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正在轟轟烈烈搞中國的CF（概念框架），筆者認為，中國現在條件不具備搞CF，而且可能永遠也不要搞CF了，發展與規範：會計準則與審計準則兩難選擇論文。按照財政部官員的觀點，當前我國轉軌經濟下面臨很多特殊的會計環境問題：如由於缺乏有效的會計資訊主體，所以不需要高質量的會計資訊（言下之意，也不需要高質量的會計準則）；由於企業業績評價偏重利潤，所以對全面收益不感冒；由於缺乏公允交易的環境，中國企業之間的交易行為實質與西方國家不同；又由於市場經濟不發達，公允價值不能得到有效運用，一些新興業務和技術在中國不流行。中國CF核心是研究與會計環境或支撐環境相適應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事實存在，中國CF就是非常傳統的CF，CF必然體現歷史成本、收入費用觀、穩健性、實現原則，而這些概念與國際會計準則及美國會計準則發展方向背道而馳，在會計準則必然國際化的背景下，為什麼要“復古”呢？如果是這樣的CF，還不如直接照搬美國前6號CF？一個CF生命至少要10年，中國的CF會有10年的命嗎？難道到了2015年，中國還不會實現會計國際化？
在“發展中規範”還是在“規範中發展”一直是中國證券市場的一大難題，雖然從理論上講，發展與規範相輔相成，發展離不開規範，規範也離不開發展，但從實踐來看，在不同時期則各有側重，經濟學論文《發展與規範：會計準則與審計準則兩難選擇論文》。摸著石頭過河，難免不知深淺。當市場需要啟動時，發展就是主題，規範退居次要位置；當市場發展出現問題時，規範就走到前臺；治理整頓之後，發展又成為首要任務，發展再唱主角。十多年的歷史證明，發展與規範似乎成了蹺蹺板的遊戲。這並不是誰是誰非的問題，而是我國特殊國情下的特殊任務所決定的。
筆者發現，證券市場的“發展與規範”困惑同樣出現在會計準則和審計準則的制訂上，一方面會計準則和審計準則作為規範會計秩序的管制措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主要起到保護投資者和債權人作用；另一方面，會計準則和審計準則又要服務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為會計資訊使用者提供更充分的相關、可靠資訊，發揮會計資訊的決策有用性。為了實現前者的功能，需要保證會計資訊的可靠性；而為了實現後者的功能，需要保證會計資訊的相關性。可靠性優先下會導致規則性失真（合法性失真），相關性優先下會導致行為性失真（違法性失真），規則性失真與違法性失真存在此消彼長關係，我國經常提到的會計資訊失真主要是行為性失真，比較少注意規則性失真，但是準則制訂者必須關注規則性失真。
發展是硬道理，如果是經濟發展的初期就突出強調規範，可能導致水清無魚，不利於經濟發展，這在中國證券市場上得到了明顯的驗證，目前我國會計資訊失真從側面反映了在一定時期，會計資訊失真是合理的現象，就如偷稅、偷渡、貪汙、受賄等經濟犯罪行為層出不窮，這可以說是經濟發展初期必然的產物。我們經常提到“經濟違法犯罪成本過低”問題，實際上反映了經濟發展初期的理性選擇：對經濟領域違法犯罪不能課以太重的.懲罰，這樣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如果是這樣，我們應該容許一定程度的會計資訊失真，而這種資訊主要是“明的”合法性失真，但我們應該儘量減少“暗的”規則性失真，也就是說，在會計準則和實務改革上，我們仍然可以採取“相關性”優先的原則，支援“相關性”等於支援經濟發展；支援“可靠性”等於支援經濟規範。
會計準則和審計準則的經濟後果觀實際體現了準則的相關性，在經濟後果觀下，要衡量會計準則的成本效益，這是一種效率優先的觀點；而會計準則的政治程式觀則體現了準則的可靠性（筆者的政治觀與西方的政治觀）不一樣，它是一種公平優先觀點。發展與規範，實際上也就是效率與公平，會計準則和審計準則本身是一種行業規範，但準則制訂者要平衡兩者間背後的經濟與政治的考量：既要考慮維護弱者的利益，又要促進經濟發展。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優先規範，因此，我們必須確立相關性優於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