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清晰地闡述了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詳細分析。《國富論》中提到的勞動價值量與馬克思的觀點有相似之處,但兩者有巨大差別。下面是小編為您整理的關於國富論的5000字讀後感，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老子曾經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種放任無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統治者)應是一個無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發號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
今天說的並不是老子，而是有經濟學之父譽稱的亞當﹒斯密，他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至少300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併考慮，對以後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國富論》研究的物件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為，認為經濟行為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現象。茅於軾先生曾舉《鏡花園》里君子國裡的故事加以說明人的利己行為，小說第十一回裡描寫了君子國裡一名隸卒買物的情況：隸卒﹒﹒﹒手中拿著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
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己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雲‘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
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道。試問哪個腹中無盤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裡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路過兩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茅於軾先生講完這個故事給了我們兩點思考。第一，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們常常地錯誤認為，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過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生。而君子國裡發生的事情，恰恰說明了把關心別人利益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同樣會有爭論。我們同樣得不到一個和諧的社會。
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的商業交換中，買方和賣方通過討價還價，最終會達成協議。而在君子國這個人人為他的社會裡，討價還價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說不得不借助兩個過路老翁來調解矛盾。這裡包含著一個極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為目的談判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利己是可以達到一個和諧的社會，而利他則是一個糾紛不斷的社會。從動態的變化來看，它最終必定轉變為“小人國”。因為君子國是最適合於專門利己﹑毫不顧人的“小人”們生長繁殖的環境。當君子們吵得不可開交時，“小人”跑來用使君子吃虧自己得利的辦法解決了矛盾。長此以往，君子國將消失，被“小人”國替代。從這一點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換都是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體面，如果沒有這點動機我們為何要交換?我們有過交換經驗的人都知道，交換的雙方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產生了交換，而君子國有了市場，而通過市場的交換卻是“利他”行為，這種動機顯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於軾先生有趣的例子，我們明白了亞當﹒斯密的理論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礎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雙方才能有均衡點，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
