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傷說”興起之後，學者們似乎開始有意地帶著挑剔的眼光閱讀餘氏散文，甚至將研究目光轉向餘秋雨本人，“懺悔說”“文化人格說”等一系列帶有人身攻擊性質的言論開始越來越多的佔據著人們的視野。這一批評直到新世紀以來才漸漸歸於平靜。以上研究者們對於《文化苦旅》態度的轉化，基本是由褒到貶，先是《文化苦旅》的巨集大視角，深刻的思想內容，後又開始詆譭之前的讚揚，認為這種寫作看似深刻，但卻是模式化十足，缺乏真情實感，充滿了造作的痕跡，甚至從批文轉向批人。批評者對於一本散文集的態度在短短十幾年間發生瞭如此大的轉變，究其關鍵必然是批評價值觀的變化，而批評價值觀的變化則必然反映著社會歷史環境的變化。1990年代，正是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大眾傳媒強烈衝擊著傳統意義上的純文學，幾乎將其排擠到了邊緣的角落。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許多作家為了與新媒體爭奪受眾，不得不千方百計吸引大眾的眼球。散文這一文體為了求得生存也在這種商業化的侵蝕下變得日益“快餐化”，可是，物極必反，這種描寫生活瑣事的文學作品由於數量過多、質量平平，沒有多少養分可以供讀者吸取，很快便遭到了人們的厭棄。廣大學者和讀者十分期待高質量即思想深刻、內容廣博、巨集大，形式新穎的散文出現。
就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散文環境中，餘秋雨攜《文化苦旅》漸漸走入了人們的視野。可以說，餘秋雨正是因為符合了當時人們的心理才獲得成功的，即他滿足了讀者閱讀“文化散文”的願望；打破了散文為政治服務的侷限；表現了作家應有的.個性；充分運用了知識分子贏回的話語權也就是說，《文化苦旅》在1990年代初期的成功是社會轉型時期精神風貌的體現，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人們已經逐漸接受了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轉型這樣一個事實，知識分子們也不再沉溺於自身危機，他們開始嚴格審視造成文學危機的真正原因，即將研究、探索的目光投到文學作品本身，希望通過改善文學作品的質量來贏回自己的讀者市場。
於是，人們開始重新思考對於《文化苦旅》的評價，從而引出了“硬傷說”“模式化”等問題。新世紀以來，我國的經濟、科技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種文學形式也隨之產生髮，如簡訊文學、網路文學等，在這種新文學形式的衝擊下，知識分子有了更加巨集大視野，他們漸漸擺脫了盲目浮躁的心理，開始客觀地看待散文這一文體的發展，對於《文化苦旅》的評價也就越來越客觀化。綜上所述，《文化苦旅》在1990年代的評價變化是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整治政策的變化是批評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經濟的發展變化則是造成批評變化的直接原因，社會轉型給文化帶來的衝擊則直接影響了文學批評價值觀的變化。
也就是說，1990年代初期文學市場經濟的衝擊使得批評邊緣化，批評價值觀則傾向於具有巨集大意義的作品；1990年代中後期，文學批評對作品本身的價值的深入研究，使得文學批評的價值觀就開始在精英立場與大眾文化立場之間掙扎，並逐漸形成了多樣性、多元化的局面。新世紀以來，隨著各種文學樣式的生髮及批評主體派別的林立，批評價值觀也就更加多元化，以至於形成了“自說自話”的批評格局，文學批評也因此失去了往日的權威。可見，一個階段的社會歷史環境直接影響了此時期文學批評的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