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7世紀初，培根在《學術的進展》一書中，嘗試對人類的知識進行一次整體的考察和分類，以此為研究者提供藍圖和指導。培根依照人類的理解能力將人類知識區分為三類:“歷史對應於記憶，詩歌對應於想象，哲學對應於理智”①。隨著近代學術分工和職業化的進展，德國的歷史學在19世紀的歐洲一枝獨秀，享有“近代歷史學之父”聲譽的蘭克率先在歷史學實踐領域樹立了典範，聲稱要與“寫文學書那樣的自由去發揮自己的材料”劃清界限，也不要去企望“述往知來”的重任，歷史學家應把“對事實進行精確地陳述”作為“最高原則”，其理想只在於“如實直書”。②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海登·懷特在其成名作《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一書中，試圖在廣闊的歷史知識問題討論背景下另闢蹊徑，藉助於話語分析的“轉義學”(tropology)，來探究19世紀歐洲經典史學大家的“歷史文字”，進而發現歷史學與詩學在語言形式上的同一性。
二、歷史記憶與“常識的歷史學”
眾所周知，在日常的生活經驗中，我們都有感知外間世界的能力，除此之外，我們還應有記憶和遺忘的能力。基於人類擁有共同的感官器官，我們都可以記起昨天發生過的事，為了進一步克服自然遺忘，我們使用語言符號把昨天的事記錄下來，人類便有了歷史。在希臘神話中，歷史女神“克里奧”就是記憶女神的子品亂“歷史之父”希羅多德把希臘波斯戰爭記錄下來，同樣聲稱“是為了儲存人類的功業，使之不致由於年深日久而被人遺忘，為了使希臘人和異邦人的那些值得讚歎的豐功偉績不致失去它們的光彩。”④正是在此意義上，人們也常把希羅多德的“歷史”視為西方史學的開端。由此，我們可以假定，正是人類有了這種記憶能力，我們才能擁有歷史的觀念。在這裡，我們應注意到感知與記憶是不同的，感知總是此時此刻的，而記憶面對的則是過去，總是那時那刻。如果沒有時間要素，言說我感知到這是一張課桌或記起5分鐘前看到過這張課桌就是沒有意義的。“由感知通向記憶，是原始經驗脫離其自身而成為歷史經驗的前提，也是歷史經驗獲取意義的前提。”
三、歷史推論與‘啦匕判的歷史學”
當歷史學家發現他並不是依靠他的權威敘述，而他自己就是他的權威的時候，那種常識的歷史學就要過渡到一種批判的歷史學(critical history)。在批判歷史學的階段，我們所謂的權威( authority)，比如希羅多德或修昔底德有關希臘史的敘述，他們也就不再是歷史學家的權威了，而是要成為歷史學家的原始資料(original sources)，只能作為歷史學家的信念而存在，歷史學家批判地檢驗資料的來源，依照自己的解釋原則而確證出這個資料是可信的，在這個意義七“他所謂的權威一點也不是權威，而僅僅是證據(evidence ) "②在柯林武德看來，歷史學家的自律性最明顯的體現是由歷史批判所構成的，這種歷史批判正如培根所說的質問大自然，用實驗來折磨她，以便向她索取自然界的奧祕。歷史學家的歷史批判也就要質問他的權威，這是因為他的權威可能隱瞞事實，比如愷撒關於入侵不列顛的敘述，歷史學家要像偵探那樣提出恰當的問題，然後才能從他們那裡榨取出來在愷撒的原始陳述中隱瞞的情報。還有一種情況可能是權威並不知道的事實，比如當一位醫生詢問病人的情況，病人卻並不知道他得了什麼病。在歷史學中，最明顯的示例就是考古學領域，考古學家可以揭示以前從未有人記錄的事件。③所以，從這種情況來看，歷史學家的原始資料並不僅僅限定於書寫的文獻，還應包括非書寫的資料，比如一處遺蹟、一個墓葬等等，過去遺留下來的所有痕跡(trace)都潛在的可以成為歷史學家論證某個問題的證據。
