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中國傳統文化作為歷史的積澱，精華與糟粕並存，對新時期企業文化的建構產生雙向影響。汲取精華，剔除糟粕，是企業文化建設必須正視和解決的課題。
論文關鍵詞：傳統文化企業文化中國
應對人世，許多企業、企業家對產品、價格、關稅、成本、技術等諸多客觀因素作著最大化或最小化的研究，力圖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但利潤的獲得是硬體和軟體共同作用的最終結果，所謂企業的硬體，即是技術、價格等剛性指數；所謂企業的軟體，則是管理、文化、倫理等柔性因子。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企業競爭已經從單純的技術競爭演變為技術和文化的雙軌競爭，企業文化作為企業在長期的生產、經營、管理過程中逐漸形成並努力實踐的以價值觀、企業精神為核心的群體意識，日益成為企業硬體良性運轉的持續推動力。中國企業面對日益嚴峻的挑戰，除了大力發展科技之外，還要積極建立有特色的企業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個歷史，產生於封閉的自然經濟基礎上，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甚至同一道德理念即是精華、糟粕的矛盾統一體。整體主義派生出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又割裂了人格與權利應有的本質關係；義利之分造就了諸多清揚之士，卻阻斷了商品經濟的探索；禮儀秩序使中國成為“道德淵藪”，但又被後人斥為殺人的匕首。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在這樣的矛盾中綿延了數千年，直至今日，仍深深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對中國企業文化的構建產生雙向影響。汲取精華，摒棄糟粕，建立一套馬克思主義、傳統道德精神和現代管理理念三位一體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企業文化，是中國企業必須解決的課題。
一、整體主義
原始社會，自然條件十分惡劣，人們需要聯合起來抵禦風險，能夠合群成為當時社會生活的迫切需要，進而逐漸形成了原始時代的氏族血緣關係。由於生活於亞洲大陸的中國先民很早就從事定居農業，這種依附於土地的穩定生活方式，難以破壞原始時代的氏族血緣關係，因此中國是在沒有徹底破壞氏族血緣關係的情況下由野蠻進入文明，建立了奴隸制國家。這種由氏族而國家的路徑使宗族組織得以保留，宗族制度一直存在於中國古代社會，成為社會的基石。在中國上古的特殊社會結構中，家是國的基礎，國是家的擴大，治家之道與治國之道是一致的，社會關係家庭化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理想和最佳狀態，而由家族本位所引出的則是整體主義，這是中國傳統道德的一大特色。在中國古代，個人的社會地位是由家族的地位決定的，個人是作為家族整體中的一部分存在的，因此，人們自然把家庭整體利益置於首位，因而不可能產生出以個人為本位的德治原則，只能是宗族的本位原則，即家國整體利益至上的原則，社會倫理是由家族倫理推擴而成的，家族整體主義必然發展為社會整體觀念，即由宗族、家族的群體意識發展為社會的群體意識。的'確，人生在世，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是獨立的個體，另一方面又是社會的一員，而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是群體分子，是具有群體需要的互動個體，個人命運與群體未來息息相關。儒家從“人生不能無群”即人的社會性立論要求人們重整體，對於培養個體對群體的責任感、義務感、正確處理公私群己關係曾起了積極作用，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心憂天下、志在國家的中國人。他們以解民於倒懸、救民於水火為己任，仁民愛物，公而忘私，高揚了整體主義的大旗，增強了民族凝聚力，使中華民族在經歷種種歷史變遷之後仍然保持著龐大民族的統一，保持著本民族的獨特風格和頑強的生命力。
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研究的這些成果在今天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市場經濟的實質是在民主與法制的指導下獲得最大利益，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個人都有自己迥異的個體追求，但少數企業為謀求一己之私，不惜損公害民．非法牟利，忘記了國家和整體的利益，背離公利的軌道，如何處理群己、公私關係，成為經濟發展中的當務之急，而要解決這些問題，除了加強法制建設之外，還要大力宣傳中華民族幾千年所倡導的公而忘私、集體主義的高尚品德，使之成為企業文化的主旋律，成為個體的自覺行動，建立健康的經濟環境。
但是，產生於中國古代等級制社會的整體主義又帶有明顯的忽視個體的傾向，隨著儒家文化逐漸成為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潮，為了維持社會的安定和階級統治的長久，儒家的集大成者逐漸偏離了群體和個體關係的辯證軌道，將群體意識逐步發展為單向的服從主義，片面強調所謂“社會、“群體”的價值，否定、扼殺個體的尊嚴。在群體面前，個體失去了應有的地位，這在一定的程度上挫傷了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整體主義在協調社會秩序的同時阻扼了個人發展從而阻扼了社會發展。實際上，獨立人格是社會道德的細胞，離開了活生生的獨立的個體及其自主的活動，就不會有社會及其歷史。因此，在不損害國家、群體、他人利益的前提下，社會應鼓勵個人努力奮鬥，自由地發揮自身潛力，充分實現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只有每個人的個性自由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才能實現社會更大的進步。正確處理個體與群眾的關係，應當成為現代企業文化研究的一大課題。市場經濟同樣肯定群體意識和團隊精神，經濟組織的效率和活力源於此，但這種團隊精神是建立在承認與保障個體的獨立和自由以及組織內部的契約性組合的基礎之上。據調查，美國公司贏利的80％要讓與股東，而日本公司只將30％的贏利分紅，體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個體意識和群體意識，對此的不同選擇形成不同的價值取向，進而形成迥異的實際操作。整體主義，使個體情願犧牲個體的福利，因為只有群體的富強才有個體的發展，這是東方文化的必然邏輯。反之，西方文化凸顯個體的價值，因為個體的滿足是群體發展的一大動力。如何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在兩大文化的交鋒中尋求最佳的平衡點，最大限度地發展群體利益和滿足個體利益，是我國企業文化建設的一大課題。