《國富論》全書共分為五篇，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篇1﹑2章，講合作分工優點。斯密舉了個制針工廠的例子，把制針這個職業分成大約18種不同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由專門人才從事。因此，一個10人的小工廠每天能製造48000枚針。如果他們獨立工作，不專門從事一種工序，他們誰都不會每天製造20枚針，也許連一枚都知道不出來。所以，凡是能採用分工的工藝，一經採用分工便能相應地增加勞動生產力。(《國富論》第八頁)
第一篇5章，講的是的勞動價值論。斯密說，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只是商品的名義價格。因為金和銀像其它商品一樣，價值是變動的。任何金銀所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數量，或所交換到的其它商品數量。取決於已知金銀礦藏的豐富程度或稀缺程度﹒﹒﹒﹒作為衡量尺度，自身價值不斷變化的商品，決不能成為其它商品價值的精確尺度。而同等數量的勞動，在所有時間和地點，可以說和勞動者具有同等價值。按照勞動者的身體健康情況和技能熟練程度，他必然總是犧牲相同份額的安逸﹑自由和幸福。無論他得到回報物品的數量如何，他所支付的價格必然是相同的。誠然，這種勞動所買到的物品的數量有時多些，有時少些;然而，變動的是這些物品的價值，而不是用來購買它們的老動價值。在任何地方，稀缺或是耗費許多勞動的物品價格就昂貴，反之則低廉。因此，只有本身價值絕對不變的勞動，才是最終而真實的標準，一切商品的價值在任何時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勞動來衡量和比較。(《國富》26頁)
第二篇1章，講的是資產的性質。斯密認為一個人的資產足夠維持他生活幾個月或幾年，他自然希望用這筆資產中的大部分來獲得收入。保留適當的部分維持生活外，可以將資產劃分為兩部分：他所希望用來創造收入的部分被稱為資本;另一部分被用來消費。
資本又有兩種：第一，資本可被用來生產﹑製造或購買產品，然後將產品銷售出去，取得利潤﹒﹒﹒﹒﹒﹒此種資本被稱為流動資本;第二，資本可以被用來改良土地，購買生產用的機器或工具，也就是來購買不需要改變所有者，或不需要再次流通，就可以創造利潤的東西。這種資本被稱為固定資本。(《國富》205頁)
第二篇3章，主要是論資本的積累。斯密說，有一種勞動投入到勞動物件上，能增加此物品的價值;另一種勞動卻不能。前者因為可以生產價值，所以稱為生產性勞動。後者稱為非生產性勞動。但有些非生產性勞動者又非常必要，例如：軍隊﹑律師﹑醫生﹑牧師，等等。如果要缺少這些非生產性人士，社會將不穩定﹒﹒﹒﹒與窮國比較，富國僱傭生產性勞動的基金當然要大的多﹒﹒﹒(《國富》242-246頁)
斯密認為資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節儉，而不是勤勞。誠然，沒有節儉以前必須先有勤勞，節儉所需的東西都是由勤勞得來。但只有勤勞，而沒有節儉，有所得而無所留，資本則不能增加。
第三篇1章，論財富的自然增長。也是體現了合作分工精神。斯密認為城市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資料的再生產(實話實說，斯密這點可能有問題，但驢又不敢確定)。所以，鄉村向城市提供生活資料和加工原料，城市向鄉村居民返回一部分加工產品作為回報﹒﹒﹒﹒兩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這裡的勞動分工也和在其它場合一樣，對從事分工中不同行業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為鄉村的剩餘產品提供市場;鄉村用剩餘產品交換自己需要的東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數越多，為鄉村居民提供的市場也就越大;這種市場越大，對大多數人的好處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說，通過分工合作，然後交換，這樣雙方的財富都有所增加，這也就是他所謂的財富自然增長。
第三篇4章，斯密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商業和製造業的發展逐漸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進而在鄉村居民中建立了個人自由和安全。因為，在一個沒有商業與製造業的國家裡，大地主的剩餘產物沒什麼可以交換，他就會將其全部用在款待賓客上。斯密說，如果這種剩餘產物足以維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沒有其它的用途。因此會被許多人依附與圍繞，只能靠地主的恩惠來生活，就必然服從他，如同士兵服從支付響銀的君主一樣﹒﹒﹒﹒因此，導致貴族勢力的強大，上弱下強，國王無法約束大貴族的暴力行為﹒﹒﹒最終會導致一幅暴力﹑搶劫和混亂的畫面。
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強制力量絕對辦不到的事情(阻止貴族勢力與戰爭)，卻由對外商業和製造業做到了。它們漸漸為大地主提供了可以用自己剩餘產物來交換的東西，他們自己可以消費這些東西，不必與其它人分享，一切都歸自己所有，這在世界的每個時代似乎都是人類主子們的卑鄙格言﹒﹒﹒﹒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於地主生活的人員就會脫離他們，地主的勢力也會被消弱，最終暴力﹑混亂也會停止。(《國富》297-299頁)