在整個認知過程中，“歷史學家貫穿在他的工作過程之中的，一直都是在選擇(selecting)、構造( constructing)和批判(criticizing);只有這樣做他才能維護他的思想在一個科學的可靠程序(sichereGang einer Wissenshaft)的基礎上。由於明確地認識到這一事實，再次借用康德的用語，才有可能實現我們可以稱之為史學理論中的哥白尼式的變革。”④可以說，在批判歷史學的階段，歷史學克服了常識歷史學的教條階段，歷史推論是這種歷史學的主要特色，體現出來的是歷史學家對於歷史理性的運用。“哥白尼式的革命”意味著，歷史知識的普遍有效性不能再依靠在歷史學中並不適用的知覺理論，而是要轉到歷史學家的理性認識的能力的批判上來。由此，經驗論討論的歷史事實就要轉化為歷史學家進行歷史推論活動中來論證某一主題的歷史證據。所以說，最終能夠確立歷史學成為一門科學的，不是依靠我們的記憶或某一敘述權威，而是歷史學家作為認識主體的理性認知能力。歷史學家運用自己的理性，依靠某種人們公認的歷史證據來確證它是對於某種特定主題的有組織、系統的知識。
對於柯林武德而言，這種批判的歷史學是在17世紀創造出來的，並在19世紀登峰造極。它是由兩種新運動組成的。一種就是文獻考證學(Textual Criticism)或來源研究(Qullenforschung);另一種則是以考古學為典範的運用非文字材料的學科。18世紀初，維柯首次在哲學上對這些方法進行了總結，他也正是利用批判歷史學的原則發現了“真正的荷馬”。⑤正是歷史學家在歷史研究中運用了理性地批判和論證，才使得歷史學在19世紀獲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使得歷史學家的工作真正能夠與自然科學家的工作相比擬。 在柯林武德所生活的英語世界中，布萊德雷率先從哲學的角度探討了批判歷史學的原則和方法。
四、歷史想象與‘構造的歷史學”
柯林武德所要討論的第三種東西就是構造的歷史學(constructive history)。這種歷史學是由歷史學的特殊性是對過去的研究而產生的。柯林武德正是對時間問題的考察中，得出前兩種知識型別所預設的時間都是“空間化”的時間觀，過去的實在性是建基在空間的物質廣延上，但是它們都沒有對什麼是時間意識做出正確的探討。具體分析來看，試想，我感知到這間房屋中的這張課桌，我是如何感知到它的?我可以看見到它，觸覺到它。從物質廣延上說，我只能看到這張課桌的一個側面，觸覺到桌子表面的硬度但卻觸覺不到桌子的下面，那麼我是如何感知到“這就是一張課桌!”在每一個瞬間我都只能注視到課桌的一個側面，而我轉向課桌的另一個側面時，上一個瞬間消失了。當我再次轉向課桌的背面時，上上一個瞬間也消失了，我又怎麼在當下這一瞬間感知到“這就是一張課桌!”回答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來自心靈的構造能力。我是通過心靈意識中的想象能力來補充和鞏固實際上從物質廣延上沒有被感知到的客體。這也就是說，在日常生活的感知活動中，想象無時無刻不在充盈著感知的活動。
歷史想象與歷史學的.關聯恰恰是歷史學的特殊性造成的，即歷史學家所研究的物件恰恰是每當研究開始而歷史己不在場。正如康德對想象力的論述，想象是把一個物件不在場時在心靈中表象出來。舉例來說，當我們閱讀愷撒的《高盧戰記》，我們的權威敘述告訴我們說，有一天愷撒在羅馬，後來又有一天在高盧，再有一天渡過盧比孔河，而關於他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旅行，他們卻什麼都沒告訴我們，但是歷史學家並不總是固守著一份材料說一分話，而是要從這一份材料中合理地推論出許多話，可以在其中插入他自己設計的構造。歷史學家所設計的構造就恰好體現了歷史學家的自我權威，也就是柯林武德所謂的構造的歷史學，他“把構造的歷史學描述為在我們從權威們那裡引用來的陳述之間插入了另一些為它們所蘊涵著的陳述”③。
