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才華齋>範例>文學>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

文學 閱讀(2.03W)

當細細地品讀完一本名著後,你有什麼領悟呢?何不靜下心來寫寫讀書筆記呢?到底應如何寫讀書筆記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1

雖然還是不明白為什麼命名為《萬曆十五年》,雖然還是不清楚什麼是大歷史觀,但是呈現的是立體的歷史,立體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而不是非黑即白的歷史教材或者歷史電視劇。就比如戚繼光,民族英雄,但能在盤根錯節的政治中,穩如泰山、步步高昇,難道只靠軍事才能、愛國熱情可以做到的嗎?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我不懂政治,也不懂歷史,但我從歷史中讀到歷史時代賦予歷史人的枷鎖,卻掩飾不了首先是作為人的本性,萬曆作為皇帝,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然走不出深宮囚籠;作為一個男人,喜歡誰都要被人管束,想給老婆送禮物都要打白條;作為一個人,吃喝拉撒、七情六慾都要被人指指點點。一個想要贏得身邊人、天下人的認可,卻感覺力不從心、無人理解。皇帝也首先是個人,張居正、申時行、海瑞等等也首先是個人,然後才是歷史人物。看完《明朝那些事》,感覺王陽明活得最明白,過得隨心。

另外,看到了很多好玩的地方,火者、裸奔,比現代房車還房車的轎子……古人真會玩。

這本書可能以後再讀時會有更深的理解吧!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2

之前覺得張居正、申時行的差異在於與文官集團打交道的方式,現在覺得不太準確,應該是在皇帝這一政治個體與文官集團的政治團體之間的處事方式不同。

通過萬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帝國的平穩執行不僅在於文官之間的平衡、和諧,還要關照皇帝與制度(即文官集團)之間的關係。正德皇帝跳脫的個性不允許他僅僅作為一個權力的象徵配合制度執行,大學士在政治上的無能導致皇帝和文官集團的對抗狀態,以致政體的癱瘓。

而萬曆皇帝有著和正德相似的個性,他有大展身手復興帝國的願望,而同時,這與文官們的期望往往相互背離。作為文官之首、皇帝的顧問,大學士的處事手段就顯得極為重要。

張居正對皇帝和文官同時使用霹靂手段,以自己的影響力同時強行驅策兩方力量,結果是死後兩方共同進行的反抗。而申時行則是另一個極端,同樣是不偏袒,他想在兩邊都做好人,讓兩方都覺得和自己是一夥的,這樣在解決問題時自己在雙方都有一定的說服力、影響力。

然而對於一般的問題,他可以“處心積慮不動聲色在幕後解決問題”,而且從黃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時行處事心細如髮以及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穩定上的優越性。但是,一旦面臨立儲這樣關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權利的大事上,在兩方都想做好人的結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作者:張靜怡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3

其實不算認真看完,只是快速瀏覽。裡面很多故事已經有所瞭解,因此對我來說更重要的其實是書末的“《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說白了就是,把明朝這段歷史置於世界大背景下,然後再把時間長度拉長到數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觀上無法看到的東西。

對於當時中國的日漸衰落,以及中國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實都可以歸結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上學時候學了無數遍的“生產關係不符合生產力的發展”。

具體點說,什麼民主 自 由 文明什麼的,都是建立在一種東西之上,那就是“契約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礎。這一點,有賴於商業的發展,翻過來又能促進商業的發展。這就是為什麼目前國內都說“經濟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種先進的生產關係在一開始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到了瓶頸期,生產力的繼續發展就會受到限制,而這時,就會產生促進生產關係改革的呼聲。

黃仁宇還談到了市民階層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進城鎮化的時候,有沒有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聯想到前段時間廣東發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約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於北方的,這既是南方商業發達的結果,也反過來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要實現富強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遊牧氣質和小農氣質去掉,除了大力提倡發展經濟外,如何改革上層管理模式也是今後面臨的一大問題。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4

讀完此書已有一段時間,一直想分享些自己的體會,卻一直不知如何下筆。

1587年,為萬曆十五年,從傳統觀點來看,並無大事可敘,但黃老卻從發生在此間一件件極其微小的事件,窺見了蘊含其中明代的大歷史走向,見微知著,一葉知秋......

