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是具有"現代經濟學之父"美譽的蘇格蘭經濟學家、哲學家亞當·斯密的一本經濟學專著，是其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作品。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國富論讀後感，供大家參閱。
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他關於市場機制的論述已成為經濟學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間一直被視為“至聖先師”。但是，斯密在天堂過得並不開心，人們崇拜他，談論他，但是卻並不瞭解他的思想真諦，只是用他的某個思想來為自己服務。《國富論》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亞當.斯密第一次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做出了系統的研究，創立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把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後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鬥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在第五編，亞當.斯密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複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後，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後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可見，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慾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斯密死後，人們把《國富論》奉為經濟學的聖經，把他關於利己的人受“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社會利益的思想，作為市場經濟千古不變的基本原則，卻把《道德情操論》幾乎忘得一乾二淨。於是，市場經濟缺少了道德，引發了許多罪惡，在個別地方甚至成為災難。
《國富論》，顧名思義，就是要研究什麼是財富和如何增加財富的，即如何“富國裕民”的。以後的經濟學家把斯密的思想簡單地概括為三點：第一，追求財富增加是每個人和社會的目標;第二，利己是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即人是經濟人;第三，市場上價格這隻“看不見的手”把個人利己的行為引導向有利於整個社會，即經濟中的自由放任。這是現代人對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經濟學發展而來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各種市場經濟，其中一大部分是壞市場經濟。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的市場經濟是掠奪式市場經濟——靠對海外殖民地和國內勞動人民剝削和掠奪的市場經濟;東南亞、拉美和東歐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一種權貴市場經濟——少數人靠權力侵吞國有資產而致富，多數人墮落為赤貧者的市場經濟;許多國家曾經或正在形成的貧富對立的市場經濟——只注意效率而忽視公平，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汙染性市場經濟——以環境嚴重破壞和生態失衡為代價來發展經濟的市場經濟。當然還有各種半計劃半市場的偽市場經濟。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場經濟。
現代經濟活動追求的應該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礎之上運用市場機制調節的好市場經濟。但這條路不是筆直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偏差也不奇怪，關鍵是要及時糾正錯誤。例如，把GDP作為一切，用增長代替社會全面的發展。其結果是環境汙染、資源短缺，社會矛盾加劇。這並不是說GDP不重要，只是說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強調的財富增加不等於幸福增長就是這個意思。
市場經濟承認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來發展經濟。這就體現在社會與企業激勵機制的建立上。但做到這一點並不難，難的是還要人們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們目睹了金錢欲爆發之後的種種罪惡，會感到斯密稱《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更基本的含義。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講道德的經濟。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就會引發災難。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國富論讀後感(二)《國富論》是亞當。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們一一分析了經濟與國家的種種關係，讀後筆者覺得受益匪淺。
