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是地理學分支學科之一，相信閱讀這類的書籍你一定會有很多感想。一起看看小編為大家整理推薦了人文地理的個人讀書筆記，歡迎收藏哦。
在閱讀《地理學與地理學家》過程中，瞭解到1945年以來英美人文地理學界的關於人文地理學學科性質的三種概念：經驗科學、人文主義科學、批判科學。唐曉峰在隨筆中一直貫穿著一種深受西方人文地理影響的學術風氣，他強調西方人文地理學“人味兒”十足，老覺得不能簡單地說地理學是“地學”，人文地理學正經應該說是“人學”。作者坦然入門於《地理學與地理學家》，所以在骨子裡應該有一種關於人文地理的研究正規化。關於人文主義思潮，及其陣營中的現象學、觀念論、存在主義、心理學等等都是重視人類心智活動與文化現象的思想流派。王恩湧先生在《值得一讀的人文地理學佳作——唐曉峰著的，<人文地理學隨筆>》中解釋該書將人的思想與物的環境表達出來。對於其中的某些文章加以論述補充，大力推薦該書設計內容廣泛，時間跨度長。其中介紹到作者唐曉峰的童年在老北京胡同中個人成長環境造就了他對北京、對中國人文地理的情有獨鍾。《北京城的光榮與夢想》中寫道北京城蘊含著不同時代的人文精神、不同時代的品味與追求，文化景觀異常豐富。《老北京》中提到所謂“老北京”是特指一個有特殊生活傳統的社會群體。它強調一種全面的人文屬性，包括：品行、趣味、道德、禮俗、親朋之道、飲食舉止、世家風範甚至保羅毛病、陋習。作者信手捏來，就地理事項說事，就身邊文化闡發地理思想。這是一種中國心的體現，也是人文關懷的體現。
關於“人文主義地理學”這裡尤其想要展開論說。通過閱讀葉超的《作為中國人文地理學鑑鏡的段義孚思想》，再結合唐曉峰的“還地理學一份人情”隨筆一文。對於段義孚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對於糾結在腦海的“人文主義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段義孚作為華裔社會人文學者，能夠在西方社會獲得廣泛認可的聲譽，這與他涉足各個學科領域，從更大的學術視角解讀人文地理。段義孚稱自己研究的是“系統的人本主義地理學”，以人為本，還地理學一份人情，就是他的“地學”特徵。這裡暫時不對humanistic geography譯為“人文主義地理學”還是“人本主義地理學”做爭論。李旭丹先生認為“人文主義”的範圍是大於“人本主義”的，周尚意等與段義孚先生商量後認為應該是前者合適，更加符合段義孚思想主旨以及敘述他的研究主題，作者葉超對此也持認可。葉超在文中論述了對於段義孚學說是否屬於地理學、如何認識和推廣人文主義地理學進行迴應解釋，特別探討了段義孚思想與學術對於中國人文地理學的啟示與借鑑。對於地理學的學科範圍不能侷限於固定的學科約束，人文地理學應該是多學科交叉的結果，需要從其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借鑑世界觀、方法論。葉超認為“跨界交叉”是二戰後人文地理髮展特點，不能簡單的把段義孚的學說排除在地理學之外，葉超對於學者們拒段義孚於門外的做法，進行批判為其辯駁。段義孚作為人文主義地理
學的代表人物，他的大部分論著都是關於人類與環境、空間與地方、環境與景觀的內容。這些研究內容並非地理學的傳統之外。葉超指出段義孚屬於書齋型地理學家的經驗方法，段義孚的經驗方法包括直接的視覺、聽覺、味覺、嗅覺等感覺情感的體驗，也包括認知與觀念。實驗(experiment)與經驗(experience)是兩種完全相反的方法，例如洪堡就是強調實地考察、實地調研來獲得規律，實驗有嚴格的精確的人為設定。而經驗是更廣義的、複雜的、模糊的體驗。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經驗方法特點是：吸收不同領域、理念、社群與文化中對於地理現象的不同感覺與認知，展示人類在對待自然、空間、地方、景觀等地理現象上的複雜經驗。段義孚原來的專業是地貌學，後來由於上文化地理大師索爾的客場，使他對人文地理有了興趣。至此之後，他的人文地理研究中，總是以人為中心，注重人的情感、價值觀。段義孚的成名作《戀地情節》，戀地的本質是戀自我，當地方場所被賦予人的情感、價值後，人與地合一，合一合在人性上。戀地情節(topophilia)其中topo指的是地，philia指的是偏好。段義孚關注的人類的“愛好”是活生生的現實的日常生活中的人類情感表現，分佈在街道上、校園裡、瑣事中，正如段義孚所說“尋找平凡事物後面的暗中關係，隱含意義，並以新鮮有力的語言揭示出來”。葉超在推廣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思路中指出：擺脫“科學主義”的桎梏，以“人文主義”理念審