以人物為主線,從其間我們看到了不一樣,少年意氣風發萬曆皇帝;朝堂之上與廟堂之下判若兩人的時代大改革家張居正;憂患為國卻性格優寡的首輔申時行;抑有脾氣古怪卻剛直不阿的清官海瑞。從中瞭解了人物的兩面,歷史的多面,在人物性格與其仕途沉浮之間去感受一個時代的風雲動盪與發展趨向,無論哪個時期,都沒有完人,但卻有一個正當時可以改變歷史走向之人,此人必定遭受眾多議論,但毫無疑問的是,他必定會在青史之上留名,成為一個時代的標誌,身處其中,名留其外。

大歷史觀,無外乎站在一個長隧道之外以一個大的觀感去看待歷史,不拘小節,著重對歷史趨勢的研究與探索。掌握此方法,可以避免許多研究上的不必要的多餘雜質,從而更加清楚的明白歷史研究的目標與任務。

總而觀之,以大觀小,讀史明智,成王敗寇,如是而已......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5

早就想寫一寫萬曆十五年感受了,鑑於時間因素,一直未能動筆,最近讀了這本書,感觸頗深,遂成夙願!

高中年代,最怕最差的科目非歷史莫屬了,老師說要將歷史學成一條線,而我一直在點上打轉。如何將點穿成線,想想都困難!

想來對歷史的興趣起源於工作後,在某毛的薰陶下,陸陸續續看過些西方歷史書籍,尤其是鹽野七生關於羅馬關於文藝復興方面。過程中,腦海裡有個思緒不停地在飛:“當時的中國是怎樣一番場景呢?”。既然看西方了,為什麼不去看看東方呢?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國,該有怎樣光輝燦爛的文明歷史啊。於是找來豆瓣評分高達8.9分黃仁宇的這本《萬曆十五年》。通本讀完,感受不到一點豪情勃發,有的只是無處釋放的壓抑!

本書一共七章,通過對萬曆皇帝、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和李贄等人物的描寫,敘述了明朝中後期的政治體制、財政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全文一條主線,即“文官制度”貫穿始終,這也是一切悲劇的源泉!

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行政工具是文官制度,經過一兩百年的發展,這種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文官是人民的公僕,實際上成為權力的源泉,也是這一大帝國的實際主人。而本朝開國之初,各項制度的依據是“四書”上的教條,認為官員們應當過簡單樸素的生活是萬古不磨的真理,所以官員的俸祿極低,於是官員們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也就不可避免。從而導致文官的雙重性格,即:雖稱公僕,實系主人,有陽則有陰。是否能認清文官的這雙重性格,也導致了各歷史人物的成敗。

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全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施政的要訣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張居正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的文官,卻忽略了國家最大的問題也是文官。他一心改弦更張,把文官集團當作行政工具,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視之下,並且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罷黜,從而嚴重威脅了文官的安全感,開罪文人,使自己陷於孤立的地位!相比較而言,申時行這個和事佬沒有忽略文官的雙重性格。他知道若要恰如其分地處理此中矛盾,即要給予文官物質上的報酬使他們樂於效勞,也要動員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根據倫理道德的觀念盡忠國事,於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不斷地推行禮儀,講解“四書”和其他經史。時勢要求申時行充當和事佬,他就擔任這樣角色,對於別人的評論,付諸一笑。所以張居正即使死後依然身敗名裂,而申時行得到善終。看到這裡我有點兒矛盾,從現代的角度看,無疑時代需要張居正這樣的改革家,可是站在當時歷史的角度看,申時行的行為方式又是順應時勢的,難道想要善終、順應時勢的結果就是碌碌無為嗎?

