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兩個領域、兩個系統；一個是人類的意志可以自覺地起作用的系統，可稱為人為系統，另一個是不以人類的意志為轉移的系統，可稱為非人為系統，即社會自我控制系統。人類社會的自我控制系統的最重要的表現是人類積累剩餘產品的機制。正確地處理這兩個系統的關係，不但極大地影響著社會科學的發展，而且也極大地影響著社會主義的實踐。研究這兩個系統的關係，特別是揭示人類自我控制系統及其執行機制，是社會科學永恆性的任務。
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上有一個著名的命題，即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後來又有人補充說，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改造。雖然人們也承認人類對於必然的認識是一個無窮的過程，永無止境，但是似乎有一種定論，即凡是已被人類認識的東西，人們便獲得了充分的自由。在這個範圍內，人的意志便可以主宰一切，特別是在社會歷史領域中，更加如此。因為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是由人蔘加的，是由無數個體的人的行為構成的，而每一個人的行為都是受其意志支配的。這樣說來，既然人類的歷史是由無數人的意志的複雜的結合而構成的，因而它也應該是完全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了。但事實並非這樣。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以往的歷史總是象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於同一運動規律的。”(1)這裡所說的“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便象一隻無形的手，在指揮著、控制著人們的行為，規劃著人類社會發展的軌道，推動著人類社會發展的總程序。因此可以說，人類歷史的發展既是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又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就其具體過程來說，由於每一個歷史事件都是人們行為的結果，因此，是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是就整個程序和趨勢來說，又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因為人們的意志相互作用的總的結果是誰也沒有想到也無法事先知道的。也就是說，人類在推動歷史車輪的前進，但總的方向和軌道是朝著什麼樣的目標前進，則是人類無能為力的。人類可以認識它(相對地)卻不能改變它。這樣，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便形成了兩個領域、兩個系統：一個是人類的意志可以自覺地起作用的系統，可以簡稱為人為系統，另一個是“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領域，或稱為非人為的系統，這就是人類社會自動控制的系統。
人類社會的自動控制系統表現在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方面，但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就是人類社會剩餘產品的積累機制。這種機制最典型地表現出過程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質。剩餘產品的積累是人類社會文明的基礎。沒有剩餘產品的積累就不可能有擴大再生產，就不可能有生產勞動和社會管理的分化，就不可能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化，也就不可能有科學、文化、教育、藝術等等的產生和發展。而當人類的社會生產從原來的沒有生產剩餘產品能力的狀態中剛剛顯示出具有生產少許剩餘產品的能力時，人類社會便自動地、自發地形成了積累剩餘產品的機制。對於這樣一種機制，過去人們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為此，我們需要對這種機制的形成進行一次簡要的歷史考察，以便更深刻地瞭解人類自動控制系統作用的性質和過程。
我們知道，人類生存的物質基礎是各種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自從人類產生到現在的一、二百萬年的時間內，人類在任何一個時期所產生的物質資料都不足以充分滿足人類全體成員的需求。因為人類的需求是一個變數，它具有不同的層次而且是隨著人類社會生產的發展而不斷增長的。到現在為止，其增長的速度仍比社會生產的發展要快些。因此，對以往的每個時代來說，即使把每年所生產的全部物質資料都讓人們消費光，也無法充分滿足人們的需求。而如果這樣做的話，則人類將永遠不可能有擴大的再生產，甚至簡單的再生產也很難維持。那麼人類社會便會永遠停止在最原始、最落後的水平上，即接近於動物的水平上，不但物質生活不會進步，而且也不會有人類的文化、科學、藝術、教育等事業。而且人類社會若不能向前發展，也就有可能在長期停滯中滅亡。那麼人類社會怎樣才能不斷地向前發展呢？對於人類來說，能夠保證它不斷向前發展的唯一的物質前提就是剩餘產品的積累。只有社會積累了一定數量的剩餘產品，社會的再生產才能不斷擴大，也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相對地從生產中分離出來，從事文化、藝術、科學、教育等事業，使人類的精神生活也不斷向前發展。
