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elt．1943— ）是美國哈佛大學人文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成員，專門從事跨越傳統學科界限的前沿性學術研究。他是美國新歷史主義與文化詩學的領軍人物，也是“自我造型（self — fashioning）”理論的首倡者。“自我造型”理論始於他的博士論文《沃爾特·羅利爵士：文藝復興時期的男子和角色》，之後格林布拉特在著作《文藝復興的自我造型》中比較全面地體現了“自我造型”理論。本文試圖通過對“自我造型”理論的描述和分析，洞悉該理論的實踐意義，進而把握“自我造型”理論分析視角的獨特魅力。
二、理論概述
“自我造型”理論最初是由格林布拉特和他的同事們在研究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字的過程中逐漸總結和完善起來的。格林布拉特認為，人類的自我是一個社會化構建的過程。人類的自我是在人類文化結構中文字之間相互流動的過程中實現自我塑造的。在格林布拉特看來，人是文字，具有互文性，各種社會力量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構成文化，而“自我造型”則是文字之間的相互流動的結果，一個人的行為會影響他人，同時也會受到他人的影響。自我造型的過程是作者通過虛構的文字事件，闡述本人與他者之間的矛盾衝突，最終實現自我“塑造”的過程，同時，在文字的流動過程中對讀者產生不同程度的“塑形”。因此，自我造型理論試圖通過對文字的書寫、分析和闡述，著重說明文字對個體和他者的“塑造”所產生的作用。換而言之， “自我造型”意在強調文化和文學通過文字的流動對人的塑造所產生的重要作用。
三、自我造型視角下的文學人物透析
（一）《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形象
紅樓夢中的林黛玉時常用詩詞來宣洩自己的離別情緒，她所描寫的多是些死、老、衰等消極的景象。比如，“怪奴底事倍傷神，半為憐春半惱春。憐春忽至鬧忽去，至又無言去不聞”形象地表達了林黛玉對愛情的傷感和猜疑；“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體現了林黛玉借物抒情、睹物思人的多愁善感和對自己命運多舛、前途未卜的迷茫。林黛玉將自己的消極情緒源源不斷地輸送到自己的詩句中，同時這種消極情緒不斷地反作用於她的思想和行為，使其思維方式越來越消極——喜散不喜聚，喜靜不喜動。林黛玉就是在這種文字間的互動中不斷地重塑著自己，敢愛不敢言，將自己的愛情寄託於文字，在文字中逐漸將自我解構，最後為自己的愛情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二）林黛玉的悲劇——多種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自我造型”表面上看是人類自身的建構過程，但是從深層意義上來講，“自我造型”的背後反映的是相互作用的文字之間相關的所有社會關係的總和。格林布拉特認為，人類的自我是一個社會化構建的過程。人的本質不是固定的、整體的，而是不確定的、不連貫的，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各種合力的作用下形成的，處於文字互動中的個體始終處於不斷地變化發展之中。林黛玉消極意識的塑造，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多種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林黛玉從小被當做男孩子來撫養，一直酷愛讀書，深受當時封建思想的毒害和束縛。雖然我們在林黛玉的身上隱隱約約看到了女性意識的萌芽，但這並沒有發展成為其自身的主導思想，更不可能將其付諸實踐。在當時的條件下，自由戀愛毫無可能，這也是釀成林黛玉愛情悲劇的重要推動力。林黛玉深知自己無法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只好整天以淚洗面，直到生命的終結。在封建社會中，賈寶玉作為賈府的寵兒，可以享受一夫多妻的特權，在這種封建文化的塑造和朦朧的自我意識的反覆較量中，林黛玉愛得炙熱，也愛得痛苦，內心充滿了嫉妒、恐懼和猜忌。在封建社會，婚姻是父母之命，林黛玉對自己的愛情沒有絕對的自主權，儘管寶、黛的感情在賈府眾所周知，但是賈母心中的理想人選並非林黛玉，最終賈母撮合賈寶玉和薛寶釵，犧牲了林黛玉，林黛玉滿腔悲憤，離開了人間。從自我造型理論的角度來看，林黛玉朦朧的女性意識與封建文化的侵蝕間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造成的對賈寶玉的反覆無常，甚至最後釀成的愛情悲劇都是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文字間相互流動的過程中，各種力量相互作用所產成的。
（三）王安石筆下的仲永：自我塑造與消解