再說到萬曆皇帝,從頭到尾帶著憐惜無奈看待這個人物。很多歷史評論說萬曆皇帝是個昏君,但剛開始時,他其實是個勤奮好學積極向上的小皇帝、好少年。張居正過世時,他曾勵精圖治打算大展巨集圖,無奈迫於文官制度的壓力,最終“無為”而治!強大的文官體制,需要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的爭端無法解決時作出強制性的仲裁。萬曆名義上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而所謂德行大部分體現於各種禮儀之中,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規範,但是道德規範的解釋卻分屬於文官。他不被允許能和他的臣僚一樣,在陽之外另外存在著陰,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範。

皇位是一種社會制度,但他朱翊鈞也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啊。此時,鄭氏走入萬曆的生命,填補了他精神上的空缺。鄭氏之所以能贏得萬歲的歡心,並不是具有閉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於聰明機警、意志堅決、好讀書,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可是,萬曆卻不能立自己心愛之人的孩子為太子,因為這不合倫理之道,多麼荒謬的倫理之道啊!可是在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萬曆,他的責任範圍乃是這群文臣們所安排的,這幫文臣強迫他在處理政務時摒棄一切個人意志,因為他的權威產生於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但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想做的事情統統不能做到,勵精圖治的念頭一天天減退,對這個操縱實際的官僚集團日益疏遠,於是長期消極對抗而至“無為”!

關於財政,我很納悶,如此高度中央集權的帝國,為什麼財政制度如此鬆散?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各地方稅收根據近距離原則補貼地方財政需求,這種地方自給的財政制度看似節約了交通通訊成本,卻導致全國滿布著無數的短途運輸線,缺乏統一的組織和管理。也因為全國的稅收不是總收集發,財政制度無從以嚴密的會計制度加以考察,文官俸祿又低,不可避免助長了文官雙重性格中“陰”的一面。

由於交通通訊等落後,政府對民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往感到隔膜,以至稅收和預算不能隨之而增加或減縮,更別提調控了,日積月累想要改革呆板的財政困境就更加困難了。不禁唏噓,觀念多麼重要。羅馬初建國時,就加強道路的基礎建設,通過四通八達的交通通訊系統加強中央與地方的聯絡,成就了偉大的羅馬帝國,也有了著名的金句“條條大路通羅馬”。而一千年後的明帝國居然不懂這個道理。

強大的文官體制,死板的財政制度,導致軍需稅收不能總收總髮,武官的社會地位下降到歷史最低點,是否這也直接導致明朝的滅亡呢?

其實看完這本書好久了,一直沒動筆,總覺得我的歷史太差。但李笑來老師說過“起步時最重要的是什麼?”。很多的技能,我們知道有用,卻遲遲不願學習踐行,為什麼?因為怕,因為不願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寫不好就不寫了嗎?寫不好就不發了嗎?你以為你能一上來就做的很好嗎?萬事開頭難,所以,在起步時要平靜地接受自己的笨拙,理解自己的笨拙,並放慢速度嘗試,於踐行中不斷改進。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6

看到作者如回放一般點出一個個人物,一樁樁事件,一幅幅眾生相,才驚覺原來已經看到結尾了。《萬曆十五年》閱讀結束,但是意猶未盡。將李贄安排在最後,可以想見黃仁宇先生決定將大部分力氣直接進行僵化凝固的思想體系的批判同時,也藉助於現今哲學成就來評價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很可惜,作者最殫精竭慮的部分是我最難理解的地方。但是,將看不懂的地方放在那,也許時隔些年,我會有更深的理解。

李贄這一章,我看到了黃仁宇先生最激烈的感情流露,所以我想這也是我閱讀過程中碰撞最劇烈的地方。我們古代的哲學,至少是萬曆及以前的和漢朝罷黜百家之間,都無法跳脫儒家正統思想,但是跳脫不了卻也難加以改進,使之能促進社會向前發展。從什麼時候儒家思想對於時代已無指導作用,作者沒有解答,統治集團求平衡倒是和儒家愈漸迂腐是互為因果的。非常喜歡結尾的一段,真個是掩卷嘆息,靜坐感慨。

“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展望一下明天,開啟新的一本。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7