人類是如何積累剩餘產品的呢？在人類從地球上產生之後的漫長歲月裡，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是極低的。人們通過狩獵和採摘野生的植物果實，只能維持一種半飢半飽的生活，而沒有如何剩餘而言。在這種情況下便沒有剩餘產品積累的問題，因而就不能提供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物質前提，使人類社會長期處於矇昧和野蠻的時期。隨著人類社會分工的發展，特別是經歷了三次大的社會分工之後，人類便逐漸產生了生產剩餘產品的能力。但是有了生產剩餘產品的能力，並不能直接引出剩餘產品的積累，事實上這兩者之間的聯絡更經歷了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這是因為，當社會開始具有生產剩餘產品的能力的同時，人類的需求也同步地發展起來。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剩餘產品能力所提供的餘地，很快就會被填平，而很難顯示出(甚至不可能顯示出)剩餘產品和必要產品的區別。因而一開始，剩餘產品的積累就意味著壓縮必要的消費水平。要求每一個社會成員自願地、自覺地做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因為它超越了人們認識的可能性。誰都不可能認識到自己忍受消費被減少的痛苦去為社會積累剩餘產品，從而推動社會進步的必要性。即使有一位先知向人們講清其中的道理，並取得了人們的同意，事情也無法操作。因為剩餘產品的積累除了具有擴大再生產和交換的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養活一部分脫離生產勞動的人，使他們能享有比勞動者優厚的生活去從事為人類社會進步所需要的其他領域的活動。那麼對於哪些人有資格充當這種角色，人們是不可能達成一致意見的。既然希望人們自覺、自願地去為積累剩餘產品而壓縮自己的必要消費是不可能的，這就決定了剩餘產品的積累一開始就是違反人們意願的，因而是必須靠強制來實現的。這樣，社會就需要有一種控制機制，使得既能實現剩餘產品的強制性扣除，又能使社會生產持續不斷地進行下去。然而原始的氏族社會是沒有也不可能有這種控制機制的。因此，這種控制機制生長的過程也必定是原始氏族社會的解體和滅亡的過程。這樣一種控制機制至少要包括以下的內容：
首先，要使生產者在事實上接受(被迫地接受)對剩餘產品的強制性扣除，只有將生產者置於一種特殊的分配體系中才有可能。在這種特殊的分配體系中，產品的分配權力處於勞動者的意志支配之外。即是說，在這一體系中，勞動者本人不能決定產品分配的狀況，而是由處於勞動者之外的某種力量來決定分配的狀況。
其次，這種分配體系必須是一種特定的勞動組織的組成部分，即以某種特定的勞動組織為基礎。也就是說，只有這種力量能將勞動過程控制起來才有可能控制分配的狀況。
第三，一定的勞動組織又是以生產的經營者和生產的勞動者之間的某種確定的關係為基礎。這種確定的關係決定了生產的經營者對勞動組織和分配的控制權。因此控制機制在這裡就表現為通過一種外部力量把勞動者置於這種關係當中來。
第四，為了使生產的經營者和生產的勞動者之間的關係得到根本的保證，又取決於經營者對生產資料的壟斷和佔有。控制機制就是要使得這種佔有被社會所認可，並形成社會的基本秩序。
這幾個方面只是顯示了控制機制形成的邏輯過程，而這個邏輯過程在現實中的實現，是與私有制的形成密切相關的。私有制是使強制性地扣除剩餘產品的行為成為可能並使其持續下去從而形成一定製度的內在動力。構成私有制的因素主要有三個，一是私有觀念，二是產權制度，三是交換。
私有觀念的基礎是人類希望最大限度地滿足其需求的本能。這種本能在社會開始出現剩餘產品之後，便迅速轉化為私有觀念，也就是貪慾。貪慾是人類特有的`東西，它以惡的形式構成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的內在動力。正是貪慾，推動著人們去追求更多的剩餘產品，從而千方百計地去尋求各種方法和手段對剩餘產品進行強制性的扣除。關於貪慾在歷史上的作用，恩格斯有幾段精闢的論述，值得我們很好地思考。他說：“這種自然發生的共同體的權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確實被打破了。不過它是被那種在我們看來簡直是一種墮落，一種離開古代氏族社會的純樸道德高峰的墮落的勢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貪慾、粗暴的情慾、卑下的物慾、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鄙的手段—偷竊、暴力、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潰”。(2)“以這些制度為基礎的文明時代，完成了古代氏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們最卑劣的動機和情慾，並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稟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卑劣的貪慾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到今日的動力；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3)“於是，氏族制度的機關就逐漸脫離了自己在人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個氏族就轉化為自己的對立物：它從一個自由處理自己事物的部落組織，變為掠奪和壓迫鄰人的組織，而它的各機關也相應地從人們意志的工具轉變為旨在反對自己人們的一個獨立的統治和壓迫的機關了。