件下，運用現有的資源和經驗，依據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態勢，尤其是依據社會自身執行規律乃至社會管理的相關理念和規範，研究並運用新的社會管理理念、知識、技術、方法和機制等，對傳統管理模式及相應的管理方式和方法進行改造、改進和改革，建構新的社會管理機制和制度，以實現社會管理新目標的活動，其目的在於使社會能夠形成更為良好的秩序，產生更為理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益。
社會管理創新理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社會管理創新中急需解決的問題就包括針對犯罪人在內的幾類重點人群管理的創新，同時強調對以上重點人群進行管理的過程中，要確立社會組織的地位和作用。
2010年，中央政法委向政法機關明確提出了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三項重點工作。自此，社會管理創新成為政法工作的基本要求。在政法工作中如何實現“黨委領導、政府負責、公眾參與、社會協同”的創新管理格局成為各級司法機關必須完成的急迫任務。換句話說，如何引領包括社會工作在內的社會專業力量參與政法工作便成為急迫需求，同時也使社會工作專業介入政法工作擁有了堅強的制度保障。
三、社會工作介入少年司法的專業基礎
(一)社會工作介入少年司法的專業優勢
基於少年司法過程的基本需求，少年司法人員需要相關社會資源給予跟進和支援。近年來，在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城市，社會工作者開始進入司法人員的視野，並逐漸成為他們所依賴的重要專業支援力量，並呈現出不斷拓展合作深度和廣度的發展態勢。那麼，社會工作介入少年司法，針對涉罪未成年人開展專業服務，其所具有的專業優勢有那些呢?
首先，以平等、尊重、接納等為專業價值觀的社會工作者可以更加順利地走近、幫助、引導進入刑事司法領域的少年。眾所周知，進入司法領域的少年，無論是違法犯罪嫌疑人還是犯罪人，要想使其順利地迴歸社會，首先在觀念上要將其視為特殊的社會弱勢群體，具有特定的服務需要，同時他們也是需要尊重的社會個體，只有堅持這樣的理念，才能真正接納這些少年並被其所接納，也才能最終幫助他們。社會工作專業在助人的過程中堅持人本主義價值觀，特別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每個人都需要得到社會的尊重;人是可以改變的;認為人具有從社會獲得服務的權利;並且提倡人與人之間相互是有責任的。以上價值理念是社會工作專業參與少年司法過程的原始動力，並能夠真正實現少年利益最大化原則。現代少年司法制度建立的基石是對兒童權利的尊重，保證兒童的利益，幫助兒童順利地迴歸社會。社會工作的專業理念恰恰能夠滿足少年司法制度的這些內在需求。
其次，社會工作介入少年司法過程的堅實基礎是一系列科學知識和理論訓練。介入到司法過程的社會工作不僅要依靠社會工作者的熱情、經驗和悟性，同時更多地需要以科學的理論和知識為基礎。專業的社會工作以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學科知識為理論基礎，可以對少年違法犯罪個體因素、群體因素、社會因素進行科學的分析和評估，以準確客觀地界定少年的問題與需求，並以此為基礎展開科學介入與引導，幫助少年健康成長。社會工作的理論優勢使社會工作對少年司法環節的介入更加理性、科學、規範。
最後，社會工作專業具有多種介入少年司法過程的方法和手段。社會工作在走向專業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個案、小組、社群、社會行政等專業方法，並注重各種專業方法的整合運用。以上專業方法都具備系統的工作步驟與工作環節，科學而規範，可以從微觀、中觀、巨集觀等多個層面介入少年的違法犯罪問題，並最終幫助他們健康成長。
(二)社會工作在中國的專業化及職業化推進
在1949年以前，中國的大學裡就已經有了社會工作專業教育，1949年到80年代中期，中國的社會工作教育中斷，實踐意義上的社會工作存在於不同的社會機構和部門中，如共青團、婦聯、工會等。1987年，民政部為了推動社會工作學科的發展，在北京召開社會工作教育論證會;1988年，教育部在北京大學設立社會工作專業，社會工作專業在中國大陸得以恢復。
近年來，中國的社會工作專業化和職業化發展程序不斷加速。在專業化發展方面，目前國內已經有200多所高校開辦了社會工作專業，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養包括專科、本科、碩士、博士四個層次，每年我國畢業的社工專業的學生有1萬多人。同時，伴隨著社會工作專業的深度發展以及社會的現實需求，有些高校還對人才培養的方向進行了調整。例如，伴隨著我國司法體制改革中呈現的人才需求，國內已經有一些具有社工專業的高校將自己的人才培養定位於司法社工人才培養，並在教育部的支援下建設了“司法社會工作人才培養實驗區”，這種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現狀既是社會需求的結果，也為滿足社會需求奠定了專業基礎。
