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聽說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是如何的振聾發聵，充滿著真知灼見，只是一直沒有心思拜讀。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績的百無聊賴之中，才硬著頭皮啃起了這部豎排繁體的歷史教科書。不過，錢先生的文筆顯然比我們的那些苗正根紅的史書要好讀的多，再加之條分縷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處的史實，任何關心歷史的人都會愛不試卷。
說起歷史教科書是怎麼樣的，大家恐怕都不會陌生。以分階段的社會進化史為縱線，階級鬥爭為軸線，從政治輻射到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條目雖然清晰，但文字乾枯發澀，千篇一律。我們所做的是將一些冷冰冰的事件從歷史長河中抽出來讓你死記硬背，不許質疑書本，不許有獨立思考，這根本不是學歷史，這是把意識形態強行灌輸到人們的潛意識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沒有對歷史的反思，即使將整本課本都背的滾瓜爛熟，也不知道中國是怎樣形成怎樣興盛起來的，又是怎樣落後下去的。像義和團運動那部分，書上只說這場運動是如何愛國，如何轟轟烈烈，一點沒提那些團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殘忍。愛國主義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對待就容易變成民粹主義，只知帝國主義罪惡，不知我們怎麼給了帝國主義罪惡的口實。
錢穆先生想做的就是這一點。在全書的序言中，先生就說的很清楚，他反對兩種傾向，一是全盤否定，以為整個中國封建史就是黑暗專制的代名詞，沒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種是全盤美化，以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兩種涇渭分明的傾向到現在依然如此，前段時間關於中醫關於新儒學的'爭論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來（其實我們也是這樣看的，只是有時候不是這麼做的）兩種態度都失之偏頗，前者以西方現代政治理念為標準進行生搬硬套，自然看來事事不順；後者則是抱殘守缺，這種觀點本來沒什麼市場，但現在有些卻因著民粹主義而復活，說什麼儒家文明是人類未來的出路這樣不著邊際的話。棄其糟粕，取其精華說起來很簡單，但我們在沒分清楚什麼是糟粕什麼是精華的情況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識無疑是緣木求魚。
不能理性對待國史不能算是懂得歷史的人，不懂歷史就不是一個有知識的公民。要對本國的歷史有一種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時又要明白中國落後之根源。作為一本教科書，《國史大綱》達到了目的，它明白無誤地表明瞭先生理性、進步的歷史觀，那它和現在的教科書究竟不同在哪裡呢？
《國史》反對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樣階梯式進步的歷史觀，這是最大的不同，因為文明的延續不能用某種標準斬斷，讓前後之間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指明，這樣的觀點來源於歷史不斷進步這一樂觀主義的信念，以為社會是從低到高慢慢演化的。這種劃分歷史階段的思維是經濟基礎決定論的產物，劃分的依據是勞動工具的不同，舉個例子，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分開的標誌是鐵器的使用，我們書上的標準說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戰國的分野為標誌，之前為奴隸社會，之後為封建社會。但是，鐵器的使用是一個過程，什麼時候占主導地位這不好判斷，佔了主導之後是否引起了上層的變化這個也不清楚。先生舉了《鹽鐵論》中的一段話，說明到了西漢仍有一部分農民用石器進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區，春秋時期就廣泛使用了鐵器農具。
隨後，錢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從政治制度、經濟狀況和思想文化三個方面梳理社會的變化。經濟是基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這樣的論述在巨集觀層面還可以，但到了微觀層面就容易糾纏不清。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來說，在漫長的農業經濟時代，經濟基礎變動不大，但政治制度卻有了不少的變化，書中把它歸結為這樣一條線索，秦之前家國不分，王室即是政權，大臣皆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權逐漸分開的過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為朝廷領袖是政權的最高行政長官，門下執行中書封駁，讀後頗有點君主立憲的錯覺；從宋開始君主集權加劇，但丞相仍然是公認的領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廢宰相直領六部，王室和政權又合二為一，所以先生才會藉助顧炎武說出“我朝政事崩壞皆從太祖廢宰相始”的話來。反過來，專制的政府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間經濟的生長，否則在明一朝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出於同一原因，專制的政權用八股文鉗制人民思想，從此思想界再無出現大師的可能。明朝的歷史表明，政治經濟文化誰決定誰這個問題遠不像結論表明的那樣清晰。對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種混合的觀點，在某一具體時期，重點論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戰國時期以思想流變為核心，兩漢以制度變化為核心，三國兩晉南北朝以思想和經濟變化為核心。在特定時期某一部分會佔主要地位，影響其他兩部分，形成那個時期的主要風貌。
錢穆先生是主張改良的，認為革命是一種極端，是矯枉過正，而真正的進步是在和平的環境中產生的，他用不同時期經濟狀況的對比證明這一點。革命是否正確，站在不同立場上的人有不同的結論，但社會的持續進步不能單靠革命的帶動，則是確定無疑的。托克維爾說，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著百年的努力才趕走了專制暴政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為現代政治的首要原則。小布什有句名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是將政治家關進了籠子，我現在是站在籠子裡給你們說話。成熟政治的產生有賴於社會理性的共識，找到病根再抓藥，這樣才能不斷進步。從這個角度來說，錢穆先生理性積極的態度是多麼的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