但是，如果不是對財富的貪慾把氏族成員分為富人和窮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內部的財產差別把利益一致變為氏族成員之間的對抗’，如果不是奴隸制的盛行已經開始使人認為用勞動獲取生存資料是隻有奴隸才配做的、比掠奪更為可恥的活動，那麼這種情況是絕不會發生的。”(4)
貪慾作為動力如何理解呢？在原始氏族社會道德之下，貪慾是如何產生的呢？為什麼社會有了剩餘產品也就同時產生了貪慾呢？貪慾似乎是一個人性的問題，或者僅僅是屬於意識範圍內的問題，但實際上，它深深地植根於人類社會生產發展的狀況之中。所謂貪慾，實際上是人類的需求在社會生產相對不發達的情況下的一種畸形表現。人類的需求與任何動物的需求都不相同。如前所述，動物的需求在質與量上基本上都是不變的，而人類的需求卻是隨社會生產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當社會生產水平極其低下，幾乎沒有多少剩餘產品的時候，人們的需求便僅僅侷限於對維持人類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資料的水平。在漫長的原始社會中，人類的需求都基本上保持在這樣的低水平上而沒有什麼變化。這時還顯示不出人類的需求與動物的需求的根本區別。但人類終究是萬物之靈，當社會生產的發展開始有可能提供較多的剩餘產品的時候，便對人類的需求產生極大的刺激，人們開始不滿足於對基本生活資料的追求，而要進一步追求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了。但是社會提供的剩餘產品又無法滿足全體社會成員對於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的追求，於是便產生了極大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把整個社會的剩餘產品集中起來，滿足社會上極少數人的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的需求。而這樣做的前提是要把生產勞動者的需求限制在最低的、和動物相似的水平上，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必須使用極其殘酷的強制手段來壓榨勞動者並掠奪和佔有他們的剩餘產品。這樣便在人類歷史上產生了剝削制度。這種被剝奪的物件作初只能來自社會的外部，即戰爭的俘虜，這些人過去往往是要被殺掉的，更早的時候甚至要被吃掉。而這時他們能夠保全性命而從事勞動，雖然只能得到維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物質資料，相對地說也還算幸運的。(5)於是奴隸勞動的制度作為一種既成的事而被確定下來了。然而當人們驚奇地發現把每個奴隸生產的一點點剩餘產品彙集到一起卻變成了人們從未見過的巨大的社會財富時，奴隸制便作為社會的基本制度而鞏固起來。同時由於巨大的社會財富為人們的消費提供了新的源泉，便使人類的需求在佔有社會財富的少數人中間急劇地膨脹起來。這種人類普遍存在的、具有不同層次且隨生產的發展不斷變化著的需求，便在社會上的少數人身上畸形地發展起來。這種畸形發展的狀態就是人們所說的貪慾。所以，貪慾並不是一個單純的道德墮落的問題，也不是任意產生的一種偶然現象，它體現著一定歷史階段上的必然。它的基礎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對物質資料的特殊需求。它的條件是社會生產既有所發展又相對地不發達。有所發展造成了大量的剩餘產品，而相對不發達又意味著這些剩餘產品還不足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對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的需求。
私有制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產權制度。很明顯，社會上的少數人要想長久地而且越來越多地佔有剩餘產品，就必須建立一種產權制度，使他們對社會財富的佔有合法化並且有不可侵犯性。而這種財產製度中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是少數人對於生產手段和生產資料的壟斷，從而造成勞動者與生產手段的完全脫離。由此便造成勞動對生產資料的依賴和從屬。這就為剝削者佔有社會財富提供了法理的基礎，並造成剝削者養活勞動者的假象。
私有制的再一個重要因素是交換。商品交換在私有制的產生過程起著重大的作用。剩餘產品對人們不斷髮展的需求的滿足，只有通過經常性的商品交換才能實現。由於在經常性的商品交換中產生了一般等價物和商人，使得商品交換作為社會生產和社會分配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鞏固下來。從而在根本上保證了剩餘產品對人們需求膨脹的滿足，也就是提供了貪慾的經常實現的條件。