戚家軍大敗倭寇,保衛一方平安,其頭功當然是戚繼光的。戚繼光一手創立的戚家軍是革命性的,其軍紀之嚴明,戰術之先進,在當時都是獨一檔的存在,是戚繼光讓軍隊真正成為一支軍隊,而非一群散兵遊勇。不過有了嚴明的軍紀,先進的戰術,是不是還缺少點什麼?哦對了,軍隊戰鬥力的強大,還離不開強大的武器支援。我們經常吐槽我們發明了火藥卻只是用來放煙花,發明了指南針卻只是用來遊玩,然而並不是沒有有識之士認識到了火器的價值,戚繼光就曾上書陳述火器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建議並沒有得到有效的落實。糟糕的後勤製造出的火器甚至有爆炸的危險。和他有類似遭遇的還有一代名將俞大猷,他提出的是水師的重要性,他曾建議把陸軍軍費的一半用到水師上,以此來在海上就擊退倭寇,可惜這並沒有引起重視,俞大猷只能抱憾而終。究其原因,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過錯都推到當權者頭上,他們固然有鼠目寸光的一面,可是即便他們深謀遠慮,贊同俞大猷的提議,那麼事情就一定能辦成嗎?倒也不見得,這些問題已經超越了軍事的範疇而涉及到了政治。再次重複一遍那句話:我們的國家是以禮儀道德為治國根本的,法律或者規章制度已經淪為形式,甚至掩飾違法行為還被認為是忠厚識大體,總之一切都是為了安安穩穩過日子,我感覺用諱疾忌醫來形容很合適。那既然沒有法律規章的約束,就自然也不能期待行政效率有多高了,而效率低下是技術的進步的天敵。鬆散的組織結構裡容不下現代技術,而現代技術一定會推動社會趨於精密,這是兩種力量的交鋒,可惜的是當時還是舊勢力更加強大。

既然現實如此,戚繼光也沒有因此忿忿不平,而是採取了更加務實的策略,火器不好用那就不用,我用軟實力照樣橫掃倭寇。更能體現他的智慧的地方是他對於政治也是洞若觀火,本朝重文輕武,文官們不會容忍武將和文官平起平坐,戚繼光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只是把軍事技術作為必要的輔助,這讓他受益良多。這一點,值得海瑞學習,雖然海瑞是文官,戚繼光是武將,然而在性格上海瑞倒更像是一個武將,戚繼光更像文官。這對他們的.仕途有決定性作用,海瑞被彈劾被迫去職,而戚繼光則得到了一個武將所能得到的所有榮譽。並不是說他們做官只是為了虛名,不過有了地位才能大展拳腳不是嗎?

可單單憑藉這些,亦不足以幫助戚繼光建功立業,還要朝中有人。張居正和戚繼光可謂黃金搭檔,他們都有雄心壯志,都有銳意改革的決心,也都有不世出的才華,因此張居正對於戚繼光也是盡力提攜,為他創造出了自由發揮的空間,也才有了戚繼光的赫赫戰功。

前文所述皆為作為一名將領的戚繼光,現在我們來認識一下另一個戚繼光。戚繼光會寫詩,這樣的跨界是相當難得的,這也為他贏得了文官們的尊重,看來無論什麼時候都是藝多不壓身啊。

最後,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真的是一條鐵律,張居正是這樣,海瑞是這樣,戚繼光也沒能例外。其實戚繼光和張居正關係密切或多或少也有這方面的原因,他讓家人給張居正饋贈禮物就見於張居正的書牘。他娶妾生子,卻把他們隱藏起來,他潑悍的夫人對此一無所知。戚繼光並不能完美地適配於傳統的道德框架,在頌歌裡我們可以忽略這些,不過在歷史中,我們要直面它。

戚繼光最後孤獨地死去,其實自張居正去世的那一刻起,戚繼光在歷史舞臺上的表演也快要結束了。在這個道德至上的國度,任何一點瑕疵都可能被大做文章,更何況是一個和張居正關係密切的武將呢?文官們自然不會放過他。戚繼光,孤獨的將領,可是孤獨的又何止戚繼光一人?武將們出生入死,保家衛國,還不如文官的筆桿子和嘴皮子管用。這是這個時代武將的悲哀,也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因為在東北的白山黑水間,一個名叫努爾哈赤的人正在厲兵秣馬,虎視眈眈。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8