視地理現象與問題;關於人文地理在發展過程中湧現出來的不同流派，最初;某個概、某門學科的瞭解不會止步，只要地理環境中的;
視地理現象與問題。對此在讀過孫俊等人的《地理學史研究正規化——科學地理學史與知識地理學史》有了進一步的理解。科學地理學史深受薩頓、庫恩的影響，主張一元傳統的科學史觀，造成自然與人文的分裂。知識地理學史主張多元傳統的科學史觀，大大擴充套件了地理學史研究的視野。“科學主義”有嚴格的框架，有實證的要求，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人文地理的研究擴大。“人文主義”恰恰彌補了這一缺陷，從人文關懷角度出發，通過知識地理學史可以解釋地理學在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的實際意義。Yi-Fu Tuan已經與人文主義地理學緊緊聯絡在一起。
關於人文地理在發展過程中湧現出來的不同流派，最初的人文地理是地裡描寫、地理解釋，後來不滿足於僅僅的文學傳統，20世紀60年代的計量革命為人文地理帶來了新的利器，藉助數學方法、統計學方法，實證主義的思潮一度興盛，出現了許多有影響的空間理論模式。隨後出現了對於實證主義計量方法的批評，這就是人本主義思潮和後現代主義思潮。就我目前的理解，任何思想流派的出現都是時代的產物，人類應該是越來越進步，思想意識應該是越來越發展，對於一些地理現象的認識更全面。所以任何思潮的出現不能絕對性的予以否定，應該認識到其背後的社會大環境。對於人文地理這門學科的認識還應該在發展中學習理解，對於人文地理現象的理解還應該更多的從人的角度進行認識，對於
某個概、某門學科的瞭解不會止步，只要地理環境中的人去發現去認識去體驗，人類對於它的認識只會更深刻，人類也就能更好的適應環境，受益其中了。
人文地理類書籍讀書筆記篇二：人文地理隨筆在閱讀完《人文地理隨筆》第一遍之後，腦海裡面充滿感性的人文地理印象，正如作者唐曉峰所說：“這些隨筆或是有地理現象引發的想法，或是在想法中找出地理內容”。作者在前言中提到了自己的“出身”，學習過考古與地理(人文地理、歷史地理)兩個專業，作者深有感觸的談到自己對於學習這兩個專業的前後的感受，學時不解不愛，學後興趣盎然。作者就這兩者的相似之處進行概括，認為歷史地理與考古學都是需要腳踏實地的說話，不能無病呻吟，歷史地理學與考古學都是在大地上尋求人類活動的痕跡。
關於地理這門學問，作者唐曉峰的理解是廣義的。地理知識不僅僅是硬的知識，還有觀念、思想、理論。從不同的層面有不同的用途，就社會而言，地理放之其中可以使政治操作、軍事部署、文化展現、歷史反思;就個人而言，又可以是情感世界、人生體驗。在中國的地理文化中，有小識和大識之分。所謂“小識”多是中國文人的遊記抒情，它是軟的，由於文人的見聞而情景交融抒發個人情懷。“大識”則多指體國經野，天時地利這類政治韜略，它是硬的，多是硬道理。
再次拿起隨筆讀第二遍的感受相較於當初，會有一些全新的更深刻的感受。對於其中作者提到的一些地理認識會有思考考證，還有揣測質疑，還有迷惑不解。作者提到：“地還是那個地，人已經變得後現代了”。“‘後現代地理學’不是地變出來的，而是人作出來的”。對於這些定論，我猜想地真的還是那個地嗎?人的確不在是當初的人了。在詹姆斯與馬丁的《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學思想史》中，地理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古典時期、近代時期、現代時期。在古典時期中關於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地理學，許多古希臘的哲學家地理學家提出了一些反應那個時代的地理思想。