這樣，由於人類社會生產的發展已經產生了生產剩餘產品的能力，同時在私有制的推動下，人們又自發地形成了強制性地積累剩餘產品的方式和手段。於是人類社會的第一種剝削制度—奴隸制便產生了。在奴隸制下廣大勞動者所遭受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曾經構成人類歷史中最悲慘的一頁，它曾經喚起各個時代的有正義感的人們的極大的憤慨和無限的同情。但是也應看到，正是這種殘酷的壓榨所造成的剩餘產品的積累，不但匯成龐大的社會財富，而且使社會生產和社會文化都產生了空前高度的發展，使人類社會從野蠻狀態迅速地跳躍到文明時代。因此，如果我們從全人類發展的角度去觀察，我們就會發現：奴隸制是在人類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的條件下，人類社會中自發地形成的積累剩餘產品的特定形式。這是人類社會的自我控制機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的特殊反映和表現。這種自我控制機制的特殊表現不但具有不以人類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而且也具有歷史的必要性。也就是說它是保證人類社會能夠存在和發展所絕對必要的。沒有奴隸制就沒有人類社會的加速運動，也就不會有今天的現代化。(6)奴隸制剝削和壓迫的殘酷性，是和當時社會生產的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這也正是馬克思所說的：“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社會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絡。”(7)馬克思的這一著名論點揭示了人類社會自我控制的祕密，是理解人類社會發展的一把鑰匙。
自從奴隸社會以後，人類又經歷了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這些社會各有自己特殊的剝削方式和階級關係。對於這些，我們都可以把它們看作適應著該時代社會生產發展狀況的積累剩餘產品的特殊方式。這些也都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自發地發展的結果，同樣地體現著人類社會的自我控制機制。由於人類社會生產的發展具有連續性，因此，使得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制度這三種強制性地積累剩餘產品的方式之間也有著內在的聯絡。每一種控制方式都是在前一種控制方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前一種控制方式解體的直接結果。正因為各種控制方式依次的有機聯絡，使得人類社會發展才不會陷入失控的狀態，這就更進一步體現了人類社會的自我控制機制。
總起來說，這種人類社會自我控制的機制，就是以人類的自然本能(與外界進行物質交換的能力、生存競爭的能力)為基礎，轉化為人類的社會本能(即物質和文化的需求)。再通過這種社會本能來推動人類進行生產活動，使生產活動成為人類的最基本的和具有永恆性的活動。而在生產力發展與社會需求之間的互動中，人類個體的追求需要的最大化滿足的慾望，便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把積累剩餘產品的問題強烈地提到日程上來。從而也就會根據各個時代的條件，自發地形成與該時代生產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積累剩餘產品的方式。而剩餘產品積累的的實現就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那麼，通過剩餘產品的積累如何推動社會發展呢？這裡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作為生產經營者的剝削者，其追求需要最大滿足的慾望和對剩餘產品的佔有行為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如何？二是對剩餘產品的強制性扣除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的關係如何？
經營者的利益追求從主觀上說是與社會進步沒有直接聯絡的。但是由於人類需求的特點在剝削者身上充分地體現了出來(即需求的廣泛性和不斷向高層次發展)，再加上生產發展對知識和技術等的需求也曲折地通過剝削者的個人需求表現出來，形成了廣泛而複雜的個人需求和事業需求的綜合。這種廣泛而複雜的需求的滿足便刺激了社會分工和交換的發展，形成了各個領域的眾多的社會部門，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這樣剝削者追求個人利益行為便與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在客觀上聯絡了起來。不管剝削者如何窮奢極欲，為了使其最大限度的需求能夠持續地保持下去，他們也必須把被他們強制地扣除的剩餘產品中的一部分用來擴大生產和發展各種事業，而剝削者之間的利益競爭就會更加促進這一點。(8)