《萬曆十五年》是由美籍華人學者黃仁宇寫的一本好書,自1979年首次在美國出版後廣受好評。近日,通過拜讀此書,深受啟發。

黃仁宇先生選取了1587年前後發生的幾件小事,簡單扼要的提出了“大歷史觀”。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全書共講述了六個人物——一個皇帝(萬曆)、兩任元輔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一個模範官僚(海瑞)、一個傑出孤獨的將領(戚繼光)、一個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最後,從作者的大歷史觀得出結論: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表面上無事可記,然而四海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國崩潰的隱患早已埋下。書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劇性結局(皇帝也不例外),故萬曆十五年的歷史,也是失敗的歷史!其著作主旨在書中末段提出:“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萬曆年間,大明王朝歌舞昇平,一切看起來欣欣向榮,然而,一切卻顯得十分無序,各種潛規則盛行。張居正的改革被完全廢止,本人在死後也遭受株連,整個文官集團出於自身考慮完全不顧國家、人民,綁架整個社會意志謀取集團利益,連戚繼光這樣的武將也為了自保而不得不接受潛規則。可以說,大明帝國精英群體身處在這種固若金湯的傳統和潛規則之中,或如履薄冰,或飛蛾撲火,或大聲疾呼,但無一倖免,全都敗下陣來。其實,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何嘗不是這樣!清朝末期的中興之臣,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們,雖聰慧過人,縱橫捭闔,卻也逃脫不了一樣的失敗命運。

歷史也向今天的我們發出了一樣的拷問:如何破除根深蒂固的潛規則?如何讓身處其中的人不疲於應付?如何保證社會的良性發展?我的思考是,加強制度化建設,減少人為干預,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推動制度的制定和落實,其實質就是保證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通過科學完善的制度,不僅能夠破除各種潛規則,讓政府的權利在陽光下執行,同時,也可以讓政府在落實政策時,更有底氣和自信。讀後感·我認為,更深遠的意義在於,一旦形成思維的習慣化,這種公平和透明可以大大提高整個社會的執行效率,進而推動社會的文明和發展。

但是另外一方面,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書中張居正的改革就是最鮮明的例子。無論是改革,亦或是制度的制定和落實,都必須蹄疾步穩。在此過程中,遭受反覆,遭到攻擊,遭遇詰難,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只要堅定信心,一定可以走出《萬曆十五年》中的怪圈,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可以說為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視野,從簡單的、看似毫不相干歷史事件多角度分析了整個明朝社會所遭遇的空前危機,引起人的深思。所以,必須要感謝黃仁宇先生的深刻洞察力和優秀的人文素養,為我們今天如何全面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很好的視角。

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歷史是一條時間的大河,擁有五千年曆史的中華文明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銅鏡,我們如何來建設我們的國家,確立制度的思想、樹立規則觀念,擺脫人為干擾是我們社會的基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制度理念貫穿於心中將帶我們遠行。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9

當年《人民的*義》熱播時,高育良反覆提及的《萬曆十五年》就引發了我的好奇,後來看到讀書會內很多書友推薦此書,便果斷下單。今時今日,終於有幸拜讀。

寒冷的冬日,獨坐在五樓會議室享受寧靜的讀書時光,恍然間彷彿回到了大學校園裡的圖書館:手捧一本書一坐就是幾個小時。這份獨品書香的喜悅比書籍本身還讓人沉醉。

讀罷《萬曆十五年》,贊同作者的大歷史觀: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作者從萬曆皇帝、位極人臣的張居正、申時行以及一代名將戚繼光等人著筆,以萬曆執政第十五年為引子,抽絲剝繭,通過這些人物命運的變化,揭露了明朝乃至幾千年來中國的官僚體制。這個體制中,帝國真正的主人是龐大的文官集團,天子不過是國家機構執行所需要的產物。國家一項政策能否真正落地生根,全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如若有衝突,即便是皇帝,也不能“為所欲為”,比如立喜愛的幼子為皇太子。這讓我想到《滄浪之水》一書中的主人公,從小科員一路升為廳長,總以為地位越高受得約束越小,其實不然。

