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當前學術界對“科學主義”以及“工具說”的批判，對“人文性”“語文教學傳統”的強調，曾經光彩照人被大家眾星捧月般寵著的語文知識，早成了眾矢之的——江河日下，幾至壽終正寢的地步。語文知識遭到冷落，文言知識自然也難逃“厄運”。
“知識”受冷落的命運，似乎是《語文課程標準》所裁定的。《語文課程標準》中極為醒目的“不宜刻意追求語文知識的系統和完整”的要求似乎給了它致命一擊。許是受“知識”壓迫太久太深之故，芸芸眾“生”（書生與學生）們頓生如釋重負之感，紛紛棄知識如敝屣，轉而死心塌地的“跟著感覺走”了。其實，《標準》只不過是將知識由昔日的“王子”貶為“平民”而已，它並未成為應打入冷宮的“囚徒”。你看《標準》中不是還有一句“可以（雖然不是‘應該’——引者）引導學生隨文學習必要的語文和修辭知識”的交代麼？不過，令人“喪氣”的是，在文言文閱讀條款中，《課程標準》中還有一個“判決”：“不應考查對詞法、句法等知識的掌握程度。”這一來，失去了生殺予奪的“指揮棒”地位，文言知識便真的是落魄了。面對文言知識，師生們確乎可以揚眉吐氣了——斯亦不足畏也矣！
且慢！文言教學可以不給知識在語文考試卷中以立足之地；可是，在文言文教學過程中，在文言文閱讀過程中，可以肯定的說，沒有哪一篇文言文的學習可以完全拋開知識的作用。不妨來看看語言學家王力先生給我們指點的路徑吧：“我們這樣說，絲毫沒有輕視理論知識的意思，恰恰相反，我們認為學習古代漢語的基本理論知識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認識有待於深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單靠大量閱讀後的一些零星體會和心得，那是很不夠的，還必須繼承前人對古代漢語的研究成果。”[1]“一切都靠自己悟出來，而不接受前人的經驗，也是不對的。有一些理性認識，是前人學習古代漢語經驗的概括，介紹給學生，也就縮短了他們摸索的過程，縮短了學習時間。”[2]
從王力先生的話中我們不難看出知識對於古代漢語（也就是中學的`“文言”）學習的積極意義。對於“國文”學習，胡適先生曾有過這樣的批評：“文學史更不能存在。不先懂得一點文學，就讀文學史，記得許多李益、李頎、老杜、小杜的名字，卻不知他們的著作，有什麼用處？”[3]切莫就此以為胡適先生是個“知識無用論”者。事實上，胡先生倒是個“文法學”的大力倡導者。他是這樣宣傳“文法學”的作用的：“故有了參考比較的文法資料，一箇中學堂的學生可以勝過許多舊日的大學問家；反過來說，若沒有參考比較的文法資料，一個俞樾有時候反不如今日的一箇中學生！”[4]
一箇中學生能有恁大的能耐？——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回想一下我們學習文言的目的，曰“培養閱讀文言文的能力”。進一步的目的呢？自然是“繼承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了。可是，前輩祖先一代一代積累下來的學習文言的經驗（知識），本身不就是我們可以也應該很好地繼承的文化遺產嗎？切莫以為前人學習文言的全部經驗就只有“熟讀背誦”“涵泳體悟”之類。我們應該看到：以“整體、直覺、取象比類”為代表的經驗綜合的思維方式占主導地位，並不等於說，我國傳統的思維沒有分析。…… 即使在古人，作為閱讀方式的“整體直覺”也主要適用於《詩》（文學作品），而《周易》、《大學》、《中庸》、《論語》等經書的閱讀，至少是“可以”用“訓詁”的方式。[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