亞當·斯密在230年前就熟悉牛頓的思想，他還撰文讚揚過牛頓，後來他用牛頓的物理學原理作為經濟體系，造出了一本擲地有聲的《國富論》，後來西方就出現大量的所謂經濟學名著。因此，世界就像開設了一個經濟文化大賭場，所謂的經濟學家就像賭場中一個個旁觀他人輸贏的馬仔，圍繞著博弈實體經濟學理論憑個人感覺進行猜測，憑個人主觀意願盲目欣賞。但《國富論》裡沒有引入輸贏與均衡的標準，沒說怎樣取勝，沒有給出一個整體如何對大小的區分，沒有開端，沒有終結，也就是沒有邊界，都是一些巨集觀抽象的概念。無論混沌和有序怎樣互相轉換，《國富論》中並沒有給出任何博弈行為取勝的依據。全世界經過230多年的研究，沒有發現什麼有效可示範的依據。230年以來，無數人渴望從書中挖掘有用的東西，最終發現了一句話“看不見的手”，它在《國富論》中只出現過一次，眾所周知，一篇鉅著裡一個詞出現一次，最多隻能稱其為一個文化資訊，一個詞偶然地出現，這不是經濟學思想，更不是理論，亞當·斯密也就沒有定性解釋過它的本質特性。人們對它似懂非懂，幾乎所有人的解釋都是自圓其說，一傳十，十傳百，無限的放大，“看不見的手”就成了神話。
今日我們用《博弈聖經》實體與性質的觀點解釋“看不見的手”，它就是博弈實體法則的威力。博弈實體法則的癮魂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其內在邏輯是道德與博弈的法則，市場經濟就是根據一套“博弈法則”使資源配置通過道德協同與博弈協同得到調整，亞當·斯密的“自發秩序”和“看不見的手”都是在觀察博弈實體時得到的感覺。他宣稱市場經濟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為了維繫兩個假設，一是效率，二是窮人的生活。亞當·斯密的“比較優勢”只有對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們才格外地積極，這會帶來你死我活的競爭和掠奪。西方的經濟學大師，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專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質的博弈對局不是博弈實體就不存在“看不見的手”，對個體瘋狂的掠奪就無法干預。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亞當·斯密已經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了博弈實體的威力，可惜他還沒有認識到博弈實體的本質特性，他感覺到，“人類行為的結果是非存心出現的”，好像參與者帶來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見的手”給予的，這是一個賭徒，對賭博結果的無奈，對博弈實體的無知才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我們從邏輯的哲學出發，研究科學發展觀的博弈實體戰略，發現它的文化結構複雜而巨集大，人們難以理解，語言也很難表達，它比《國富論》描寫的“看不見的手”複雜得多。“看不見的手”只有簡單的幾個邏輯步驟就可以告成，特別對哲學素養準備不足的經濟學家他首先感覺到“看不見的手”語言流暢，琅琅上口，還有一個“手”以穩固的形象在場景中的表現，它還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場執行機制恰是“看不見的手”，人們就深信不疑，學者也相信它，傳播它，把它神話了。
馬克思、恩格斯也諷刺過“看不見的手”，“這種關係就像古代的命運之神一樣逍遙於環球之上”。“看不見的手”沒有表述政府特殊巨集觀調控對市場干預產生的`社會效應，沒有談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為追逐國家利益的外交動機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價值，沒有表述官員的行為是代表國家實體戰略的手，這是亞當·斯密理論的缺失。
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不會演繹出正理均贏論，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外交的通用名詞，不談正理均贏論，人們就會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對博弈實體社會的凝聚力。經濟學的理論忽略博弈實體政治的社會特性也只能稱為個體經濟學和窮人經濟學。如果不談正理均贏論，一切追求最大化，它會逐步地使經濟資本不斷的擴張、掠奪、侵略，一定會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沒有具體闡明博弈實體法則的重要性，這不是一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
忽略博弈實體政治，單一的追求主體效率最大化，有權有錢的人不知道自己與實體的關係，就會藐視博弈實體法則，使人的利益透支，權益透支，肆無忌憚，變本加厲，最後的瘋狂形成鉅貪罪惡，一切追求經濟最大化的經濟衍生物，像道德與誠信將會消失，一切浪費、汙染、錯誤都包藏起來，表現虛擬的實體假象，最後造成經濟危機，物價膨脹和市場經濟大蕭條。我們看《博弈聖經》二人對局的取勝原理，再看科學發展觀的定義可知，以人為本的行為才是經濟學的核心議題。《博弈聖經》在開篇中有一句話：“博弈並不關注目的的本身，而關注達到目的的行為，達到目的的行為才是經濟研究的內容。”
國富論讀後感(三)《國富論》，全稱《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亞當·斯密，經濟學之父的經典代表作。這本書的初版為1776年版本，它能夠和當時美國的《獨立宣言》被後人視為1776年發表的兩個最重要的文字，可見其歷史價值之高。而我讀後也受益匪淺。
《國富論》被稱為經濟學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場經濟的聖經。讀過本書之後，我認為此說法有其道理所在。隨著歷史的發展，人類不斷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人們看問題的角度也在更新。很多經濟學著作或者說經濟學原理不能接受不同歷史時期的檢驗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與其歷史侷限性，即它只適用於一定條件下的經濟狀況。而《國富論》不同，《國富論》分析揭示的是經濟學的本質，是從事經濟的社會中的人的本質，而人的活動的本質、心理是不隨時代的變遷而改變的，或是說，沒有重大改變的，即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亞當·斯密的觀點無論是對於早期還是現期的社會都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與借鑑意義。其許多觀點也亦被當今人們奉為經濟學中的定理。
