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羅常培先生是著名語言學家、教育家，曾任西北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
他一生從事語言教學和研究，並且對漢語音韻學和漢語方言研究卓有成績，被學術界譽為“繼往開來”的語言學大家。而著名語言學家王力曾這樣評價他：“有人說羅先生是‘繼往開來’，我認為‘繼往’不難，難在‘開來’。他的成就是劃時代的。用語言學理論指導語言研究以他為最早，當時這是新的道路。”
這本《語言與文化》是在1950年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出版的，距今已六十多年，但無人敢否定其在語言學界的地位。其實，他在自序中曾寫到，在1943年，他在西南聯合大學做過一次以“語言與文化”為題的公開講演，這本書的間架就建立起來了，而後旅居北美又忙裡偷閒地補充一些材料，之後在炮聲和冷彈中持著“外愈喧而內愈靜”的心理，忠於所學的態度，集中精力來寫這本書，終於在1949年完成初稿。
美國語言學教授薩丕爾說“語言的背後是有東西的。並且，語言不能離文化而存在。”羅常培先生所著的這本書就是將語言與文化結合起來的，陸志偉先生這樣評價道“這在中國還是一種新的嘗試，可是成績已經是很可觀了。”所以，在中國學術領域，這是一本開疆擴土的著作。羅常培先生在引言中說到這本書主要涉及到語義學，很少牽涉到語音學和語法學，並且從六個方面講了語言與文化的關係：
第一，從詞語的語源和演變推溯過去文化的遺蹟；
這個部分之中，羅常培先生舉了幾個例子，通過追溯幾個常見詞語的來源極其變化來表現了同一時期文化的變化，例如“牆”這個詞語，最初取義與“柳條”，“柳枝”有關，這是數種語言的共通之處，也就是說，在最初，各個國家都是用柳枝柳條一類的東西編織而成，這是一種文化的共通現象，當然，這也表明是當時的人類普遍受限於生存環境和發展狀況，除此之外，我們還可知道“柳”應當是易於存活且分佈廣泛的一種植物。
第二，從造詞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這個部分就是非常直觀的且有意思的了，我們可以通過一些詞的興盛和消亡來看出整個民族的文化進步程度，如在中國古代關於牛羊的詞彙極其豐富，年齡、性別、形狀顏色和病症、動作和品性等等，都有特有的詞來對其進行描述，這些詞的大量出現，可表明當時牛羊在人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說明在中國古代裡的畜牧生活是不可湮沒的。而現在我們的生活中，這些詞幾乎不再出現，它們差不多隻存於古書之中了，這也表明現代生活中牛羊不再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們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第三，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
我對這個部分最為感興趣，所以著重來介紹一下這個部分。
文中引用薩丕爾的話“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交際的需要使說同一種語言的人和說鄰近語言的人的或文化佔優勢的語言的人發生直接或間接接觸。交際可以是有好的或敵對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務和交易關係的平面上進行，也可以是精神價值——藝術、學科、宗教——的借貸或交換。很難指出一種完全孤立的語言或方言，尤其是在原始人中間。鄰居的人群互相接觸，不論程度怎樣，性質怎樣，一般都足以引起語言上的互動影響。”
這個部分幾乎就是圍繞這個內容進行展開的。我們可以從這些借字的來源推測我們與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歷史淵源，有友好的也有敵對的，借的詞反映歷史邦交關係；從借字出現的文獻來考證其時代與年份，並可由此推及同時期發生的其他歷史事件；借字出現的緣由亦可反映部分歷史事件；由於有些借字由來已久，難以確切考證，就需要我們大量閱讀，從眾多資訊中去篩選，而不可同門琛一樣僅憑“鮮卑”一詞便斷定“師比”源於印歐語；借字由於是“借”來的，所以其穩定性比本土產生的詞差上許多，不同的時期可能完全不一樣。文中將借字分為四類：聲音的替代，新諧聲字，借譯字和描寫詞；在每一類中又分別舉例說明。
相比之借字，貸字就少得多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漢語的方言太過於複雜，說不同方言往往很難順暢地交流，所以哪怕本國的人也難以辨別一個詞是否來源於中國。以前中國對外貿易以絲瓷茶為主，所以隨之衍生大量貸字，又由於貿易可能集中於某些地域，所以帶上了地域方言的特色，說其他方言的人幾乎都無法分辨，但就當地人來看，卻是極其親切相似的。
第四，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蹤跡；
地名通常給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以重要的證據來補充他們未完全瞭解的'領域。在中國，地名可以顯示當時人們的交通狀況，映照一些歷史事件。羅先生舉的例子我就不再多說，舉一個我知道的例子：我來自成都，成都有一個小鎮，以前叫什麼名字已不可考，現在叫天回鎮。據說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亂一路逃到此處，剛歇下腳，得到唐軍大勝，反賊戰敗的訊息，興奮得坐不住，立刻率部回朝。天子回朝之處，之後便一直叫天回鎮。
第五，從姓氏和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
中華民族包含了多個民族，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之中慢慢融合，許多地方已看不出差別來，但某些細節方面卻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書中提及多個姓氏，原本我都以為一直是漢姓，沒想到各個姓當中有那麼多的講究；比如馬、白、洪、丁、古之類的詞，在漫長的歷史融合期下，我們早已不會看到這個姓就想到外族；不過反映宗教信仰的倒是會明顯許多，像“薩保”這類詞明顯與漢族的用詞習慣不同，不過其究竟是屬於哪個宗教詞彙，便又需要查證才能明白了。
第六，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
根據書中所舉出的例子，可以看出其實各個民族各個地域所採用
的婚配製度不盡相同，要通過親屬稱謂來看婚姻制度，必須要根據當地的那套系統來分析，所以十分複雜。但我卻覺得這樣使用的作用越來越小了，因為我們的親屬稱呼其實是隨著時代在不斷變化。僅書中所述黑夷人稱呼其父親，岳父，公公都一樣，在羅先生那個時代看來是很奇怪的，但我們現在的社會許多家庭都採用這種這樣的稱呼方式了，一來是這樣顯得更加親近；二來是因為我們這一輩多是獨生子女了，男女地位越來越趨向平等，所以這種由於男方女方而區分的稱謂逐漸被淡化了。
從這本書中我確實學到了不少知識，也對語言與文化兩個方面都有了更多的瞭解，但是我也看到關於有些方面的觀點不再像當初那樣準確了，因為時代的前進，社會在變化，我們再作這些研究時應多結合現在的現象和事實；相比起來現在我們往往太過浮躁，沉不下心來了，而前輩們著書相當嚴謹，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排除外界的干擾，靜心書寫，值得我們尊敬與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