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這是全書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說道，社會每一個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而他管理產業的目的在於使其產品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有一隻“無形的手”引導著他去盡力達到一個他並不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利益。(《國富》327頁 )
關於把資本用在哪裡能夠生產出最有價值的產品這一問題，斯密認為，顯然一個身臨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判斷;
斯密在貿易方面主張“自由放任”，反對商業上的壟斷與限制(包括退稅與出口獎金).斯密認為，享有這種國內市場壟斷權的各種產業，往往受到極大鼓勵，並且使社會較大部分的勞動和資本轉到這些產業上來。但這樣做能否增進社會總產業，並引導其朝著最有利的方向發展，也許並不十分明顯。
由於壟斷提高了商業利潤率，從而妨礙了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潤，取決於土地的現實產量和投入一定資本後可能產量之間的差額。如果這一差額提供的利潤，大於等量資本從任何商業取得的利潤，土地改良就能從商業抽取資本。反之，商業從土地改良業抽取資本。無論什麼原因提高了商業利潤，都會減少土地改良相對高的利潤。所以，壟斷阻礙了土地改良﹒﹒﹒﹒﹒﹒
壟斷確實提高了商業利潤率，從而略微增加了商人的所得。但是由於阻止了資本的自然增加，不會增加國民資本利潤總額，而是減少了這一總額。因為大資本小利潤(薄利多銷)比小資本大利潤能提供更多的收入，壟斷雖然提高了利潤率，但肯定比沒有壟斷時候少。由於壟斷，所有收入的來源﹑勞動力的工資﹑土地的利潤，都不如沒有壟斷時候那樣充裕。所以，壟斷是為了一個小階層的利益，而傷害了其它所有階層的利益。(《國富》442頁)
所以，任何一種學說，如果試圖通過特別的鼓勵，違反自然趨勢將更多的社會資本吸引到某一特定產業，或試圖通過特別限制，將本來有可能投入某一特定產業的資本抽走，實際上都有悖於他要促進的主要目的。這將阻礙而不是加速社會真正富強的程序;降低而不是增加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真正價值。
第五篇，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第一章論君主或國家的開支。斯密認為，君主或國家的開支主要分為四個不同的種類：1﹒是國防開支。君主的首要職責在於保護社會不受其它獨立的社會侵犯。只有依靠軍隊才能完成這一職責。2﹒是司法開支。君主的第二個職責是儘可能保護社會成員不受其他成員的欺侮與壓迫，即設立嚴正的司法機構。3﹒論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的開支。斯密認為，建立和維護某些對於一個大社會當然是有很大利益的公共機構和公共工程，而這類機構和工程的屬性在於，如果由少數人辦理，他所得利潤絕不能償還其所支出費用，所以，這種事業要由政府建立和維護，這也是政府的義務。(斯密的意思是，政府所辦的項事業和公共工程應是非贏利性專案)
斯密舉例說，車輛通過公路或橋樑，船舶通過運河和港口，如果按照噸位比例交納通行稅。似乎這種方法是公平的。況且，這通行稅雖然由承運人支付，他只不過是暫時的墊付，最終會轉嫁的貨物價格上，由消費者承擔。同時有了這類公共工程，由於交通的便利，會使貨物的運輸費大大減少。消費者雖然支付了通行稅使貨物價格抬高，但終究比不上運費低廉而降低的程度;斯密的意思是，由於交通便利，使運輸效率的提高，雖然要交運輸稅，並且這運輸稅最終由消費者承擔。但不會使貨物價格高過沒有便利的交通設施的時候，並同時給老百姓帶來了極大的方便。
但是，斯密是反對由政府管理收稅道路，其理由有三：1﹒政府出於利己之心，會把稅費按照想象的急需程度而增加。這樣會最終不利於商業發展。2﹒按重量收取過路費，目的在於維護道路，這種稅就公平。如果政府要有別的目的，這種稅費就不公平。況且這種稅費是按貨物重量比例交納，而不是按貨物價值比例交納。所以課這種稅的最終承擔人，不是價值高而重量輕商品的消費者，卻是粗笨商品的消費者。因此，不論國家把這稅收應付何種急需，其結果將是，提供這筆稅金的人，不是富人而是窮人。3﹒假使政府對道路疏於維護，我們將很難強制政府劃出一定比例的稅費來維護道路。
斯密是非常重視教育事業的，他認為，在文明商業社會，對普通人民的教育，比對有身份有財產的人更需要國家關注。因為，有錢人在年青的時候有時間﹑金錢來學習。此外，有身份與財產的人所從事的職業，用腦時候多，用手時候少，不至於使腦力變的遲鈍。而普通人由於生活壓力，即缺少財產和時間，他們所從事的工作用腦力會很少，所以窮人更需要國家教育資助﹒﹒﹒﹒因此，國家只需要以極少的費用，就能夠使全體人民，甚至強制全體人民獲得最基本的教育。並且，在普通人的孩子中，如學業優良者，國家應給予獎學金。
斯密認為，即使國家對下層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任何利益，這種教育也是值得國家注意的。人民受了教育，國家會受益匪淺。在無知的國民之間，狂熱和迷信往往會惹起最可怕的騷亂。一般下層人民所受教育越多，愈不會手迷信和狂熱的迷惑。另外，受教育及有知識的人都比無知識而愚笨的人更守禮儀和秩序，他們都會覺得自己人格高尚，自己更能得到法律的尊重，因而他們會更看中那些法律。﹒﹒﹒這樣，反對政府的文字或論調，就不能欺騙他們。。。。這對政府來說，更是一件好事。