在柯林武德看來，想象的構造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一種自由幻想，就像歷史小說那樣是用幻想出來的細節來填補對愷撒行程的敘述，而是對歷史推論的本質的進一步設定。就比如我們眺望大海，看見一艘船，三分鐘之後再望過去，又看見它在另一個地方;那麼當我們不曾眺望這艘船的時候，我們就會發覺我們不得不想象它曾佔據過各個中間的位置。這種想象也正是合理的推論，在考古學的實踐工作中這種想象也同樣是無處不在的。“如果我們的構造並不包含有任何不為證據所必需的東西，那麼它就是一種合法的歷史構造，沒有它就根本不可能有歷史學。”④所以，這種歷史想象並不是以往歷史學家所論述的想象力，就如英國浪漫主義史家麥考萊所認為的那樣，歷史學家要具有一種充分的想象力，以使得他的敘述更加動人和形象。柯林武德在這裡所論述的歷史想象是每一個歷史學家在思考他的研究物件所必然喚起的想象，它不是“裝飾性的(ornamental)而是結構性的(structural) "。也就是說，柯林武德是在認知的結構中來探討歷史想象的，所以他也常在康德的意義上把歷史想象稱之為“先驗的(a priori)想象”，正是種想象活動“溝通了我們的權威們所告訴我們的東西之間的裂隙，賦給了歷史的敘述或描寫以它的連續性”⑥。
五、結語
縱觀西方近代歷史學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發現，歷史學的進步不僅體現在學科化和職業化上的進步，同其他學科一樣，在人類的學術殿堂上佔有一席之地;與此同時，歷史學也是一種社會實踐，影響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19世紀末期，這種社會實踐也遭遇了深刻的危機，進一步促使人們從各個層面來反思這種嶄新的運動。作為其中的重要代表，柯林武德試圖從歷史哲學的高度來探究“有組織和系統化的歷史研究之存在所造成的哲學問題”，這一特殊問題是18世紀以來歷史學自身發展所喚起的，而“各種打算說明數學的、神學的和科學的知識之知識理論，都沒有觸及歷史知識的特殊問題”，所以“歷史哲學就不得不將這些知識理論懸置起來，直到它能對歷史學是怎樣成為可能的建立起一種獨立的證明為止’，⑥。
具體到柯林武德關於歷史想象的討論也應如是觀。他將歷史想象納入到先驗的想象這個形式層級之中，並把歷史想象與知覺的想象和自由或純粹的想象區分開來。也就是說，柯林武德不僅看到了這三種想象之間的聯絡，而且注意到了它們之間的區別。如此看來，柯林武德通過先驗的想象來論證歷史想象和藝術家的純粹想象在形式上的統一性，無疑與敘述主義歷史哲學通過話語的言辭結構來論證歷史敘述與文學敘述的同一性有共通之處。②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柯林武德與懷特不同的是，他始終強調形式與內容的統一，而不是像懷特那樣只強調“形式的內容”。
懷特對19世紀歐洲歷史想象的探討所提出的一般性結構理論，其“基礎是詩性的，本質上尤其是語言學的。”③柯林武德對歷史想象的分析是論證歷史思維的一個重要環節，將其看作是對歷史推論本質的進一步研究。對於柯林武德而言，一旦論證了歷史思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就保證了歷史研究在整個知識王國中的合法性地位。這不僅克服了歷史學領域的獨斷論，而且規避了歷史學領域的懷疑論，讓歷史學在歷史理性的軌道上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