古典時期的“地”和我們今天的“地”一樣嗎?任何思想意識形態都是特定時空的產物，換言之，我們的世界觀方法論都有一定的歷史侷限性，人類的進化史也是人類不斷認識自我，認識生存環境的過程。生產力的有限性導致古典時期的地理視野受到約束，儘管有各種直接間接經驗還拓寬西方人的地理視野，那時候的“地”恐怕和21世紀的今天是不同的。從古典時期的世界地圖中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古典時期的地理劃分，世界視野。21世紀的快速發展的交通通訊，網際網路時代的到來使世界變成地球村，今天的“地”已經大大與那時的“地”不可同日而語。地理學的傳統從洪堡、李特爾開始，已經奠定了研究人類居住的家園，地理環境與生活在其中的人成為傳統的地理研究正規化。人地關係在不斷髮生改變，地理環境完全是人“作”出來的嗎?“後現代地理學”真的完全是人“作”出來的嗎?只是一個質疑，也需要認真調查分析。
人文地理類書籍讀書筆記篇三：地理學思想史《地理學思想史》這本書在全息地展示地理學思想史的這樣一個辯證的過程，十九世紀以前，地理學的發展無疑是十分緩慢的，地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建立標誌出現在1874年的德國——地理學作為一門由專業教師們講授的高階課在大學設定，自此也開啟了地理思想史的近代時期。在這以前人們對問題的討論，或者說是這種“辯證”式的發展，表現得還不明顯，由於地理學在此前處於萌芽階段，已取得的成果還無法形成較為深入的對立，加之大學還沒有出現，使得這些學者在空間上還無法集聚，討論還無法經常進行。但通過洪堡和李特爾的努力，地理學已經為走進大學課堂奠定了知識基礎並初步獲得成功，特別是為地理學的專門化做好了開啟的準備。他們同在柏林1859年去世後，沒有人能夠接替他們，再也沒有一個學者能夠掌握關於地球的全部知識了，古典地理學就此終結。
十九世紀，隨著德國學術界的革新，大學作為一個學術機構，在中世紀的歐洲首先創辦，大學的創立意義十分深遠，不僅通過教育的方式為普及專門知識提供了固定的場所，使得關於學科知識的討論經常發生，而且還通過他自己的獨特方式把學術成果儲存並傳承下來。在這裡我要說明的是在這個時候，真正意義的地理學的“辯證”的發展階段才正式開始。直到二戰以前，是地理學發展的近代時期，這一時期的發展，地理學的發展更多地歸功於個人的才能，地理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廣泛應用，基於如下五個問題：(弗雷德·勒克曼)①人類應該選擇宇宙間的什麼事物來觀察並記載?②觀察它們的最好辦法是什麼?③對觀察到的事物如何進行概括來解釋他們在地球上的某種重要幾何佈局?④如何來解釋這些佈局模式或言之成理?⑤怎樣來交流這些成就?近代地理學叢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開始發軔。這期間國與國之間的交流並不是很頻繁，所以形成了一國別為基礎的各種流派：德國的新地理學，法國和英國的新地理學，蘇聯的新地理學，美國的新地理學。
在這一近代時期最富於“辯證”意味的地理學內部的辯論，當屬蘇聯地理學中的哲學思想和方法-論方面的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的分合問題，主張二者結合的一方以巴朗斯基和薩烏什金為代表，他們堅持人地關係在地區上的統一性;另一方面則以康斯坦丁諾夫為代表，認為“統治物質世界的規律和統治人類經濟活動的規律是完全不相同的”，“這兩門學科無論在邏輯上甚至在實用上都不能合成一門學科”;並且認為“經濟地理學是一門純粹的經濟學科，應當和地理學決裂，徹底拋棄地理觀點”。全國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小央於1934年5月16釋出的法令中，肯定了巴朗斯基的觀點，規定經濟地理助教學應以自然地理為基矗但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的各自獨立發展一直是蘇聯地理學的特點。到了六十年代V.A.阿努欽又掀起了一場新的論戰。阿努欽既抨擊了“非人文”的自然地理學，也抨擊了的“非自然”的經濟地理學。他認為地理方法在地區綜合體的研究上表現得最完美，只有在區域研究中，自然特徵、居民、歷史和人口、經濟才是平衡的。
