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會工作正逐漸走上職業化和專業化的發展道路，但同時針對本土社會工作缺乏專業性的質疑和批評聲音也越來越強烈。下面是小編為大家分享中國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困境及解決方法，歡迎大家閱讀瀏覽。
一、西方社會工作發展的專業化路徑
西方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開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由社會組織運動（Social Society Organization）的代表里士滿和睦鄰友好運動（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的領袖亞當斯推動的，她們倡導在貧困的社群直接針對貧困居民開展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亂了她們預想的發展邏輯。戰爭期間，在美國紅十字會的推動下，精神科社會工作（Psychiatric Social Worker）應運而生。社會工作者抓住了這一社會發展的重要契機，開始組織大規模的精神科社會工作者進行培訓。這些受過專業訓練的社會工作者被派到各地的社會服務機構，在機構中開展各種專業服務，以迴應因戰爭帶來的精神方面的創傷和情緒方面的困擾等個人心理問題。[1]自此，西方社會工作者開始把服務的專業性定位於個人的內部，專注於個人精神方面困擾的消除。[2]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些曾經接受過社會工作服務的退役軍人和家庭成員中有1/3的人仍希望繼續享有社會工作的服務，他們大多有穩定的收入，而且能夠自己支付服務費用。這樣，社會工作的服務物件慢慢出現了變化，不再僅僅是需要救濟的貧困居民，而且還有穩定工作和收入的中產階級，他們面臨的主要困難也不僅僅是與貧困相關的各種綜合的問題，如資源不足、教育機會缺乏、解決問題能力不佳等，而是個人內部心理的困擾。[3]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社會工作有償服務就是這一發展要求的體現。[4]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通過了社會保障法（Social Safety Act），政府承擔了物質的救濟，而社會服務機構的社會工作者只剩下消除心理困擾的任務。[5]
與此同時，為了迴應專業性的質疑，西方社會工作者開始主動尋找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由於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精神衛生運動的影響，社會工作者接受了當時已經得到社會認可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並且把它作為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理論基礎。儘管期間有不少的社會工作者對此提出了懷疑，要求社會工作者吸納社會的元素作為專業服務的理論基礎①，但是直到20世紀60年代，在社會工作領域佔據主導的一直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動力學派的邏輯框架。[6]
與社會服務機構倡導的程式化和規範化的正式專業服務不同，社群崇尚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非正式的服務，它鼓勵居民的參與和互助，具有綜合性和增能的特點。[7]雖然社群工作早在社會工作開創之初就已經踏上了探索之路，但是由於其自身的非正式和自助的特徵，再加上政府對個人問題的關注，社群工作一直遊離在專業服務之外。直到20世紀60年代，社群工作才因為社群貧困的問題再度受到西方社會工作者的關注，特別是美國約翰遜政府大力推出了社群發展專案（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之後，開始重新倡導鄰里互助和社群預防的服務，使社群工作成為三大專業方法之一。[8]20世紀80年代之後，由於撒切爾和里根政府採取了保守主義的經濟政策，對社會福利服務的經費進行大幅度的裁減，而且推崇一種以提高個人競爭能力為目標的服務邏輯。[9]這樣，社群資源的調動以及志願者的運用就成為專業服務順利實施的關鍵。社群工作也因此受到社會工作者的青睞。[10]特別是在英國國家醫療服務和社群照顧法案（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nd Community Care Act of 1990）的影響下，社群照顧服務受到全社會的關注，社群工作成為可以和個案工作比肩的專業服務。[11]