二、義利之辨
義利問題是中國古代道德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義，指人類社會活動和人際關係中應當遵循的最高原則和應當追求的最高道德價值；利，則是指能滿足人類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在幾千年的發展演變中，中國傳統的義利觀積累了許多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價值。自從私有制產生以來，私利與公義就是一對矛盾。儒家以道德理性解決矛盾的探索，以道德準則節制個人利益的嘗試，反映了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要求，其維護公義、弘揚道德的精神實質，對中華民族產生積極的影響。當前，雖然我們實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佔主體，但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企業和個人等市場主體仍有各自獨立的經濟要求，雖然市場經濟以利潤的最大化為最終目標，但一味放任人們對“利”的盲目甚至瘋狂的追求，勢必導致惟利是圖，引發社會的混亂，社會需要教導人們在求利的活動中注入理性的精神，認清我利和他利、近利與遠利的關係，批判對不當和失當之利的片面追求，使市場主體自覺消除爾虞我詐、欺矇拐騙、非法交易等醜惡現象。市場經濟越發展，越需要人們樹立正確的義利觀念，當前許多人片面逐利，見利忘義，雖獲利於一時，卻失信於一世．成為永遠的失敗者。儒家以義為重、批判見利忘義、以利害義的追求具有永恆的價值，是企業發展的方向，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題中之義。
孔子所倡導的義利觀被後世儒家繼承和演變，孟子繼承了孔子先義後利的主張，但較之孔子，其重義輕利的思想傾向更為明顯，直到漢代，正統思想家對於義利問題逐漸由重義輕利演變為取義去利，甚至將利作為萬惡之源。在義利之辨中，雖然混雜著一些不同的聲音，但由於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重義輕利、明理滅欲等觀念藉助官方的認可和社會輿論的宣傳，幾乎成為中華民族的共識。眾人諱言利、恥言利，不能正視利益，基本否定個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社會發展。傳統義利觀用於個體，引導人們片面追求君子人格，不屑言利，只圖通過仕途實現君子之志，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單一。用於治國，成為唯心主義的道德決定論，統治者忽視發展生產，繁榮經濟，興利理財，富國強兵等大事，賤商意識十分濃厚，人為鑄造知識與經濟的鴻溝，商品經濟在中國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而導致中國社會的貧困。就一定程度而言，“功利”是經濟、商業發展繁榮的動力，對個人對社會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沒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不可能有中國社會的真正繁榮。當代中國正處於農業社會向工商社會的轉軌、‘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蛻變過程。“贏利”原則成為個人與社會普遍的價值追求，要使人們只關注“義”的道德價值，放棄對“利”的追求，既不可能亦與社會發展趨向相悖。實際上，據個體利益和社會公義的關係，可以將個體利益分為三類：應當的個體利益、正當的個體利益、失當或不當的個體利益。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和個體，堅決摒棄不當之利，理直氣壯地追求應當和正當的經濟利益。只有發展自身，才能保證國家財力增長，為自身擴大發展奠定物質基礎，保障職工個人收入，促進社會的大發展。在現代化的程序中，既要求利，也要循義，始終把以義制利、先義後利，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作為處理義利關係的基本原則，使市場經濟健康持續地發展，在求義和逐利中尋求最佳的契合點，是企業文化建設的另一課題。
三、隆禮重序
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王權旁落，諸侯征伐，倫常紊亂，民不聊生。針對這種殘酷的現實，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提出“禮制”之法。所謂“禮”，有明顯的廣狹之分。最廣義的禮是浸透了倫理道德精神的儀規典章、一切社會規範以及相應的儀式節文，而狹義之禮則側重強調禮儀、禮則、禮貌、節文。“禮儀之邦”的稱譽充分說明古代中國禮制的完備性和廣泛的滲透性，其中恭敬和謙讓是狹義之禮的基本精神。作為企業，無不希望“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而要真正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從“禮”做起。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從儀表儀態上、從內心深處尊重、謙讓他人，與人為善，是企業成功的第一步。企業，特別是企業的視窗，必須禮貌待人，增強禮貌觀念，加強服務意識，這是所有成功企業的共識，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留給我們的寶貴經驗。