現在回顧這段歷史，如果從上述的“辯證”的角度來看，可以稱其為一個非常好的例證。阿努欽選擇了一條理論上的中庸之道，他的著作對這個問題的論述無疑是翔實而又紮實的。但就我國目前的地理學及“大人文地理學”的分科現實來看，在實踐過程中，他們誰也沒有錯。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日益分離。我們把“城市地理學”、“經濟地理學”從大的“人文地理學”中分離出來，一方面是因為這兩門學科是同級別學科中發展勢頭最強勢的，另一方面，他們在研究的方法-論和認識論方面也不存在必然的共同理論基礎，或者是直到目前人文地理學也還沒有找到本學科獨特的理論基矗人地關係學說也不夠強勢。這也在表明人文地理學在基礎理論方面發展偏於薄弱的現實。現在也沒有誰一定要去爭辯，到底地理學是應該怎樣分科，為什麼?我認為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實踐，學者們糾纏於理論，苦於抽象論辯，可能是當時地理學實踐所引發的，可能又是當時的實踐無法清晰解釋的。由上述辯證法的分析可以看出，這不簡單是理論上的所謂“正、反、合”的問題，實踐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評判作用。如果當時的實踐無法解決爭端，就交給未來的實踐，經過若干年的發展，或許實踐不僅能告訴你誰是正確的，還能讓你得到意想不到的結果——你們都沒錯或你們的討論已然失去意義了。所以我建議，在運用辯證法解釋學科發展過程中，不要忽略實踐的重要作用，不然很可能陷入形而上學的境地。交由實踐，不是不負責任的推卸，有時是不得不的選擇。
二戰是使人們的思想意識發生劇烈轉變的重要觸動劑，同時也成為現代地理學與近代地理學分野的標誌。二戰後，人類社會迎來了少有的黃金髮展時期，技術革新的浪潮席捲全世界，學術界，包括地理學界也被席捲其中。二戰後至現在，世界地理學的發展開始進入了全面的國家之間、地區之間、大洲之間的頻繁對話階段，詹姆斯的這本著作對此論述很少，對這段時期的學科發展史的辯證審視，將留待閱讀《地理學和地理學家——1945年以來的英美人文地理學》時在下一份讀書筆記中詳述。
我對辯證法的認識
其實從辯證法的原初論述中可以看出，它只是用於解釋社會、經濟、歷史的發展過程。不用太費心思，你便可以發現，辯證法在解釋事物發展過程中是無往而不勝的，這裡有陷於“詭辯”的嫌疑。在預測方面，我覺得它是基本上沒有什麼功用的。愛因斯坦當年看過辯證法後就說，這玩意對科學研究沒有任何作用。這種說法，是否屬實，有待考證，但很少發現辯證法在預測科學發展時的有用成果卻是一個現實。事實上我們永遠無法確知，一個命題的否命題特別是否定之否定的命題是什麼。在學科辯證發展過程中，辯證法也無法告訴我們這些。相反我們卻常能見到辯證法的濫用和誤用。這可能是很殘酷的現實。或者我說，辯證法是一隻不會生蛋的雞。比如舉一個例子，比如一個學生，在臨考前一個月要制定一個學習計劃，設定考試只考語文和數學兩科，那麼第一種說法是，只學語文，第二種說法是隻學數學，這可以看成是“正”和“反”，那麼“合”呢?是既學語文又學數學麼，這有什麼意義。事實上不太會有人愚蠢到在分析這樣的問題時，搬出辯證法如此思考。在網路上的bbs論壇上我們可以看到問題討論的這種辯證的進步方式，大家以某一問題為中心陸續發言，發言給我們以不同程度的啟發，如果非得要用辯證法的路子去歸納，你會發現其中的複雜性會大打折扣。一個見解的精彩，往往不一定產生於所謂的表面上的“否定之否定”或“合題”，有時還會出現更為複雜的情況，在不同的人眼中，同一論述的精彩程度會大相徑庭，甚至會恰恰相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洞察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也就是徹底弄清了人之為人的本質。人類認識自身，最終能否徹查之，還是交給未來的實踐吧!
