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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佛教思想對唐代詩詞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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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影響唐代詩詞卻以佛教為主,主要是與當時佛理的盛行有關。佛教禪理“隨風潛入夜 ,潤物細無聲”影響下 ,使唐詩達到中國古典詩歌的巔峰。充滿佛理的詩歌主要是對佛教和佛教徒的詠頌 ,或是對佛教禪理的直接傳達。

淺談佛教思想對唐代詩詞的深遠影響

  [關鍵詞]詩詞 佛教 禪

唐代的詩歌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瑰寶,其內容的豐富、形式絢麗可謂空前絕後。而這一時期宗教也極其盛行,主要以佛教、道教、儒家思想為主。唐代詩人在人格品質、精神狀態上程度不同的受到宗教的影響 ,因而在他們的詩歌中體現的宗教哲學精神內在化、心靈化程度也就有了差別,並影響到了具體詩歌創作的優劣。他們往往可以自由的從自己的性格、氣質、愛好 ,甚至於實際需要出發去選擇某種宗教哲學觀念作為自己立身行事的價值支撐,通過他們的詩篇作為其思想價值觀念的體現。他們當中有的潛心於儒,有的遊心於道,有的息心於佛,同時也有儒、釋、道三家兼收幷蓄。而主要影響唐代詩詞卻以佛教為主,主要是與當時佛理的盛行有關。這種繁盛之極的佛教理念使得當時詩歌瀰漫著佛學氣息。雖然對儒、釋、道三家同樣表現出兼收幷蓄的開闊胸懷。但對佛教的景仰崇敬之情甚至超過了儒、道兩家。下面我們來列舉幾位唐代詩人的代表來概述他們的宗教理念。

唐代名儒世家出身的詩人王勃,他不僅繼承了傳統家學的饋贈即儒家思想,而且從自身的興趣、愛好、氣質出發又把道教和佛教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他在《遊山廟記》中說:“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常學仙經。博涉道記。” 從中體現了王勃通過遊歷道廟仙府,且與道士隱者充分交流,來獲取道教思想。這裡就不難看出他濃重的道教思源。 而對於佛教,王勃則表現的更為執著,以至於有歸一佛教的願望:“我今迴向菩提 ,一心歸命圓寂。”

又如具有深厚佛學素養的“詩佛”王維,他被推崇為佛教史上的維摩詰居士 ,而取號為“摩詰”。他深受禪宗的思想影響,所以創作的詩歌作品是直達佛教禪理。如《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了觀四大因 ,根性何所有?妄計苟不生,是身孰休咎?色聲何謂客 ,陰界復誰守? 徒言蓮花目,豈惡楊枝肘。既飽香積飯。不醉聲聞酒。有無斷常見,生滅幻夢受。既病即實相 ,趨空定狂走。”此詩充斥著佛學概念、詞語,表現了他對佛學的濃厚興趣。王維的另一首《送別》詩中“下馬飲君酒 ,問君何所之 ? 君言不得意 ,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 ,白雲無盡時。” 除了表現了詩人對現實不滿,從中我們還不難看出他嚮往隱逸佛家的'生活,似有看空一切和超然出世的思想。從而形成了一種寬以代人、容於世俗的超凡境界。

《終南別業》:“中歲頗好道 ,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 ,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 ,談笑無還期。”中的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一句頗有禪意,他並不因至“水窮處”就興闌而返 ,而是“坐看雲起”。體現出其任緣隨意、平靜安閒的心態 ,以及自然恬淡、閒適悠然 ,如閒雲野鶴般隨緣適意的行程。

王維的《鹿柴》:“空山不見人 ,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 ,復照青苔上。”空山寂靜 ,偶聞人語 ,空山傳響 ,靜中有動 ,空山人語更顯空山之寂;而幽靜的深林裡 ,偶然照到青苔上的一縷斜陽則更顯動中之靜謐。充斥“靜”的佛教理念。《辛夷塢》:木末芙蓉花 ,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 ,紛紛開且落。”寂靜的塢中花開花落的悠然 ,靜中有花開花落的生命的湧動 ,但又透出了一點冷寂與孤獨。似有“禪”的思想。《鳥鳴澗》:“人閒桂花落 ,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 ,時鳴春澗中。” 闃無人跡的山澗中 ,花開花落、無聲無息 ,只有被月色驚擾了的山鳥鳴叫的聲音 ,稍稍打破了寧靜的春夜、沉寂的山澗 ,而“花落”、月出”、“鳥鳴”的輕動微響則更深地體現出了山林的幽靜。體現了禪是動中的極靜 ,也是靜中的極動。寂而常照 ,照而常寂 ,動靜不二 ,直探生命的本原。作為深受中國佛教影響最具代表性的唐代詩人王維,他主要是禪宗方面的影響。禪是中國人接觸大乘佛教教義後體認到自己心靈的深處而燦爛地發揮到哲學與藝術的一種境界。靜穆的觀照和飛躍的生命構成藝術的兩元 ,也是構成‘禪’的“心靈狀態” 。以禪入詩 ,以詩說禪 , 以禪論詩 ,詩禪結合 , 就是在詩中表達禪理、禪趣、禪境、表達禪定時體驗到的那種輕安寧靜、閒適自然的情趣 , 體現禪宗追求“淨心”“任性”“無念”的宗旨。意即所謂“幽深清遠 , 自有林下一種風流”。