《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亞當﹒斯密把人的自利心與公利心做了和諧的統一，讓我們知道了自利與公利並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有利於整體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自然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著人們做出有利於社會與個人的最佳選擇，沒有任何政府與個人會代替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必會帶來混亂。這隻“看不見的手”是什麼呢?斯密雖然沒有直接表達，但是全書已經告訴我們，那之“看不見的手”正是人類的利己之心。
中國經歷了計劃經濟的失敗，已經迴歸了市場經濟。但是中國的市場經濟並不充分，在諸多領域內還存在著壟斷﹑不平等﹑欺騙﹑霸權，等現象，這些現象造成了社會的諸多不和諧。但這並不是市場經濟的錯，而是我們的市場經濟還不夠充分，當中還存在著過多的政府行為。斯密告訴我們一個好的政府所應該做的是1﹒保護國家不受其它國家侵犯。2﹒維護司法的正義。3﹒建立和維護特定的社會工程和公共制度。即使政府在履行這些職責時，政府也要考慮引入競爭機制;在目前社會轉軌其間，老百姓們切不要對市場經濟失去信心，如果我們拋棄市場經濟，我們將回到更壞的計劃經濟。政府更不要自以為是，以為沒了政府，市場經濟就會陷於混亂。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的發展主要是靠關心自己利益的人民來推動，而不在政府。市場經濟需要的是“小政府，大社會”，管理得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就如同老子所說，“太上，下知有之。”政府更要知道自己的界線在哪裡，這樣才是一個好政府。
在文章最後，驢想起了一個故事：1956年10月是蔣介石的70大壽，當時蔣婉拒祝壽，但盼海內外同胞就國計民生問題直抒所見。《自由中國》雜誌向胡適先生約稿，胡適先生有感而發，寫就《述艾森毫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胡適先生在結尾勸蔣說：“一國元首要努力做到‘三無’，就是要‘無智﹑無能﹑無為’;無智，故能使眾智也。無能，故能使眾能也。無為，故能使眾為也，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學。他希望蔣‘徹底思想這六字決’。努力做一個無智無能‘御眾智’，無能無為而能‘御眾能’的元首。”
國富論讀後感5000字二一、 未讀之前
亞當·斯密(1723～1790)是經濟學的主要創立者。17xx年亞當斯密出生在蘇格蘭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亞當·斯密的父親也叫亞當·斯密，是律師、也是蘇格蘭的軍法官和寇克卡迪的海關監督，在亞當斯密出生前幾個月去世;母親瑪格麗特(Margaret)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Strathendry)大地主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的女兒，亞當斯密一生與母親相依為命，終身未娶。
亞當斯密常想事情想得出神、絲毫不受外物干擾;有時也因此發生糗事，例如：亞當斯密擔任海關專員時，有次因獨自出神將自己公文上的簽名不自覺寫成前一個簽名者的名字。亞當斯密在陌生環境發表文章或演說時，剛開始會因害羞頻頻口吃，一旦熟悉後便恢復辯才無礙的氣勢，侃侃而談;而且亞當斯密對喜愛的學問研究起來相當專注、熱情，甚至廢寢忘食。
1723～17xx年間，亞當·斯密在家鄉蘇格蘭求學，在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時期亞當·斯密完成拉丁語、希臘語、數學和倫理學等課程;1740～17xx年間，赴牛津大學(Colleges at Oxford)求學，但在牛津並未獲得良好的教育，唯一收穫是大量閱讀許多格拉斯哥大學缺乏的書籍。17xx年後，亞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不僅擔任過邏輯學和道德哲學教授，還兼負責學校行政事務，一直到17xx年離開為止;這時期中，亞當·斯密於17xx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獲得學術界極高評價。而後於17xx年開始著手著述《國家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17xx年時認為《國富論》已基本完成，但亞當·斯密多花三年時間潤飾此書，17xx年x月此書出版後引起大眾廣泛的討論，影響所及除了英國本地，連歐洲大陸和美洲也為之瘋狂，因此世人尊稱亞當·斯密為“現代經濟學之父”和“自由企業的守護神”。
《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後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裡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彷彿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並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資訊。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二、 讀書之時
