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經濟全球化的內容，包含著兩個標準：一是商品技術標準的全球化；二是資本技術標準的全球化。後者的標誌就是會計審計準則的充分趨同。
如果說早期的國際協調，旨在限制和縮小各國會計實務的差異，顯得目標不清和力度較弱；那麼，當下的全球趨同則是向著一致性目標的邁進、歸附。趨同，就是擱置差異，就是強力靠攏，就是中心聚合！
在對待會計審計國際化的問題上，有三條道路可以選擇：一是單獨制定所謂國家化的會計準則或審計準則；二是既要會計審計的國際化，又要本國特色的國家化；三是順應國際準則趨同的特徵，使之與國家經濟體制相適應，與會計發展戰略相契合。
經濟新，會計審計新。我們不可能背離轉型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恢弘背景，不可能罔顧公共資訊資源和國際通用商業語言的共享，而一味閉門造車。出臺一套區域性和對抗性的會計審計準則，這不僅會增大投資者的理解成本，阻礙境外資本的流入，降低對外籌資的效率，更會成為國際上低估中國市場經濟成熟程度的標尺，有違我國加入WTO的初衷，豈不慎哉？至於“既要……又要……”的訴求，首先是一種中庸的論調，不具有證偽性，無法判斷對錯；其次，人們在會計審計準則中所看到的某些特色，多是傳統計劃經濟的`色彩，正是需要改革的物件。何況從現實的演進看，追求雙重目標的結果，往往會滑向會計審計國家化之一途。
我國即將構建完成的與國際相關準則趨同的獨立審計準則體系和會計準則體系，不僅是會計審計界的戰略選擇，也是和諧會計的構成要素。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學者Rappaport就在《會計準則的經濟影響》一文中指出：“對規範公司必須報告什麼和如何描述其經濟活動的準則制定過程來說，需要以一個更寬的眼界-而不是傳統的技術會計角度來重新認識。會計立法者們必須具有更寬廣的視野，僅僅作為一個會計專家是不夠的。他們必須既諳熟會計，又能洞悉會計在經濟環境中的作用及會計決策對經濟環境的影響。”的確，會計審計準則的制定是一種政治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經濟後果的直接延伸，就是行業發展戰略的核心體現。
當然，會計審計準則趨同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業。起草標準可能並不困難，甚至，讓會計審計人接受和掌握也不是最難的。棘手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趨同與求異的關係；如何讓先進的準則不在實施中大打折扣，或形成“兩張皮”局面；如何處理好高執行成本與低環境質量的關係；如何處理好發展中的市場格局與發達國家行業差異的關係；等等。正像汽車不是速度快的馬車，電燈不是功率大的蠟燭一樣，我們需要把握會計審計準則趨同的精髓，而不至於南轅北轍。
素有“最剽悍的會計師”之稱的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主席大衛。泰迪爵士說：儘管意識到未來還會遇到很多挑戰，但我們應當對消除國家會計準則和國際準則之間的主要差異充滿信心。是的，信心是趨同的源動力，在會計審計準則大一統的程序中，我們不可猶豫，我們不能缺席，我們必須在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