“詩仙”李白是尊儒崇道的典範,而他的詩詞中也常充有佛教理念。如《廬山東林寺夜懷》:“我尋青蓮宇 ,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鐘 ,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 ,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 ,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 ,曠劫斷出沒。” 常建的《題破山寺後禪院》:“清晨入古寺 ,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都寂 ,但餘鐘磬音。” 這些詩或大量引入禪語 ,或以境說佛理 ,在格律聲韻、遣詞造句上 ,用比單純的描述更勝一籌的方式來闡發其對佛教教義的理解。

唐代另一位詩人柳宗元在其《漁翁》一詩中的:“回看天際下中流 ,巖上無心雲相逐” 也頗富禪意。他的《江雪》:“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空寂寥廓、寒江凝雪 ,惟有孤舟獨釣 ,這在一片靜謐中體現出了孤舟漁翁的孤獨、寒寂。此詩被認為有“人境俱奪”之佳境。佛教在中國本土的傳播中 ,逐漸從誦經苦修中走出來 ,提出“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的思想。

在佛教禪理“隨風潛入夜 ,潤物細無聲”影響下 ,唐詩達到了中國古典詩歌的巔峰。“文載道、詩言志、詞緣情”旨在言志言情的詩詞其魅力在於“只可意會 ,不可言傳”、“言已盡而意無窮”的妙境中。這種若有若無、言淺意濃的韻味 ,關鍵在於體味和悟 ,它與禪宗直指內心、不可言傳的“悟”相通。因此 ,詩禪相通 ,詩為禪添文采 ,而禪為詩增境界 ,即“詩為禪客添花錦 ,禪為詩家切玉刀” 。

這類充滿佛理的詩歌主要是對佛教和佛教徒的詠頌 ,或是對佛教禪理的直接傳達。佛典“十二分教”中有兩部分韻文 ,即“祗夜”和“伽陀”。“祗夜”又稱“重頌”、“應頌”,是以韻散結合的方式直接敘述佛教教義的;“伽陀”又稱“諷頌”或“孤起”,是以帶韻的短文來宣講佛理的。用詩歌來歌頌禮佛是古印度的傳統。此二者在漢語中譯為“偈”、“頌”或“偈頌”,多為佛經中的讚頌詞 。佛教傳入中國後,翻譯時為便於誦讀和理解 ,將它們按照中國詩歌的傳統形式。主要形式是五言 ,也有四言、六言、七言翻譯出來。但作為傳道佈教的工具 ,語言必然要求通俗易懂 ,受佛典內容與形式的限制 ,在翻譯時做到字數整齊一致 ,就不能講求嚴格的節奏、韻律 ,因此這些偈頌就成為類似於接近口語的通俗詩。這種通俗詩體影響了唐代的詩風 ,即中唐時通俗詩風“元和體”的流行。文人的情感、體驗不僅具有了往昔不可比擬的充沛活力 ,而且在更高精神理想的投射下發生了質的轉化與提升 ,從而更富有人性的光輝 ,也更具有文化的色彩。心靈世界的更新 ,為藝術在初唐獲得全面發展奠定了健康的精神內蘊 ,說到底 ,“一件藝術品本質上是內心世界的外化 ,是激情支配下的創造 ,是詩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體現。” 唐詩歌不僅一改往常的柔糜氣息 ,變得骨氣端翔、音情頓挫 ,而且還走出宮廷臺閣 ,表現出廣闊的宇宙意識和弘深的歷史意識 ,這些新變都為盛唐氣象的到來做了良好紮實的鋪墊。而且在宗教哲學觀念的選擇上表現出越來越大的自由。這種自覺自願的能動選擇 ,激活了文人心靈深處的情感 ,引發了他們豐富生存狀態的渴望。

綜上所述 ,我們可以大致窺得佛教影響唐代詩人意識的嬗變之跡 ,以及此種影響在唐代詩歌理論與創作中所起的實際作用。聯絡王維、李白、王勃、柳宗元等人以尋覓中國古詩詞中宗教色彩的歷史淵源 ,實際上反映了一種多文化的形成過程,從而體現了本民族文化通過外來文化影響,建立了豐富的中國思想文化寶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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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海沙,初盛唐佛教禪學與詩歌研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3] 周裕鍇, 中國禪宗和詩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