自此基於我上述對辯證法的認識，便水到渠成地產生了這樣一種讀學科史的方法，那就是特別關注學科發展到危機重重，爭論到白熱化時的後續發展，看廣大學者如何解決危機的，爭論是如何產生的，分歧在那裡，又是怎樣化解的，還要特別觀察實踐在這其中的作用。觀史鑑今，弄清我們的學科從哪裡來，思考我們學科的本質，雖然無法完全解決現在的問題，但至少會堅定我們走向未來的信念。
後續的思考
如下想法將在另一本書《地理學和地理學家》的讀書筆記中展開：“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和“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從歷史學理論角度審視學科的發展、延續;個體的主觀與客觀：從主觀與客觀的角度看地理學史;關於因果律：從康德的哲學看地理學史。
人文地理類書籍讀書筆記篇四：地理學思想史《地理學思想史》這本書在全息地展示地理學思想史的這樣一個辯證的過程，十九世紀以前，地理學的發展無疑是十分緩慢的，地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建立標誌出現在1874年的德國——地理學作為一門由專業教師們講授的高階課在大學設定，自此也開啟了地理思想史的近代時期。在這以前人們對問題的討論，或者說是這種“辯證”式的發展，表現得還不明顯，由於地理學在此前處於萌芽階段，已取得的成果還無法形成較為深入的對立，加之大學還沒有出現，使得這些學者在空間上還無法集聚，討論還無法經常進行。但通過洪堡和李特爾的努力，地理學已經為走進大學課堂奠定了知識基礎並初步獲得成功，特別是為地理學的專門化做好了開啟的準備。他們同在柏林1859年去世後，沒有人能夠接替他們，再也沒有一個學者能夠掌握關於地球的全部知識了，古典地理學就此終結。
十九世紀，隨著德國學術界的革新，大學作為一個學術機構，在中世紀的歐洲首先創辦，大學的創立意義十分深遠，不僅通過教育的方式為普及專門知識提供了固定的場所，使得關於學科知識的討論經常發生，而且還通過他自己的獨特方式把學術成果儲存並傳承下來。在這裡我要說明的是在這個時候，真正意義的地理學的“辯證”的發展階段才正式開始。直到二戰以前，是地理學發展的近代時期，這一時期的發展，地理學的發展更多地歸功於個人的才能，地理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廣泛應用，基於如下五個問題：(弗雷德·勒克曼)①人類應該選擇宇宙間的什麼事物來觀察並記載?②觀察它們的最好辦法是什麼?③對觀察到的事物如何進行概括來解釋他們在地球上的某種重要幾何佈局?④如何來解釋這些佈局模式或言之成理?⑤怎樣來交流這些成就?近代地理學叢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開始發軔。這期間國與國之間的交流並不是很頻繁，所以形成了一國別為基礎的各種流派：德國的新地理學，法國和英國的新地理學，蘇聯的新地理學，美國的新地理學。
在這一近代時期最富於“辯證”意味的地理學內部的辯論，當屬蘇聯地理學中的哲學思想和方法-論方面的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的分合問題，主張二者結合的一方以巴朗斯基和薩烏什金為代表，他們堅持人地關係在地區上的統一性;另一方面則以康斯坦丁諾夫為代表，認為“統治物質世界的規律和統治人類經濟活動的.規律是完全不相同的”，“這兩門學科無論在邏輯上甚至在實用上都不能合成一門學科”;並且認為“經濟地理學是一門純粹的經濟學科，應當和地理學決裂，徹底拋棄地理觀點”。全國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小央於1934年5月16釋出的法令中，肯定了巴朗斯基的觀點，規定經濟地理助教學應以自然地理為基矗但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的各自獨立發展一直是蘇聯地理學的特點。到了六十年代V.A.阿努欽又掀起了一場新的論戰。阿努欽既抨擊了“非人文”的自然地理學，也抨擊了的“非自然”的經濟地理學。他認為地理方法在地區綜合體的研究上表現得最完美，只有在區域研究中， 自然特徵、居民、歷史和人口、經濟才是平衡的。