《國富論》中最具精華的理論，我認為，即是“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斯密從人的利己的本性出發，論述了利己主義的利益觀。他認為，每一個人行為的動機主要是在於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人們在經濟活動中追求效益最大化，整個社會就在不同的個人實現自己的效益最大化過程中實現社會的效益最大化，即社會福利。因此，他認為，利己心並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自私有利於社會福利。然而，斯密在所著另一本書《道德情操論》中從人具有同情心出發，論述了利他主義的倫理觀。這看似矛盾的觀點恰恰揭示了斯密矛盾的內心世界，在我看來，也揭示了經濟活動中人們矛盾的內心世界。人們一方面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又逃脫不了自身的倫理觀、社會觀。經濟實際上是利己性與利他性結合起來完整的人的活動，是人們追求自身來自物質與精神整體的效益的最大化。這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市場實現每個人的最大效益，並實現共同福利。
其次，斯密在書中提到了分工。他認為分工可以帶來很多好處，分工是提高生產率的關鍵。社會中從事經濟活動的每個人必然有不是自己專長的方面，如果每個人都自給自足，那麼帶來的將是低效率的生產。分工使每個人都從事自己最擅長的一方面，分工促進生產的專業化。通過分工，社會資源能夠被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所利用;通過分工，每個人的生活狀況都將變得更好。
正因為如此，斯密反對殖民地政策，主張自由貿易。他認為，殖民地國家大多實行“重商主義”政策，而這對於殖民地及其統治國雙方都是有害無益的。殖民地國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經濟壟斷不僅使殖民地財富與資源大量外流，也阻礙了殖民地生產力的發展，制約了其分工的專業化程序;統治國亦未在其與殖民國交易的過程中取得分工的好處，從而帶來兩國整體效益的無謂損失。斯密也主張“自由放任”，他強調，只有對內對外的商業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個國家得到充分的發展和繁榮。自由競爭促使資源向實現其效用最大化的方向流動，因而，他反對各種公司的壟斷，因為壟斷同樣能帶來低效率的生產。私密將此理論向更深一步擴充套件，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應像個人與個人之間一樣實行分工，即主張自由貿易。此觀點，無論是後來的絕對分工理論，還是相對分工理論，都證明了其正確性所在。
基於此，斯密在書中對政府存在的意義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確切地說，他對政府的職責規定得相當具體。他認為，政府的主要任務在於：保護社會免遭其他社會之暴力入侵;儘可能地保護每個社會成員免受其他社會成員之不正義的壓迫;建立和維護特定的社會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總結起來，即：對外抵禦敵國，對內執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個重要職責是“建立並經營某些公共工程”，這也就是我們現在稱之為“公共事業”的各種設施。特別地，他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主張“自由放任”。
此外，《國富論》中也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提倡政府推動教育的發展。亞當·斯密指出，在自由國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輿論，而這與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關。公眾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者越多，越有公正判斷的能力。
從《國富論》初版出版到今天已經兩百多年了，然而，《國富論》中許多觀點對於今天的社會經濟活動都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首先，承認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場經濟的前提。“人是利己的”這一人性假設被認定為是研究、從事經濟學的第一塊基石。書中指出，計劃經濟對人性的假設不符合真實的人性，而在這個錯誤的人性假設基礎上的理論和實踐也必然是錯誤的。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利己性本來就是不言而喻的，就像買東西的人都希望買儘量便宜和好的東西，而賣東西的人都希望東西賣得價錢高一些一樣自然。只有承認這個不變的定律，才能站在正確的角度上研究經濟學。
其次，亞當·斯密主張分工，提倡分工的好處。這在當今社會也具有一定的借鑑價值。分工促使專業化，分工讓每個人更有效率的生產，然而我認為，在現實生活中，社會資源不會像書中前提假設的那樣可以完全自由流動，即使可以，自由流動達到的社會生產狀態也未必是人們最期望的，因為人們存在自身的偏好。無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或是一國之內地區與地區之間，或是一個地區內企業與企業之間，政府或生產商出於某種長遠的考慮或額外的目的會暫時採取一些違反經濟基本原理的措施，例如貿易保護以扶植特殊產業等。分工對於整個社會、整個國家來說或許是合意的，但如果人為的將利益區域化，分工、自由貿易就不一定是最可取得了。
最後，亞當·斯密對於政府所論述的其作用今天仍被大多數人所認可，但今天，更多的人認為市場、經濟的發展也需要政府的巨集觀調控與適時監管。市場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時，斯密在書中將經濟活動的前提過於理想化與簡單化，而這些假設在現實社會中並不存在，或者說很難存在。因此基於其上的政府理論也有待完善與修改。
總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即使在今天，大到國家、小到個人都對我們從事經濟活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迄今為止，經濟學領域的主流經濟學都是建立在《國富論》的基礎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