伴隨社會工作專業化的發展程序，社會工作職業化程序也在不斷推進。2010年，我國發布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綱要》在人才隊伍建設的主要任務中明確提出要統籌推進各類人才隊伍建設，而且明確提出要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主要的發展目標是適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以人才培養和崗位開發為基礎，以中高階社會工作人才為重點，培養造就一支職業化、專業化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到2015年，社會工作人才總量達到200萬人。到2020年，社會工作人才總量達到300萬人。
四、社會工作介入少年司法開展專業服務的現狀
(一)社會工作介入少年司法開展專業服務的基本內容
一是少年犯罪預防環節。既然少年司法的最終目標是預防少年犯罪，那麼就不能不關注少年犯罪前的預防工作，即司法社會工作的起點應在現有司法環節的狀態下進行有效前延，而前延的群體應是少年犯罪高發群體，如服刑人員子女、失學、失業、失管的閒散青少年等違法犯罪的高危人群。社會工作者應及時評估這些青少年的問題與需求，為他們提供有針對性的引導和幫助，在幫助他們健康成長的同時預防社會犯罪的發生。從目前我國的實踐來看，上海市已經建立了獨立的社工隊伍專門去做社群青少年工作。
二是少年犯罪司法偵查、檢察和審判三個刑事司法環節。三個刑事司法環節承擔著收集證據，查明案情，揭露、證實和審判少年犯罪人的重要工作。作為執法活動，其應體現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然而無論是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還是審判機關的司法活動都需要社會力量的參與和介入，以實現少年司法“教育、感化、挽救”的基本目標，尤其是本次《刑事訴訟法》修改中幾項特殊少年司法制度的規定，更加明確地界定了對社會工作的專業需求。在這三個司法環節社工服務的跟進方面，上海、北京、廣東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嘗試，並積累了寶貴經驗。
三是少年犯罪案件矯正及幫教安置環節。社會工作專業介入監禁矯正和社群矯正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社會工作者的職責區別於監獄及社群警察的執法管理職能，他們運用相關學科的專業知識準確評估少年犯罪人的需求，制定有效的介入計劃，並利用個案、小組、社群等專業方法幫助、引導、教育少年犯罪人。社會工作者是少年犯罪人矯正和幫教環節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從目前我國的實踐來看，伴隨著少年犯罪形勢的複雜化，無論是監禁矯正還是社群矯正都對專業力量的介入產生了很大需求，但國內實踐的樣本數量卻很有限。
(二)社會工作專業進入少年司法開展專業服務面臨的困境
在司法社工介入少年司法領域開展專業服務方面，雖然一些大城市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從全國整體情況來看，社會工作專業介入少年司法領域開展服務還處於起步和緩慢發展階段，導致這種狀況的發生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少年司法部門及人員對社會工作及其專業優勢缺乏瞭解。總體而言，在中國社會工作專業還不被社會各界所瞭解，其專業能力、專業優勢以及在少年司法中能夠發生的作用還未被少年司法人員瞭解，這是限制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緩慢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少年司法制度的實施缺乏兒童福利制度的配合與支援。少年司法制度的實施離不開兒童福利體系的支撐。目前，我國兒童福利政策還處於“補缺型”階段，少年尤其是犯罪少年福利政策缺失。社會工作的本質屬性是社會福利的傳遞者，因此，在犯罪少年福利體系缺失的情況下，社會工作專業介入少年司法過程開展專業服務可謂舉步維艱。
三是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養數量較少，社會工作專業機構建設尚處於起步階段。雖然我國提出了建設巨集大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要求，但無論是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養，還是少年司法社會工作機構建設，都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