現在回顧這段歷史，如果從上述的“辯證”的角度來看，可以稱其為一個非常好的例證。阿努欽選擇了一條理論上的中庸之道，他的著作對這個問題的論述無疑是翔實而又紮實的。但就我國目前的地理學及“大人文地理學”的分科現實來看，在實踐過程中，他們誰也沒有錯。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日益分離。我們把“城市地理學”、“經濟地理學”從大的“人文地理學”中分離出來，一方面是因為這兩門學科是同級別學科中發展勢頭最強勢的，另一方面，他們在研究的方法-論和認識論方面也不存在必然的共同理論基礎，或者是直到目前人文地理學也還沒有找到本學科獨特的理論基矗人地關係學說也不夠強勢。這也在表明人文地理學在基礎理論方面發展偏於薄弱的現實。現在也沒有誰一定要去爭辯，到底地理學是應該怎樣分科，為什麼?我認為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實踐，學者們
糾纏於理論，苦於抽象論辯，可能是當時地理學實踐所引發的，可能又是當時的實踐無法清晰解釋的。由上述辯證法的分析可以看出，這不簡單是理論上的所謂“正、反、合”的問題，實踐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評判作用。如果當時的實踐無法解決爭端，就交給未來的實踐，經過若干年的發展，或許實踐不僅能告訴你誰是正確的，還能讓你得到意想不到的結果——你們都沒錯或你們的討論已然失去意義了。所以我建議，在運用辯證法解釋學科發展過程中，不要忽略實踐的重要作用，不然很可能陷入形而上學的境地。交由實踐，不是不負責任的推卸，有時是不得不的選擇。
二戰是使人們的思想意識發生劇烈轉變的重要觸動劑，同時也成為現代地理學與近代地理學分野的標誌。二戰後，人類社會迎來了少有的黃金髮展時期，技術革新的浪潮席捲全世界，學術界，包括地理學界也被席捲其中。二戰後至現在，世界地理學的發展開始進入了全面的國家之間、地區之間、大洲之間的頻繁對話階段，詹姆斯的這本著作對此論述很少，對這段時期的學科發展史的辯證審視，將留待閱讀《地理學和地理學家——1945年以來的英美人文地理學》時在下一份讀書筆記中詳述。 我對辯證法的認識
其實從辯證法的原初論述中可以看出，它只是用於解釋社會、經濟、歷史的發展過程。不用太費心思，你便可以發現，辯證法在解釋事物發展過程中是無往而不勝的，這裡有陷於“詭辯”的嫌疑。在預測方面，我覺得它是基本上沒有什麼功用的。愛因斯坦當年看過辯證法後就說，這玩意對科學研究沒有任何作用。這種說法，是否屬實，有待考證，但很少發現辯證法在預測科學發展時的有用成果卻是一個現實。事實上我們永遠無法確知，一個命題的否命題特別是否定之否定的命題是什麼。在學科辯證發展過程中，辯證法也無法告訴我們這些。相反我們卻常能見到辯證法的濫用和誤用。這可能是很殘酷的現實。或者我說，辯證法是一隻不會生蛋的雞。比如舉一個例子，比如一個學生，在臨考前一個月要制定一個學習計劃，設定考試只考語文和數學兩科，那麼第一種說法是，只學語文，第二種說法是隻學數學，這可以看成是“正”和“反”，那麼“合”呢?是既學語文又學數學麼，這有什麼意義。事實上不太會有人愚蠢到在分析這樣的問題時，搬出辯證法如此思考。在網路上的bbs論壇上我們可以看到問題討論的這種辯證的進步方式，大家以某一問題為中心陸續發言，發言給我們以不同程度的啟發，如果非得要用辯證法的路子去歸納，你會發現其中的複雜性會大打折扣。一個見解的精彩，往往不一定產生於所謂的表面上的“否定之否定”或“合題”，有時還會出現更為複雜的情況，在不同的人眼中，同一論述的精彩程度會大相徑庭，甚至會恰恰相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洞察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也就是徹底弄清了人之為人的本質。人類認識自身，最終能否徹查之，還是交給未來的實踐吧!