早期的小組工作把小群體成員之間的互動作為手段，目的是促進小組成員的改變，它們通常作為教育、娛樂和人格塑造的工具運用於睦鄰服務和慈善服務中。[12]在杜威教育思想的影響下，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本主義思潮的興起，小組工作逐漸找到了自己的理論基礎，把小組經驗本身就視為小組成員參與意識和民主意識培養的核心，有其重要的價值。[13]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小組工作得到了迅猛的發展，除了在社會工作的訓練課程中設定了專門的小組工作之外，還創辦了專門的小組工作雜誌，而且不同的小組工作手法也得到了總結提煉。[14]小組工作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組織模式：一種稱為“小組中的工作（Work—in—Groups）”;另一種稱為“小組工作（Group—Work）”。前者把小組作為工作的場景或者手段，關注小組成員個人人格的改變，運用的是一種控制和指導的活動組織方式;後者把小組經驗本身作為服務目標，注重小組成員共同（Commonalities）意識的培養，包括問題的發現和解決的整個過程，採用的是一種參與和互助的活動組織方式。[15]顯然，小組中的'工作更像個案工作，注重服務的標準化和程式化;而小組工作更像社群工作，強調參與和互助。到了20世紀90年代，小組工作的這兩種發展取向變得更加明顯。一方面，由於政府大幅度消減服務經費開支，越來越注重可觀察、可測量的服務成效，服務的控制性加強;另一方面，社會批判意識的提升，讓人們更加關注社會排斥和種族衝突等問題，服務的社會內涵進一步延伸。[16]
通過回顧西方社會工作專業化發展的路徑可以發現，雖然西方社會工作發端於社群，但專業化開始於機構服務中的個案工作。西方社會工作的專業化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機構的專業服務，注重服務的規範化和標準化，以治療為核心;另一種是社群的專業服務，注重服務的參與性和互助性，以增能為重點。前者以個案工作為代表，後者以社群工作為示範，小組工作則介於兩者之間，它既可以走機構專業服務的路線，也可以走社群專業服務的路線。
二、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發展的專業服務困境
儘管近幾年來我國社會服務機構有了迅猛的發展，但機構服務中個案工作的開展方式卻與西方很不一樣，不同於在服務機構的輔導室中，求助物件主動到服務機構尋求幫助，我國的社會工作是在求助物件的自然生活場景中，由社會工作者主動走近求助物件的日常生活，如家庭、社群等。這樣的變化迫使我國本土社會工作者在開展個案工作時，面臨兩個無法迴避的挑戰：一是，入戶服務挑戰。由於求助物件不是主動尋求幫助的，他們的求助願望不強，甚至模糊不清，這使得社會工作者與求助物件的合作關係極不穩定。在這樣的環境下，要社會工作者在一兩次短短的入戶見面中就與求助物件建立穩定的合作關係，把求助物件轉變成服務機構的服務物件，顯然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二是，自然場景服務挑戰。在自然場景中開展專業服務與服務機構的輔導室服務很不一樣，具有非常明顯的不穩定性。無論服務的主題和場景佈置，還是服務的時間和程序安排，都需要社會工作者根據實際場景的變化做出及時調整。顯然，在這樣不易掌控的自然場景中開展深度的專業服務，其難度可想而知。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作為本土社會工作者可以學習、借鑑的西方個案工作大多產生於機構服務中，既沒有入戶服務的挑戰，也沒有自然場景服務的要求。這樣的差距導致本土社會工作者在個案工作中常常感覺到力不從心或者不知所措——專業的做不出來，做出來的不專業。這樣的服務狀況同時使得本土社會工作者面臨這樣一種個案工作的專業服務困境：如果繼續在自然場景中開展服務，服務的專業性就會面臨質疑;如果回到服務機構的輔導室開展服務，服務的社會工作元素又會面臨懷疑。
一旦社會工作者走進社群開展服務，他（她）們就會面臨眾多的服務物件，就會有兩項無法迴避的任務：資源的連結和志願服務的組織。但是，這兩項任務在中國本土實施起來都與西方不一樣，不僅中國的社群社會組織不夠發達，使得本土社會工作者常常感到缺乏必要的資源，而且由於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的發展並沒有像西方那樣建立在志願服務基礎之上②，因而在招募志願者和組織志願服務過程中都存在不小的困難。顯然，在這樣的社群條件下開展社群工作，它的服務成效和專業性都會受到影響。
最令本土社會工作者感到困惑的是，在社群開展服務將面臨雙服務主體的現象，社會工作者不僅需要服務社群中的特定人群，而且還需要處理好與社群居委會的關係，因為他們也為社群居民提供多種不同的服務，這種現象是中國社群服務所獨有的。由於每個城市社群都有居委會（農村為村委會），他們負責社群居民的日常服務和管理的工作，包括貧困居民的救濟和救助。③這樣，無論社群服務開展前的入戶需求評估，還是社群服務開展過程中的人員和場地協調，甚至是社群服務結束後的跟進，都需要社群居委會的配合。因此，本土社會工作者在設計社群服務計劃時，既需要顧及社群中需要服務的人群，也需要照顧社群居委會的要求;否則，設計出來的服務計劃很難在社群中順利實施。從社群需要服務的人群來看，他們生活在社群中，既需要居委會的日常服務，也需要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服務，二者結合才能保證社群居民的利益。顯然，對於本土社會工作者來說，他們面臨一項在西方的社群工作中沒有的挑戰：瞭解社群居委會的執行機制，學會從雙服務主體的角度設計社群服務計劃。