但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廣義之“禮”倍受推崇，禮的作用無所不在，人的活動，無不受禮的指導、約束。“禮”因傳統習俗、社會導向、大眾慣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具有他律性，因之，也就具備了一定的強制性。古代儒家學者利用了這種強制性，以之克服倫理道德現實化的困難，對於社會風氣的改良、個體品格的培養髮揮了積極的作用。中國古代重禮，本是為了建立、協調社會秩序，因為秩序是社會運轉的條件。就此而言，重禮的思想是有價值的。但是，禮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制總名”、“人之規範”，其宗旨在於維護等級制度，其根本精神、原則是“分”、“別”、“序”，即辨別、規定等級區分，命名等級關係有序化，“禮”逐漸成為一種絕對的、不可有任何違逆的倫理規範，發展到宋明已經成為一種嚴密而完整的宗法仡理之實施手段。但由於“禮”的政治性違揹人性之自然，“禮”的等級性束縛人的手腳，人們習“禮”、踐“禮”，完全失去了“禮”的內在精神，只是在尊長的督促下、在習俗的慣性下盲目遵從。人逐漸淪為“禮制”的木偶，喪失了民主和價值，窒息了生命活力。隨著封建制度日趨沒落，它的負面影響也愈益明顯，因此“禮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但幾千年來國人的盲從心理不可能一天完全消失，民主精神不會一天徹底誕生，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現實。
荷蘭學者霍夫斯特德的文化維度說中指出，表徵社會文化差距的關鍵因素是權力差距，即上下級間的權力距離，權力距離大，下級傾向於對上級的依賴和服從，反之，權力距離小，則更強調民主。中國的“禮制”文化權力距離較大，這是企業必須重視的事實。民主與集權是管理行為中經常發生的一對矛盾。在現代企業中，民主決策越來越成為企業發展的推動力和凝聚力。日本松下企業設立員工提案制度，一名員工平均每年提出議案26件，這是松下企業文化建設的一大特色，也是其成功的一大祕訣，不僅提高了企業的經濟效益，而且有效地改善了勞資關係，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益，對於我們的企業文化建設深有啟迪。現實生活中，確實只有一部分員工達到較高的精神境界，對於很多人，僅僅求之於個體的道德覺悟還遠遠不夠，因此需要制訂一定的規範體系，實現有序化，但不可矯枉過正。現在企業引入公司制、股份制，一些企業美其名日為集中管理，實際上由“一把手”說了算，隨意處罰職工，職代會流於形式，缺乏民主化決策體制，忽視或否認員工的智慧，使職工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權益得不到實施，限制了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造成幹群關係緊張。同時，由於領導者個人能力的限制，一旦發生重大決策失誤，企業只能走向破產。實際上，職工需要理解和尊重，如果只將職工當作簡單服從、完成生產任務的被動人，企業就不會有活力和凝聚力，失去職工之心的企業就會減弱抵抗風險和共渡難關的實力。市場經濟是民主經濟，企業應鼓勵員工參與決策，將個人決策與集體決策的精神實質相結合，所謂個人決策的精神實質，即領導者要敢於拍板、善於決斷，不喪失企業的發展機會。所謂集體決策的精神實質，即充分尊重員工的參與意識和存在價值，群策群力。同時，員工在參與決策的過程中，可以獲得自治的工作經驗，自覺加強對自己職業行為的控制，保障企業順利、健康發展，因此，我們必須認真研究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禮”，保留其行為文明、禮貌待人的精華，同時，堅決摒棄其尊卑差等、獨斷盲從的糟粕，在企業內部形成民主決策、上通下達的良好氛圍，促進企業持續、健康發展。
人類已經跨入了21世紀，新世紀必然是人類文明進步迅猛發展的新階段。企業，作為現實社會生活的重要成員，其運作中的文化紐帶、精神紐帶、道德紐帶與產權紐帶、物質紐帶、利益紐帶相輔相成，成為一隻看不見的手，凝聚、粘合著企業的員工，不斷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和開拓力。企業文化成為未來企業博弈的重量級棋子，但企業文化的建構，不能離開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傳統，是歷史的繼承和延伸，是現實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也是現實發展所肩負的重擔，人類必須以每個時代的社會進步為尺度重新審視傳統。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於奴隸社會、完備於封建社會，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奔騰不息，對於個人主義的抑制、對於物質慾望的遏制、對於人際關係的和諧和社會的穩定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傳統文化的某些特質像雙刃劍，劃開了中國的文明之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國人追求文明的腳步。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國粹主義不可取，全盤西化更是痴人說夢，須如《公民道德實施綱要》所言：堅持繼承優良傳統與弘揚時代精神相結合，中國現代化目標的實現，一方面依賴於傳統文化的支撐，另一方面，必須解放思想，聯絡實際，勇於和善於剔除傳統中的糟粕，準確找到傳統與現代的契合點，才能使傳統的倫理道德遺產成為今天企業文化建設的源頭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