《國富論》被稱為經濟學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場經濟的聖經。讀過本書之後，我認為此說法有其道理所在。隨著歷史的發展，人類不斷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人們看問題的角度也在更新。很多經濟學著作或者說經濟學原理不能接受不同歷史時期的檢驗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與其歷史侷限性，即它只適用於一定條件下的經濟狀況。而《國富論》不同，《國富論》分析揭示的是經濟學的本質，是從事經濟的社會中的人的本質，而人的活動的本質、心理是不隨時代的變遷而改變的，或是說，沒有重大改變的，即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亞當?斯密的觀點無論是對於早期還是現期的社會都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與借鑑意義。其許多觀點也亦被當今人們奉為經濟學中的定理。
《國富論》中最具精華的理論，我認為，即是“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斯密從人的利己的本性出發，論述了利己主義的利益觀。他認為，每一個人行為的動機主要是在於
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人們在經濟活動中追求效益最大化，整個社會就在不同的個人實現自己的效益最大化過程中實現社會的效益最大化，即社會福利。因此，他認為，利己心並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自私有利於社會福利。然而，斯密在所著另一本書《道德情操論》中從人具有同情心出發，論述了利他主義的倫理觀。這看似矛盾的觀點恰恰揭示了斯密矛盾的內心世界，在我看來，也揭示了經濟活動中人們矛盾的內心世界。人們一方面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又逃脫不了自身的倫理觀、社會觀。經濟實際上是利己性與利他性結合起來完整的人的活動，是人們追求自身來自物質與精神整體的效益的最大化。這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市場實現每個人的最大效益，並實現共同福利。
其次，斯密在書中提到了分工。他認為分工可以帶來很多好處，分工是提高生產率的關鍵。社會中從事經濟活動的每個人必然有不是自己專長的方面，如果每個人都自給自足，那麼帶來的將是低效率的生產。分工使每個人都從事自己最擅長的一方面，分工促進生產的專業化。通過分工，社會資源能夠被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所利用;通過分工，每個人的生活狀況都將變得更好。
正因為如此，斯密反對殖民地政策，主張自由貿易。他認為，殖民地國家大多實行“重商主義”政策，而這對於殖民地及其統治國雙方都是有害無益的。殖民地國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經濟壟斷不僅使殖民地財富與資源大量外流，也阻礙了殖民地生產力的發展，制約了其分工的專業化程序;統治國亦未在其與殖民國交易的過程中取得分工的好處，從而帶來兩國整體效益的無謂損失。斯密也主張“自由放任”，他強調，只有對內對外的商業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個國家得到充分的發展和繁榮。自由競爭促使資源向實現其效用最大化的方向流動，因而，他反對各種公司的壟斷，因為壟斷同樣能帶來低效率的生產。私密將此理論向更深一步擴充套件，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應像個人與個人之間一樣實行分工，即主張自由貿易。此觀點，無論是後來的絕對分工理論，還是相對分工理論，都證明了其正確性所在。
基於此，斯密在書中對政府存在的意義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確切地說，他對政府的職責規定得相當具體。他認為，政府的主要任務在於：保護社會免遭其他社會之暴力入侵;儘可能地保護每個社會成員免受其他社會成員之不正義的壓迫;建立和維護特定的社會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總結起來，即：對外抵禦敵國，對內執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個重要職責是“建立並經營某些公共工程”，這也就是我們現在稱之為“公共事業”的各種設施。特別地，他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主張“自由放任”。
此外，《國富論》中也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提倡政府推動教育的發展。亞當?斯密指出，在自由國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輿論，而這與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關。公眾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者越多，越有公正判斷的能力。