千百年來,這個體制的執行沒有法制作保障,靠的是道德的力量來約束,導致弊端重重。道德至高無上,但它終究代替不了法制。像讀書會的執行便是同理,有了“一月至少讀一本書”的鐵軌約束,大家讀書的效率顯然更高。對我尤為如此,雖然我有一顆瘋狂熱愛讀書的心,卻總是諸事纏身,沒有讀書的時間。今天“迫於群規”,足足抽出一下午一晚上的時間讀完了拖延一個月的書。幾十人的讀書會尚且如此,龐大的國家機構呢?道德的力量顯然遠遠不夠,期待我們的法制越來越健全。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10

大歷史一是時間要放到足夠大,退回一些才能看清,二則是地理範圍要大,考慮中外各地的情形。

中國之所以陷入近代幾百年的被動,明朝立國已經埋下伏筆,國家以道德為治國基礎,沒有技術條件改造成法制國家,整個行政目標是保護落後的農業生產,由此發明戶籍制度,把農民種在農村,沒有批准農民不得到處行動,限制底層積極性和流動性;政治上層設計高度集權,皇上有能力的如勞模朱元璋靠個人勤奮尚可一人勉強為之,子孫後代就只能靠內閣大學士和文官集團,經過200多年發展官僚集團逐步成熟,他們是政權實際控制者,皇上只是個道德象徵,資訊通過底層幾乎不可能傳上來,上下難以通達。

而文官系統在明有天生物質和精神分裂傾向,國家給的俸祿有限,希望各位大人以道德和聖賢的標準要求自己,另一方面自身握有實權,面對物質世界的誘惑只能方便的通過潛規則或明文規定巧取豪奪,這個分裂是個頑疾,到清朝也沒得治。沒有法律只靠道德,而道德標準只在個人口中,這樣的系統維繫幾百年也真是不易。皇帝或內閣要用人就不敢一下把規則全部改掉,而越往後拖越沒有治癒的機會,直到大廈全部崩塌掉。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11

自漢代儒家思想上升成為意識形態之後,龐大的帝國所賴以維持秩序的是孔孟之道。但孔夫子的道德是抽象的準則,真正在人與人之間起實際潤滑作用的是”禮”,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禮”保證了整個社會的執行秩序。 “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在本質上無非是數不清的農村合併成的一個集合體,禮儀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對於違法的行為作掩飾則被認為忠厚識大體。各個機構之間的聯絡,從來也沒有可資遵守的成文條例。”

經過宋代程朱理學的發展,儒學到了明代已經越發保守僵化。作為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它滲透了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無形地統治著這個社會。萬曆年間所面臨的問題在於:作為封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皇帝的絕對權力無形中被各種各樣繁瑣的禮制規定抵消了,一方面,要實行有效的統治,就必須以儒家禮 教作為法理基礎,另一方面,對儒家禮教的任何背離、突破和改變,勢必遭遇到強大的抵制,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潛在的、無形的,如廢長立幼、修建皇陵等問題。

萬曆皇帝曾力圖勵精圖治,希望通過努力實踐”禮”來增強文官集團乃至全體人民對經典道德的信心,但當他經過張居正以及選太子的風波之後,他徹底看穿了所有人的“陰陽”兩面。這時他自己首先對這套道德體制喪失了信心。他對管理國家事務的消極抵抗是是針對這一整套道德體系。

此時,道德和”禮”已經發展到相當畸形的地步。表面上官方倡導的道德原則與人們的實際行為已經嚴重脫節,“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

究其原因就在於:在儒家的觀念裡,根本沒有私德和公德之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把個人品德作為治理國家的前提,治國如治家。

“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國是典型的人治。儒家要求一個人必須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後才能從事治理國家的工作,即所謂“內聖外王”。其荒謬性並不在於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性,而在於其不承認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完全是不同性質的領域。把二者等同起來,即把政治道德化,這就使國家有權干涉私人生活,個人 自由因此蕩然無存。我國解放後的諸多悲劇,恐怕也與此不無關係。

