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讀書堂西征隨筆，清汪景祺著，二卷，雍正二年成書，多記時事，間及古史。後雍正帝以其黨附年羹堯及諷刺康熙帝書法“皇帝揮毫不值錢”等犯上之辭，將其處斬籍沒，書藏宮中，民國時始出版其僅存之上卷。
汪景祺(1672～1726) 原名日祺，字無已，號星堂，錢塘人。其父汪霖，曾任戶部侍郎，兄汪見祺，曾任禮部主事。汪景祺少年即有才名，但恃才傲物，目中無人“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為友者。”但仕途坎坷，久困名場，一直熬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才考中一個舉人，雍正二年初，由京城往西安投奔時為西安布政使的胡期恆，胡為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親信，汪由胡而得求見年。曾給年羹堯寫信，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此信名為《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陝甘總督年公書》收錄於汪氏所著《西征隨筆》。後被年羹堯延請入幕，在年羹堯的西寧大營中，當過兩年幕僚，隨年西遊，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稱年是“宇宙之第一偉人”，又說歷代名將郭子儀、裴度等人“較之閣下威名，不啻螢光之於日月，勺水之於滄溟。蓋自有天地以來，制敵之奇，奏功之速，寧有盛於今日之大將軍哉！”，並獻給年羹堯收藏。
在查抄年羹堯杭州邸宅時，《西征隨筆》被侍郎福敏發現，呈送雍正。雍正在首頁題字：“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年羹堯被賜自裁一週後，諭旨稱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亦被梟首示眾，腦袋被懸掛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掛就是十年。其妻發黑龍江給窮披甲人為奴，其期服之親兄弟、親侄俱革職，發寧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親現任、候選及候補者俱革職，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雍正駕崩後，乾隆上臺，經左都御史孫國璽上書，才將汪的頭顱擇地掩埋。
篇二：
餘今年五十又三矣，青春揹我，黃卷笑人，意緒如此其荒蕪，病軀如此其委頓，間關歷數千里，貧困飢驅，自問平生，都無是處。
憶少年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與友者，罵坐之灌將軍，放狂之禰處士，一言不合，不難挺刃而鬥。其意以為，君輩未嘗讀破萬卷書，安敢向我鼓弄脣舌耶？所至之地，望風聞名，往往引避去，世人皆欲殺，其信然矣！五十歲漸知素昔之非，降心從人，折節下士，因稍稍有與我友者，然遇事侃侃，不少假借如故也。
自刑州取道晉陽、河東入潼關至雍州，凡路之所經，身之所遇，心之所記，口之所談，鹹筆之於書，其有不可存者，悉譭棄之，名之曰西征隨筆。意見偏頗，則性之所近而然也。義論誖戾，則心之所激而成也。其或情牽脂粉，語涉狹斜，猶是香奩本色，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雍正二年五月五日錢塘汪景祺星堂書於開元寺僧舍。
篇三：
雍正3年（1725）12月18日，清朝刑部等衙門議奏、妄作《西征隨筆》之汪景祺，照大不敬律。擬斬立決。雍正帝遂下旨：
“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今大臣等定擬立斬具奏，姑從其請。著將汪景祺立斬梟示；其妻子發遣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之人為奴；其期服之親兄弟親侄，俱著革職，發遣寧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人，現任及候選候補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職，令伊本籍地方官約束，不許出境。”