另一方面，剩餘產品的源泉來自勞動者，剩餘產品的扣除是以總產品生產為前提的，支撐著人類社會大廈基礎的是勞動者。因此，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問題則是勞動者的積極性問題。然而自從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勞動者都是在被強制地扣除剩餘產品的條件下進行生產的。毫無疑問，扣除剩餘產品與生產者的利益是對立的，自然也就會挫傷勞動者的積極性。但是如果這種扣除的損失要比對其生存的另外的威脅相對說來較小的時候，則扣除剩餘產品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統一起來，從而使社會生產得以持續執行。但是這裡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勞動者僅僅面臨著要麼受剝削，要麼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這樣兩種選擇時；二是對剩餘產品扣除的量不能超過每個時代勞動者可以忍受的限度。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生活在不同時代的勞動者被置於這種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中的呢？這首先是由於在不同的具體歷史條件下所造成的勞動者個人的處境，例如：戰爭中被俘和無法償還鉅額債務；或者一定的人身依附；或者具有人身自由卻喪失一切生產手段等等。其次，勞動者個人的處境又不是偶然地發生的，而是前一種社會自我控制方式解體的必然結果。而歸根結底一切都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的性質和水平與人類需求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狀況。
以上就是人類社會自我控制機制形成的過程。這一過程決定著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便產生了人類的經濟活動、政治活動和價值觀。
這裡所說的經濟活動是指在自發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剩餘產品積累機制的驅使之下，人們所進行的可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能夠自覺地預見其後果的那些生產、交換、分配等等活動。例如生產經營、技術和工具的改進、產品的設計；在交換過程中對商業、信貸、金融的經營和買賣；以及通過稅收等形式所進行的各種再分配等等，所有這些活動都是人們自覺地進行的。但是由於所有的具體的自覺的經濟活動都是在人類的自控系統的驅使下進行的，因此，它們必定都是圍繞著自控系統而執行並且是作為自控系統實現的條件而存在的，因而也就成為自控系統的必要組成部分了，不管人們是否認識這一點都是如此。因此我們可以說，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是直接地以積累剩餘產品為出發點和歸宿的。離開了這個中心和基礎，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就會變得不可理解。
人們的一切政治活動基本上說來都是作為積累剩餘產品的機制的保障系統而存在和發展的。因為強制性地扣除剩餘產品需要力量的保證，特別是暴力的保證，而這種暴力只能來自國家。因此，以國家活動為核心的一切政治行為都是間接地圍繞著積累剩餘產品的機制執行的。但政治活動除了作為剩餘產品積累方式的保障系統的基本方面之外，有時還有破壞這一自控系統的作用，這就涉及到價值觀的問題了。
剩餘產品的積累這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過程本來是不存在價值問題的，因為它不理會人們的喜、怒、哀、樂、贊成或反對。但是作為具體的過程，它又是在人們的利益對抗中實現的。正是這種利益的對抗就使積累剩餘產品這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過程產生了對立的價值觀。作為強制者和剩餘產品的佔有者，認為這件事是合理、合法、神聖的。而對於被強制、被扣除者來說，則持反對的態度，雖然他們不一定有系統的價值觀。於是，在這個關係到人類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問題上，人們便產生了從意識到行為的對抗和鬥爭。這就是社會的階級鬥爭。這種鬥爭充滿了人類的歷史，並深刻地影響著社會生活並在每個人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但是階級鬥爭並不能左右人類積累剩餘產品總過程，這個過程仍然像處於人類之外的物質世界那樣，按照自己的規律執行。只是在一種積累方式按照其自身的規律向另一種積累的方式轉變的時候，階級鬥爭才起著一定的推動作用。
由於利益和價值觀對立的雙方都是以自身的感受為根據的，因此雙方都有各自的充分理由來為自己的價值觀辯護，各有各自的真理。在這裡似乎是無法找到客觀標準的。但是有兩個情況似乎又可以幫助人們找到客觀標準，一是多數問題，二是人類發展趨勢問題。由於在歷史上，強制者總是少數，而被強制者則是大多數人口。這樣人們會很自然地把大多數人的立場作為客觀真理的標準。這一點雖然在過去的古代社會中表現並不明顯，但在現代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卻表現得極其明顯。另一方面，從人類發展的總的程序來看，是從矇昧、野蠻向文明發展的，且又是從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發展的。歷史上依次出現的強制性的積累剩餘產品的方式也體現了從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的發展。也就是說，人類是在從受自然和社會的約束和壓制的狀態不斷地向著徹底解放的方向發展著。人類終將徹底擺脫動物式的生存競爭狀態，而進入真正的人類社會。(9)從這方面來說，擺脫剝削和壓迫是與人類解放的總趨勢一致的。因此，真理應在被強制者這邊。這樣也就產生了人類歷史上一脈相承的正義理論，一直髮展到今天。