正是基於中國社群這樣的獨特處境，本土社會工作者在社群工作中面臨一個無法迴避的專業服務困境：如果按照西方的社群工作模式開展服務，只關注社群中有需要服務的人群，不去處理與社群居委會的關係，專業服務就無法順利開展，甚至可能無法走進社群;如果考慮社群居委會的要求，就會受到社群居委會日常行政事務的影響，服務的專業性就會受到質疑。
與個案工作和社群工作相比，小組工作的適應範圍要寬得多，它既可以在機構的輔導室內組織，也可以在社群的自然生活場景中開展，特別是在個案工作和社群工作受阻的情況下，選擇小組工作的方式不失為明智之舉。但是，由於失去了個案工作和社群工作的基礎，小組工作也就自然停留在娛樂的層面，很難深入，它的專業性也將面臨質疑。
因此，在中國本土開展社會工作將面臨專業服務的困境，不僅個案工作很難深入，社群工作很難拓展，服務缺乏專業性，而且小組工作因為缺乏基礎，也容易陷入娛樂化，流於形式。
三、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發展的專業身份困境
除了專業服務的困境之外，中國本土社會工作者在服務開展過程中將面臨另一個重要挑戰：專業身份困境。專業身份是專業實踐者明確自己的位置，清晰與其他專業區別的核心所在，是專業實踐者對自己專業的發展方向和價值的確認。對於像社會工作這樣的新興職業而言，專業身份尤為重要，它不僅告訴社會工作者可以做什麼、有什麼價值，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向社會工作者展示專業的未來發展方向。專業服務的困境固然可以影響專業身份的確立，但就社會工作者而言，他（她）們的專業身份本身就無可迴避地面臨挑戰。
就個案工作來說，由於個案工作不僅在服務模式和技巧方面與心理輔導沒有明顯的差別，而且還常常借用心理輔導的技術，使得社會工作者在個案服務中很難確定自己的專業身份，常常與心理諮詢師（心理治療師）混淆在一起。與社會工作者相比，心理諮詢師在心理輔導模式和技能方面的訓練要規範得多、系統得多，這讓社會工作者在面對個案服務時常常覺得不如心理諮詢師。與西方社會工作專業化發展的條件不同，西方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幾乎與心理輔導的發展在同一時期，它們同時面對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迅猛發展的契機，兩者不是競爭的對手，而是合作者，一起共同應對當時社會在心理諮詢和治療方面提出的要求。[17]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就不同了，它要晚於心理輔導。如果以2008年國家第一次確立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考試為標誌，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是在21世紀初，而心理輔導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走進中國並且獲得了政府的認可，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同。[18]顯然，在這樣的條件下推進個案工作，社會工作者亟須確定自己的專業身份，與心理諮詢師區別開來;否則，不僅社會無法認同社會工作，就連社會工作者自己也無法確信社會工作的獨立存在價值。
就社群工作而言，社會工作者也同樣面臨專業身份的挑戰，不過，這樣的挑戰主要不是來自於心理諮詢師，而是社群工作者。實際上，自20世紀80年代起國家開始推行基層管理制度改革以來，中國的社群工作者已經從傳統的貧困人群救助的實施者轉變成現在的社群居民參與活動的組織者，他們已經擁有為社群居民開展多種不同服務的豐富經驗。如果社會工作者走進社群開展服務，自然需要回應社群工作者的服務要求。與社群工作者相比，社會工作者無論是對社群居民的瞭解程度，還是對社群資源的掌握程度都明顯處於劣勢。而且，就接受服務的社群居民來說，由於長期受管理體制的影響，他們對社群工作者的信任度要比社會工作者高，因為社群工作者代表的是政府，而社會工作者代表的是民營的社會服務機構。在這樣的條件下開展社群工作，社會工作者亟須明確自己的專業身份。
正是在心理諮詢師和社群工作者雙重身份的挑戰下，中國本土社會工作者無論在個案的治療服務方面還是在社群的增能服務方面，都無法順利實施自己的專業服務，確認自己的專業身份。不過，也正是由於這種雙重身份的挑戰，使得中國本土社會工作者在無奈之下選擇了另一種應對專業發展的思路，出現專業身份搖擺不定的現象，即當面對個案的治療服務時，中國本土社會工作者強調自己的資源連結的能力;而當面對社群的增能服務時，中國本土社會工作者又強調自己的治療服務的能力。毫無疑問，這樣的回答是不利於中國本土社會工作者專業身份的確立的。
