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和本民族的語言結合得最緊密，詩人幫助本民族完善它的語言，使之更準確，更淳美。詩人比小說家對本民族語言建設的貢獻更大一些，但詩人卻不能使自己像小說家一樣流通出去，因為詩歌屬於感覺和情緒，對語言的依賴感極強，語言在轉述的過程中，必然喪失掉它的部分微妙和韻味，而這些卻關係著詩歌是否成立的根本。艾略特既是一位卓越的詩人，又是一位具有高度素質的文學批評家，他在《詩的社會性》一文中寫道：“詩不同於其他藝術，它對於和詩人同族以及使用相同語言的人們具有一種價值，而對其他種族的人們則沒有這一價值。”艾略特在表述上也許有些極端，但卻道出了詩歌的實質。艾略特還舉例說明道：“散文作品也確實具有隻存在於原先語言中而一經翻譯便會失去的意義;但我們都感覺得到，讀一部翻譯小說要比讀一首譯詩損失小得多;而讀翻譯過來的某種科學著作，也許實際上就沒有損失。”艾略特的意思再明確不過了，對於敘事性和那些具有紮實內容的文體，是可以轉述而不至於損害原意的，但詩歌卻是一個例外，它是屬於民族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詩歌拒絕翻譯。
諾貝爾文學獎並沒有因為詩歌對翻譯的拒絕性而冷落了詩人。翻開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的紀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96年瑞典文學院把當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波蘭女詩人希姆博爾斯卡。為什麼在詩人希姆博爾斯卡身上，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判斷力如此堅決?
讓我們看一看頒獎詞中的一段：“希姆博爾斯卡的詩歌創作是完美的言語客體，是精雕細刻的思想形象。”我們注意到裡面的一個關鍵詞：“思想形象”。“思想形象”是希姆博爾斯卡作為詩人受到諾貝爾文學獎肯定的重要原因之一。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看重希姆博爾斯卡，因為她是一個思想和詩意二者結合得非常好的詩人。在《任何情況》一詩中，希姆博爾斯卡寫道：“你得救因為你是第一個，/你得救因為你是最後一個，/因為你是獨自一人，/因為那裡有許多人，/因為向左，因為向右，/下雨，因為有陰影，/因為天氣好，陽光普照。……”她把一個人在困境中得救，歸功於偶然的力量和細節的存在，最初和最後，獨自和許多，一左一右，一陰一陽——— 相反的描述，既體現出思想的深邃，又形成了詩意的張力。
我們不知道，希姆博爾斯卡的詩歌在轉換成漢語的時候，它的原始詩意丟失了多少，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她的詩歌的基本內容得以保留了下來。她的詩中形象與思想兩個因素綜合在一起的效果，使我們感受到一種思維的快意。
希姆博爾斯卡的詩歌在翻譯過程中，它的詩意沒有消減多少，這和單純“著迷於詞彙”的語言天才狄蘭·托馬斯的處境是不同的，各種翻譯版本把托馬斯弄成截然迥異的形狀，這一方面讓我們間接體驗了托馬斯混合著沖天酒氣的才思，一方面卻相隔著一層模糊的`窗紙，無法抵達它的核心。
詩歌史上有一類好詩，正如希姆博爾斯卡的詩歌一樣，它們善於通過建構一個完整的意象，傳達出一種思想，或者說，自覺用形象來進行思想。史蒂文斯在《宣言的隱喻》中寫道：“二十個人走過橋樑，/進入村莊。/那是二十個人走過二十座橋樑，/進入二十個村莊……”前面陳述的是一個基本事實，後面重申的是走過橋樑，進入村莊——— 這一連續動作，針對“二十個人”中每一個人的重要意義。詩人強調的是，在日常的行為中，包含著個體生命存在的價值，一種人本主義的思想觀念，通過詩歌的形式轉述出來。弗羅斯特的代表作《林中路》經常被作家詩人引述，它揭示了一個普遍的生命倫理，通過描繪林中兩條分岔的小路給人們帶來的困頓，預示了人生經常面臨的兩難抉擇和未來呈現的兩種可能。因此，上述獲得廣泛性傳播的詩歌，因其思想和詩意的未被損壞而多了一份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