格林布拉特的“自我造型”理論總是尋找與自我對立的非人格化力量來促成自我的造型，在自我造型的動態過程中，知識對個體的塑造作用不可忽視。王安石筆下的傷仲永，曾令多少人對仲永的年少成才而讚歎不已，也曾讓多少人因其故步自封、歸於平庸而深感惋惜。仲永五歲便能指物作詩，“其文理皆有可觀者”，之後“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最終錯過了學習的機會，到19歲時已與普通人一樣了。知識是一種力量，一種權利，總是以某種方式塑造自我和人生。仲永年少時天資過人，贏得了“邑人”們的讚賞和欽佩。仲永的天才神童形象在其才華這一力量的作用下逐漸得以塑造。其父親虛幻地認為年少時天資過人，便不用再學，一生都將才華橫溢，便“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最終使仲永歸於平庸。在仲永自我塑造的過程中，與自我對立的非人格化因素也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就仲永而言，這一非人格化力量即人性的傲慢。這種人性的傲慢使仲永在自我塑造的過程中不斷地消解自我的本質和天資，最終使其歸於平庸。
四、自我造型視角下的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的理論千頭萬緒，但它們都致力於追求兩性地位的平等，都建立在共同的理論前提之下，即現時的社會建立在一個以男性話語權占主導地位的父系體系之上，在這樣的體系中，男性被賦予了比女性更多的特權，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倫理等各個領域都受到了不平等的對待。女性主義者試圖從各個角度來深究女性處於相對較弱地位的本質原因。雪莉·歐德娜（Sherry Ortner，1974）認為，兩性地位的差異，不是來自於生物差異，而是生物差異如何在一個文化界定的價值系統中詮釋出來。法國著名作家波伏瓦在她的《第二性》中曾提出過經典的命題：“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而是被塑造成了女人”。雖然雪莉—歐德娜和波伏瓦在對女性自我本質認識上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兩者在文化的影響力方面達成了共識，兩位女性主義的`支持者都在不約而同地強調文化對“自我塑造”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換句話說，當我們在“自我
塑造”理論的背景下來重新解讀兩位哲學家時，不難發現兩者在這一問題的認識上達到了統一，即“女性”是在一個在男性話語權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中，男性利用其特權所規定出來的，是在女性所處的從屬地位的社會中建構出來的。
在父權制的社會中，女性的生存價值和標準按照男性的話語來塑造，被男性的價值標準所左右。女性的形象在男權制度下被無限美化和歌頌，比如女性的貞烈、堅守婦道，賢妻良母、相夫教子等品性。這種看似表面光鮮的形象背後隱藏著的是男性無比的自私。因為一旦女性背叛和違背了這些“完美”的品質，就必然受到全社會的譴責和唾棄，就好像女性被戴上了一個緊箍咒，永遠受到無形的束縛。這就好比一顆玻璃球，人們將它舉得越高，一旦其從高處掉下時就會摔得越碎。這種想象的產生一方面來自於父權制度下男性對於話語權的支配地位，由此構成的男權世界裡，女性被奴役、被禁錮、被選擇、被指責和傷害，男性做了錯事可以被寬恕，而女性做了錯事則要被打入地獄。另一方面波伏娃認為，除了女性總是受到壓迫這一事實之外，女性的受壓迫與階級或種族受壓迫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女性是她們自己受壓迫狀況的同謀。用存在主義的術語來說，女性把男性的注視以及對性別的期望內在化了。她們成了男人期望她們所成為的形象，一種超越性的存在被困在了內在性中。按照自我塑造理論的視角看，女性在成長的過程中，被社會教導如何做一名女性。女性的“自我”本質上是在以男性佔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中，在各種文字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產生的，是被塑造出來的。這種被塑造出來的形象，尤其是完美形象，被用於維持對女性的壓迫，一旦在現實中損壞了這些美好的形象，便會被社會所唾棄、拋棄，釀成悲劇。
五、結語
自我造型理論的產生有其久遠的歷史淵源，深深地植根於肥沃的歷史土壤之中。格林布拉特教授把自我造型的研究放在了文藝復興的巨集大背景之下，極力尋求文學、文化和歷史的相關性。自我造型理論作為一種分析文字間相互作用的方法，為我們分析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文字閱讀對讀者的“塑造”以及作者、他者、文字之間的互文性特徵都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對理解社會文化的構建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