四、服務專案在中國本土社會工作專業化發展中的作用
實際上，西方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一直也面臨一個難題：個案治療服務與社群增能服務的割裂和衝突。前者認為後者缺乏科學性和專業性，後者強調前者缺乏人文關懷和社會視角。[19]不少學者發現，把社會工作的專業手法劃分為個案、小組和社群存在著明顯的弊端，這樣的觀點必然導致要麼注重個案的治療服務，要麼關注社群的增能服務，使社會工作所強調的個人改變和環境改善兩個方面相互割裂開來。[20]但是，在實際的服務中，由於人的問題的複雜性和所處場景的複雜性，個案治療服務常常涉及社群的增能服務，社群的增能服務也常常涉及個案的治療服務，二者需要結合在一起。因此，不少學者開始擺脫社會工作三大專業方法的傳統思維侷限，嘗試走綜合服務的道路，希望將不同的服務有機地整合起來。④服務專案就是通過更高層次的服務專案的設計和安排把注重個案的治療服務與注重社群的增能服務等不同的服務方式結合在一起，以提高服務的成效。[21]
服務專案這個概念很早就出現在社會工作的服務領域，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它的主要內涵並不是指專業服務的整合，而是指服務的輸送和管理，包括如何管理服務的輸送、如何增加不同機構之間的相互合作、如何提高政策的管理水平以及如何加強不同服務實施部門之間的配合等。[22]到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約翰遜政府發現以往僅僅靠支援個案治療服務的專業服務發展策略很難幫助貧困人群擺脫弱勢的社會處境，於是開始大力推進社群綜合服務專案和大型社會服務專案，不同型別服務的整合才開始受到社會工作者的關注。[23]為此，美國政府還專門開設和組織了綜合服務的訓練課程。[24]不過，此時服務專案強調的是社會環境因素的改變。20世紀七八十年代，撒切爾和里根政府上臺後，大力推行市場執行的機制，大幅度消減社會福利服務的資金，促使社會工作選擇了新的發展取向，除了注重服務的綜合性和成效之外，開始關注服務物件自我能力的提升，推崇以服務物件為本的綜合服務。[25]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由於布萊爾和克林頓政府倡導“第三條道路”，個人改變與環境改變如何結合成為社會工作關注的重點，社群綜合服務又重新走進社會工作者的視野。[26]不過，此時的社群不再是被視為與個人相區別的生活單位，而是作為個人實際生活的場景，是社會工作者實現個案治療服務與社群增能服務相結合的服務場域。
至此，社會工作開始注重一種綜合服務的專業服務形式：服務專案。它不是簡單地把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和社群工作疊加在一起，而是有自己的服務邏輯和服務理念。它認為，個人的任何改變都需要以環境改變作為支援，而任何環境的改變都需要以個人改變作為基礎。很顯然，這樣的服務理念是希望把個人的改變放回到個人所生活的日常生活場景中，而社群是實現這一服務理念的最佳選擇。不過，這裡的社群就不是社會工作的一種工作手法，而是實現社會工作綜合服務的重要場所。這樣的一種以社群為本的綜合服務專案就需要實現四個方面轉變：1。社會工作者從服務的中心轉變成服務的合作者;2。服務物件從單個人或者單個人群轉變成非正式和正式網路構成的人際網路;3。服務的形式從直接針對個人或者人群的治療服務轉變成針對社群危機的預防服務;4。服務的方式從社會工作者個人提供直接幫助轉變成多專業團隊提供綜合服務。[27]總之，服務專案不是在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和社群工作之外增添的一個與之並列的新的工作形式，而是從一種嶄新的視角重新理解和設計社會工作的服務邏輯，它不再把個人的改變和環境的改變分割開來。
對於中國本土的社會工作者來說，服務專案的作用不僅僅表現在提升社會工作服務的成效，緩減一線工作者的工作壓力。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服務邏輯正好可以幫助本土社會工作者擺脫專業服務開展過程中的制度困境。在個案的治療服務方面，雖然就單個個案來說，本土社會工作者很難超過心理諮詢師，但可以通過社群增能服務的連線發揮環境改變的作用，為個案的改變提供更好的社會支援，從而為自己找到專業發展的空間;在社群的增能服務方面，雖然在一次社群服務中很難看出本土社會工作者與社群工作者的差別，但可以通過個案治療服務的連線發揮個人改變的作用，為環境的改變提供更好的基礎。如此本土社會工作者就能為自己開拓專業發展的位置。可見，只有藉助服務專案的推進，個案治療服務和社群增能服務才有專業發展的空間。服務專案不僅具有了服務技術層面的作用，而且同時還擁有了服務策略層面的價值，它與本土社會工作的開拓和社會工作者專業身份的確認緊密聯絡在一起。