自此基於我上述對辯證法的認識，便水到渠成地產生了這樣一種讀學科史的方法，那就是特別關注學科發展到危機重重，爭論到白熱化時的後續發展，看廣大學者如何解決危機的，爭論是如何產生的，分歧在那裡，又是怎樣化解的，還要特別觀察實踐在這其中的作用。觀史鑑今，弄清我們的學科從哪裡來，思考我們學科的本質，雖然無法完全解決現在的問題，但至少會堅定我們走向未來的信念。 後續的思考
如下想法將在另一本書《地理學和地理學家》的讀書筆記中展開：“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和“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從歷史學理論角度審視學科的發展、延續;個體的主觀與客觀：從主觀與客觀的角度看地理學史;關於因果律：從康德的哲學看地理學史。
人文地理類書籍讀書筆記篇五：地理學與生活自然地理學家可以擔任水資源和其他資源分析師、氣象氣候學家、土壤學家等工作。最近有一個需求量很大的領域是環境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以環境研究為專業的地理學家在公共機關和私人機構都可以找到工作。他們的工作包括對擬建專案對於空氣、水質和瀕危物種的環境影響進行評估，以及編寫動工所必需的環境影響報告。 地理學關注的領域 製圖學與地理資訊系統 就業機會 聯邦政府各個部門(例如國防制圖局、美國地質勘探局、環境保護署)私營部門的製圖師(例如環境系統研究所、ERDAS公司、Itergraph公司、或本特利公司)地圖管理員;為規劃師、土地開發師、房地產局、裝置公司、地方政府服務的地理資訊系統專家、遙感分析師、測量師 天氣預報員、戶外向導、海岸島管理員、水文學家、土壤保護與農業推廣員 環境管理員、林業技術員、公園保護員、有毒廢料規劃師 社群開發師、美國和平部隊志願者、衛生保健分析師 企業和工業選址分析師、市場研究員、交通/路線調動管理員、房地產中介/經紀人/評估師，經濟開發研究員 城市與區域規劃師、交通運輸規劃師、住房、公園與休閒規劃師、醫療保健規劃師 聯邦政府區域專家、國際業務代表、旅行社、旅行作家 國小、國中教師，普通地理學高校教授，海外教師 自然地理學 環境研究 文化地理學 經濟地理學 城市與區域規劃 區域地理學 地理教育 地理學家使用空間一詞作為框定問題和構成概念的修飾語。他們說：地理學是一門空間科學，它關注的是空間分佈的現象、區域的空間範圍、人類的空間行為、地球表面各個地方之間的空間關係，以及那些行為和關係後面的空間過程。地理學家利用空間資料界定空間格局和分析空間系統、空間互動、空間擴散，以及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空間變化。 對於世界農業格局的研究可能涉及到全球的氣候狀況、文化上對事物的偏愛、以及經濟發展水平和世界貿易格局。
一個地方的自然特徵是指這樣一些自然面貌：氣候、土壤、供水情況、礦物資源和地形特點等等。這些自然景觀的屬性提供了人類社會發生的背景條件。他們有助於形成----而不是支配---人類的生活方式。例如，資源基礎是受自然決定的，但資源如何被認識利用是受文化決定的。
人類活動那些可見的印記稱為文化景觀。
空間擴散就是一種觀念或食物從一個來源中心向比較遙遠的各個地點的擴散，這種擴散，的速度和規模還受到分隔新觀念或新技術的來源地與最終接受地之間的距離的影響。擴散的速度還受到如人口密度、 交通方式、新發明的優勢、以及始發節點的重要性或聲望等因素的影響。
區域就是地球上顯示了重要元素的內部一致性與周圍地域的外部差異的地方。因此，有些地方既不同於、但又相似於其他的地方------既產生區域差異格局，又有互相耦合的空間相似性。 迪克西(dixie)代表著一種對區域的共識和認知。
被國家地理教育委員會和美國地理學家聯合會的委員聯合會總結為基本概念和課題的五大基本論題，就是在所有地理調查和各級指導書中反覆出現的那些基本概念： 區位：地球表面相對和絕對位置的意義。
地方：場所與從不同且顯著的自然與人文特徵。
地方內的相互關係：人與環境相互關係的發展和結果。 運動：地球上人類空間互動的格局與變化。 區域：他們如何形成與變化。 地球科學傳統：是致力於把地球當做人類棲息地來研究的學科分支。他在古希臘代表了地理學的根本，即描述地球複雜地貌的自然結構和自然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