從《國富論》初版出版到今天已經兩百多年了，然而，《國富論》中許多觀點對於今天的社會經濟活動都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首先，承認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場經濟的前提。“人是利己的”這一人性假設被認定為是研究、從事經濟學的第一塊基石。書中指出，計劃經濟對人性的假設不符合真實的人性，而在這個錯誤的人性假設基礎上的理論和實踐也必然是錯誤的。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利己性本來就是不言而喻的，就像買東西的人都希望買儘量便宜和好的東西，而賣東西的人都希望東西賣得價錢高一些一樣自然。只有承認這個不變的定律，才能站在正確的角度上研究經濟學。
其次，亞當?斯密主張分工，提倡分工的好處。這在當今社會也具有一定的借鑑價值。分工促使專業化，分工讓每個人更有效率的生產，然而我認為，在現實生活中，社會資源不會像書中前提假設的那樣可以完全自由流動，即使可以，自由流動達到的社會
生產狀態也未必是人們最期望的，因為人們存在自身的偏好。無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或是一國之內地區與地區之間，或是一個地區內企業與企業之間，政府或生產商出於某種長遠的考慮或額外的目的會暫時採取一些違反經濟基本原理的措施，例如貿易保護以扶植特殊產業等。分工對於整個社會、整個國家來說或許是合意的，但如果人為的將利益區域化，分工、自由貿易就不一定是最可取得了。
最後，亞當?斯密對於政府所論述的其作用今天仍被大多數人所認可，但今天，更多的人認為市場、經濟的發展也需要政府的巨集觀調控與適時監管。市場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時，斯密在書中將經濟活動的前提過於理想化與簡單化，而這些假設在現實社會中並不存在，或者說很難存在。因此基於其上的政府理論也有待完善與修改。
三、 已讀之後
《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亞當﹒斯密把人的自利心與公利心做了和諧的統一，讓我們知道了自利與公利並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有利於整體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自然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著人們做出有利於社會與個人的最佳選擇，沒有任何政府與個人會代替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必會帶來混亂。這隻“看不見的手”是什麼呢?斯密雖然沒有直接表達，但是全書已經告訴我們，那隻“看不見的手”正是人類的利己之心。
《國富論》的中心思想是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自動傾向於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例如，如果某種需要的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生產商獲得較高的利潤，由於利潤高，其他生產商也想要生產這種產品。生產增加的結果會緩和原來的供應短缺，而且隨著各個生產商之間的競爭，供應增長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到“自然價格”即其生產成本。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通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隻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國富論》，第四卷第二章)
但是如果自由競爭受到阻障，那隻“無形的手”就不會把工作做得恰到好處。因而亞當斯密相信自由貿易，為堅決反對高關稅而申辯。事實上他堅決反對政府對商業和自由市場的干涉。他聲言這樣的干涉幾乎總要降低經濟效率，最終使公眾付出較高的代價。亞當斯密雖然沒有發明“放任政策”這個術語，但是他為建立這個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有些人認為亞當?斯密只不過是一位商業利益的辯護士，但是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他經常反覆用最強烈的言辭痛斥壟斷商的活動，堅決要求將其消滅。亞當斯密對現實的商業活動的認識也並非天真幼稚。《國富論》中記有這樣一個典型觀察：“同行人很少聚會，但是他們會談不是策劃出一個對付公眾的陰謀就是炮製出一個掩人耳目提高物價的計劃。”
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體系結構嚴密，論證有力，使經濟思想學派在幾十年內就被拋棄了。實際上亞當?斯密把他們所有的優點都吸入進了自己的體系，同時也系統地披露了他們的缺點。亞當斯密的接班人，包括象托馬斯?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這樣著名的經濟學家對他的體系進行了精心的充實和修正(沒有改變基本綱要)，今天被稱為經典經濟學體系。雖然現代經濟學說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這些大體說來是經典經濟學的自然產物。在一定意義上來說，甚至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自然不是他的政治學說)都可以看作是經典經濟學說的繼續。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預見到了馬爾薩斯人口過剩的觀點。雖