顯然，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不僅需要個案治療服務的專業化和社群增能服務的專業化，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服務專案的專業化。它幾乎成為本土社會工作者是否能夠走出目前中國社會工作專業化發展困境的關鍵。對服務專案專業化的強調，正是基於對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發展過程中在個案治療服務和社群增能服務方面遇到的制度性條件的考察，通過服務專案就可以將這些制度性條件轉化為發展的契機，並且與西方社會工作專業化發展中的經驗和成果銜接起來，真正實現社會工作的本土化。
五、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發展的專業化路徑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發展的專業化路徑與西方不同，它既不能從機構輔導室的個案服務開展，也不能走社會工作三大專業方法並駕齊驅的方式，因為中國本土社會工作不僅在個案治療服務方面面臨入戶服務和自然場景服務的挑戰，而且在社群增能服務方面也面臨志願服務資源和社會組織資源不足，以及由社會工作者和社群居委會構成的雙服務主體的制度條件的限制，特別是在心理諮詢師和社群工作者雙重身份的壓力下，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空間就集中在瞭如何將個人改變與環境改變的結合上。因此，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需要藉助服務專案的邏輯和方法，在注重整合個人改變和環境改變的服務專案視角下推進個案治療服務和社群增能服務，找到自己的專業發展的位置。
儘管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路徑與西方存在著很大的差別，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本土的社會工作者不需要學習西方社會工作在專業化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實際上，作為中國本土的社會工作者一方面需要關注本土社會工作的實踐經驗，另一方面也需要學習和轉換西方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經驗，二者缺一不可。否則，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的發展就會因為缺乏反思和警覺能力迷失自己的方向。
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具有與西方不同的社會條件和身份條件，在自然生活場景中和社群居委會負責的社群中開展專業服務，作為中國本土社會工作者不僅需要滿足自然場景服務和雙服務主體的要求，同時還需要應對來自心理諮詢師和社群工作者的身份挑戰。因此，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既不能像西方那樣走機構輔導室專業服務發展的道路，也不能追求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和社群工作分別專業化的發展方式，而是需要圍繞著個人改變和環境改變的結合，藉助個案治療服務和社群增能服務的連線、轉化和整合，即服務專案的專業化，找到並且拓展自身的專業發展空間並確認好自身專業的社會身份。
因此，服務專案的專業化在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不僅具有提高服務成效的技術層面的意義，同時還具有明確專業發展空間和社會身份的價值。
註釋：
①引入社會的元素作為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是很多社會工作者的努力目標，如心理社會治療模式、功能理論以及問題解決模式等，這些都關注社會工作在社會層面的功能。
②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的發展首先集中在教育領域，近幾年在政府大力推動下，才逐漸從教育領域走入實務領域。
③居委會制度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已經建立，到了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它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特別是在民政部推行的社群服務和社群建設的影響下，我國社群已經融入了很多服務的功能，成為我國基層管理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④將個案治療服務與社群增能服務整合起來通常有三種方式：第一種在個案治療服務中增添社群增能服務的元素，或者在社群增能服務中增添個案治療服務的元素;第二種採用社會工作通用模式;第三種運用服務專案技術。前兩種只涉及服務的延伸和轉換，不涉及服務的綜合。只有第三種才強調為服務物件提供綜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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