然而根據正義的理論，所有的積累剩餘產品的方式都是非正義的，都是應該受到詛咒和反對的。這就造成了人類的價值觀與不以人類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的矛盾，造成人們的感情與科學的矛盾，造成人們的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的不可移易性的矛盾。這些矛盾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和社會主義的實踐中都表現得十分突出。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這些矛盾往往是通過事實與真理(價值)、描述與規範、實然與應然之間的矛盾表現出來的。在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中，人們對於價值的認識遠遠超過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程序的認識。因為價值觀並不以社會生產力的水平和社會發展的程序為轉移，而是以人們對利益衝突和社會矛盾的感受為轉移的。由於價值觀的超前性，使得人們在觀察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程序時，往往用價值、感情來代替對事實的理解。而當多數人的價值觀與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程序相沖突時，人們便根據價值觀設想出一個與現實的不合理性相反的應然境界，這樣就產生了人類的理想。於是人們便認為社會科學的任務就是研究如何用理想去改造現實。而各個時代積累剩餘產品的方式是最大的不正義，因而也就成為社會改造的主要內容了。當然，人們的理想雖然是以價值為基礎，但也並非與科學規律完全沒有聯絡。圍繞著人類解放的理想與人類社會發展的總程序是一致的。但是又必須認識到，人類積累剩餘產品的方式並不能根據人類的理想任意加以改變，它的變遷自有其內在的、固有的規律。人類的能動性至多也只能為這一變遷創造某些條件。但是人們往往並不覺悟，總希望自己有能力去幹預這一變遷程序。因為人們都希望今生今世看到理想的實現，而不希望把理想的實現推到遙遠的未來。而當理想在和現實的碰撞中遭到挫折時，人們或者放棄理想而追求實利，或者將自己封閉在理想中而與現實隔離。其實社會科學的任務主要的是認識現實，認識存在於現實的深處並支配和控制著現實的客觀程序及其執行規律。也就是要揭示人類的自我控制系統祕密。在這個基礎上再談理想問題，才能將理想置於科學之上。
同樣的矛盾還特別突出地表現在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當代社會主義實踐的主觀條件是價值觀的超前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但所面臨的客觀條件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落後的生產力、仍然具有相當生命力的資本主義的積累剩餘產品的方式。落後的水平、艱鉅的任務、惡劣的外部條件、對民族和國家命運的高度責任感、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堅信、主觀力量上的優越條件，等等，這一切因素複雜地結合在一起，就產生一種急於求成的情緒，影響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認為完全可以憑藉強大的主觀力量來任意改變積累剩餘產品的方式。其結果是造成深刻的教訓。實踐的教訓告訴我們，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確實存在著一個獨立於我們的意志之外的自我控制的社會系統，它規定著我們主觀能動性的限度和努力的基本方向。能否正確處理人為系統和非人為系統的關係，仍然是今後社會主義實踐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
當然，在現實生活中要能夠正確地對待這兩個系統的關係也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兩個系統往往是交錯在一起的，因而其界限很難劃清。在人為的系統中，由於人們的認識能力和行為能力的增長是逐漸積累的，因此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往往會把尚未達到的誤認為無能為力的，從而將人為系統中的這部分內容視為非人為系統中的事物。另一方面，非人為系統中規律的實現，在具體過程中又是由各個人的行為構成的，而每個人的行為都是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就容易造成一種假象，似乎每一個具體過程由人們的意志行為構成，因此總的過程也一定是意志的產物。從而就可能否認非人為系統的存在。
然而人們如何區分這兩個系統呢？問題難就難在事實上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可以將二者區別開來。人們要想區別它，只能靠對實踐的總結和對歷史的比較與分析。研究這兩個系統的關係，特別是揭示人類的自我控制系統及其執行機制，應該是社會科學的永恆性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