此後，在雍正帝的上諭中又多次提到汪景祺的名字，用以向大臣們敲警鐘。那麼，汪景祺是個什麼人？何以使雍正帝如此大動干戈？不但砍頭示眾，還要株連5族。
汪景祺（1672-1726），原名日祺，字無已，號星堂。浙江錢塘人。初為國子監生員，康熙53年（1714）中舉。此後屢次會試未中。而其兄汪見祺得中進士，官禮部主事。這使汪景祺頗感自卑，自成年以來，即以其才識並善於譏諷別人而過分自負，侍才傲物，落落寡合。雍正2年，53歲的汪景祺由北京往西安投奔陝西布政使胡期恆，被引薦給年羹堯。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兩卷，書中有生活中的見聞描述，憤世疾俗的指陳感慨，官場中的醜行醜態，還有對年羹堯的歌功頌德。
雍正3年，年羹堯案發後，浙江巡撫福敏、杭州將軍鄂彌達奉命查抄年羹堯家，搜得汪景祺所撰《西征隨筆》。
篇四：
汪景祺詩句還有“皇帝揮毫不值錢”。
在查抄年羹堯杭州邸宅時，《西征隨筆》被侍郎福敏發現，呈送雍正。雍正在首頁題字：
“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
年羹堯被賜自裁後，諭旨稱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亦被梟首示眾，腦袋被懸掛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掛就是十年。其妻發黑龍江給窮披甲人【披甲人，多指受降後披甲上陣為統領部族征戰討伐的人，地位低於一般軍人，高於奴隸；滿清時，多有朝廷大員犯重罪，發配邊疆，與披甲人為奴。】為奴；其期服之親兄弟、親侄俱革職，發寧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親現任、候選及候補者俱革職，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雍正駕崩，乾隆登位，經左都御史孫國璽上書，才將汪的頭顱擇地掩埋。
篇五：
汪景褀的《讀書堂西征隨筆》由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掌故部1928年線裝鉛印出版，此書後來又由上海書店在1984年作“清代歷史資料叢刊”影印出版，薄薄一冊兩卷。它的出版與許寶蘅有關。
張作霖據北京，1927年9月，政府宣佈成立故宮管理委員會，強行接收了“故宮博物院維持會”，由傅增湘掌院。11月19日，許寶蘅訪傅增湘，兩人談起故宮圖書館事，館分二部，曰書籍部，曰掌故部。傅增湘邀時任大元帥府祕書處幫辦的許寶蘅任副館長，管掌故部。許寶蘅是光緒朝的'軍機章京，此後一直在政府中樞做中高階官員，熟知掌故，對於這個職位，許寶蘅說“事為餘所最願，只是擔心每日時間少，恐不能兼顧。”這是許寶蘅照例的客氣，不辭，也就等於答應了下來。
11月29日，許寶蘅就正式上任了。他在日記中說：“一時半到沅叔處，同到故宮博物院，取廿四號徽章。”
12月1日，故宮博物院正式分派職務，許寶蘅與袁同禮同為圖書館副館長。
又過了五天，12月6日，許寶蘅到圖書館會議掌故部事務，“議定各課先通力合作辦提書、編目等事，又支配各部分人員，掌故部歸餘專任，現有南三所、大高殿兩處陳列，一處派三人，議事畢到南三所閱覽”，這一閱覽，就在相當奇譎的情況下看到了汪景褀的《讀書堂西征隨筆》，全引如下:
南三所之檔案，多宮中祕件，有一箱外粘一簽雲：雍正某年奉上諭，非聖御前不得開看，違者即行正法。箱內小匣甚多，有一小匣內有汪景褀《西征集》，上有世宗御批，並有拜帖多紙，其他尚未啟視，書籍中有《名教罪人》四冊，係為錢名世而作，令廷臣各作詩歌刺之，徐蝶園、尹望山、方望溪皆有詩。
人總是好奇，如果不是有籤條註明：必須得當著皇帝的面前才能開看，違者要正法，我想，許寶蘅也不會首先對這樣一個箱子下手。開看要犯殺頭的罪？一旦封建淫威不再，民國官員的好奇就極大地膨脹起來，掌故部歸許寶蘅專任，在南三所，自然是許寶蘅最大，於是禁不住這等好奇，籤條撕下了，箱子打開了。看到的就是汪景褀的《西征集》。一個大箱子，裡面有許多小匣，其中一個小匣中就是汪景褀的《西征集》，裡面還有拜帖多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