然李嘉圖和卡爾?馬克思都堅持認為人口負擔會阻礙工資高出維持生計的水平(所謂的“工資鋼鐵定律”)，但是亞當斯密指出在增加生產的情況下工資就會增長。事實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亞當斯密在這一點上正確，而李嘉圖和馬克思是錯的。
除了亞當斯密觀點的正確性及對後來理論家的影響之外就是他對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影響。《國富論》一書技巧高超，文筆清晰，擁有廣泛的讀者。亞當斯密反對政府幹涉商業和商業事務、贊成低關稅和自由貿易的觀點在整個十九世紀對政府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事實上他對這些政策的影響今天人們仍能感覺出來。
自從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以致他的一些思想已被擱置一邊，因而人們容易低估他的重要性。但實際上他是使經濟學說成為一門系統科學的主要創立人，因而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
學習經濟學的過程中，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一本必讀的經典著作，該書中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被譽為"第一部系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記得高中課文朱光潛在《談讀書》裡說，要學某門學問，這門學科的經典就不得不讀，譬如學經濟就得看斯密《國富論》，如今我看完這本書的主體部分，發現這真是不太恰當，關於《國富論》，我具有以下幾個不成熟的觀點：1.斯密的經濟理論是基於一種幾乎完全開放的自由經濟體制，而當今世界完全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幾乎沒有，中國更是如此，大型國企佔了重要領域的大部分。在我看來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相當之大，不好去評論這兩種體制孰優孰劣，但是斯密的理論與現實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社會體制，對於現代的中國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但中國政治家經濟學者不能完全去照辦其中的某些例子原理。2.社會形態不同。斯密的時代大約是18世紀，當時歐洲以農為主，工業革命正在起步，製造業剛剛興起，那時候的科技也是不發達的，當時社會階層大約是地主階級為主，工人農民(勞務)階級為輔，資產階級，以及貴族官僚階級，而現在地主階級已經沒有了，而我國工薪階級卻大量存在，社會形態已不一致了。3.背景的不同，導致理解較為費力。斯密常常以英國地區，城市，還有英國古老的貨幣單位為例，由於缺乏對此的感性認識，往往難以理解深刻。4.由於本書成書較早，許多書中經過精細論述而提出的結論早已被後來的歷史所證偽，有些而現在已成為常識，比如關於貨幣性質，作者仍然大量論述，讓我覺得顯得冗雜而煩亂。或許《國富論》在世界經濟歷史上意義確實難有後者，但是本書作為兩百多年後的後來者學習，顯然已不太適合，曾經經典未必現在合適。當然我通過本書還是瞭解到了許多的經濟學知識，比如論述勞動生產力提高的原因，比如論述勞動產物的階級分配，比如資產的劃分。但經典的確是經典，依舊有著自己的價值，有許多地方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四、 此書之外
《國富論》被譽為西方經濟學的"聖經"、經濟學的百科全書、影響世界歷史的十大著作本書之一 、影響人類文化的100本書之一、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經典譯作、對人類發展程序產生過深遠影響的書籍等等。 其實，由於亞當·斯密受所處的時代和自身的世界觀和經濟分析方法的侷限，《國富論》中也存在不少謬誤，一些用抽象法和現象描述法所解釋的經濟現象，缺乏準確的資料分析，在現在看來，並不具有很大的信服力。但是，從17xx年《國富論》首次出版，到今年，已經230多年了它的的光芒卻依然沒有減退。還是有那麼多人追隨在亞當·斯密後面，學習《國富論》裡的精髓。
不能否定，亞當·斯密對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影響和反對政府幹涉商業和商業事務、贊成低關稅和自由貿易的觀點在整個19世紀對政府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事實上他對這些政策的影響今天人們人能感覺出來。 更確切的說，亞當·斯密的一些思想在當
今社會依然具有現實意義。例如，他的分工理論、交換理論、價值與價格理論、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對如今經濟的發展還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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