決定一個人命運的,不是法律判決,而是道德判決的力量。或者說,道德判決具有比法律更高一等的效力。因此政治鬥爭往往在形式上轉化為道德之爭。由於道德的衡量標準又是一套固定的禮儀,於是道德之爭又從禮儀之爭開始。“本朝的制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 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但是德行意味著什麼呢?……所謂德行大部分體現於各種禮儀之中。”

由於對人的一切評價最終被歸結到道德問題,人們就不得不生活在虛偽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隱瞞私慾,表現出一副道德高尚的面目,然而私慾並非所能壓制了的,相反它作為”陰”的一面更加膨脹。從而加深了每個人“陰陽”兩面的分化。表面一套,實際一套,所有人都顯示出犬儒主義的姿態,追求道德是人人掛在嘴上的口號,私下裡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偶爾出上一個清官——老百姓讓他名垂千古。大家都懷著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仰望海瑞,然而誰也不肯去做海瑞,這 就是中國從古至今政界的現狀,也是整個社會狀況的縮影。仁義道德是件漂亮的衣服,穿上它,然後好做苟且之事。

我還是覺得,儒家的道德力量在人們信仰它的時候是非常強大的,畢竟從古至今,殺身成仁的例子不勝列舉。但當文官集團的所有人以及下層民眾再也不再相通道德時,政權的統治就岌岌可危。隨著形勢惡化,人們不再對道德和”禮”抱有絲毫信心,連線在上層文官集團和下層成千上萬的農民之間的鎖鏈變得鬆 動不堪。戰亂四起,王朝更迭的序幕開始了。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到底要到什麼時候,苦難的中華民族才能擺脫這巨大的慣性,真正騰飛起來呢?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12

書中以小見大,僅用區區幾年的歷史光陰分析了一個朝代的消亡史,乃至一個民族的註定衰弱與覺醒。中國兩千年的文明史,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書中敘及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

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種情況斷非個人的原因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古代無完善的法制與執行力,依賴道德約束人們,以使文官集團日趨強勢,社會制度止步不前。

中國文化是亞洲大陸地理的產物,無海洋性國家的經驗。未放眼全世界,未著眼於更長遠的歷史,致使我們故步自封,沒跟上世界大潮流。要把道德的範疇放得遠大。歷史觀點代表人生哲學,不能收短時間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閉戶造車,不顧外間情勢單獨決定。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13

  一●相關書訊:

在現代,很少有人這樣觀察歷史;在文壇,更少有人這樣寫作歷史。

作者黃仁宇窮盡叄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巨集觀細究,以超然獨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國,以四海平靖、幾乎無事可記,卻對未來中國發展舉足輕重的萬曆十五年為中心,將中國的糾結、迷惘與困惑,纖毫畢現的開展在讀者眼前。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在1979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被美國許多大學採用為教科書,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臺發行迄今已多達二十餘版,是黃仁宇著作中最暢銷的一本。

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曾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戡亂期間的國軍,後赴美求學,為密西根大學歷史博士和歷史學家、中國歷史明史專家,大歷史觀的宣導者之名而為世人所知。著有《萬曆十五年》等暢銷書。

  二●內容摘錄:

理想與裝飾究竟不同於虛偽,一個人仍能以此作為起點去推行他的誠意。(p.63)

他的掙扎,他的自我責備,以及他對臣僚所作的愛民的訓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涼劑。(p.132)

生命不過是一種想像,這種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這裡的地下玄宮,加上潮溼黴爛的絲織品和膠結的油燈所給人的感覺,卻是無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p.139)

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p.218)

  叄●我的觀點:

在大自然中,公獅對幼獅有著望子成王的期待;在皇宮裡,皇帝對太子也有著望子成龍的寄望。但我們都知道:不是每隻幼獅長大都能成為獨當一面的萬獸之王,也不是每位太子即位都能成為眾所愛戴的人中之龍。這其中參雜了一些先天和後天的因素左右著他們的表現。

就萬曆皇帝而言,因為他的一生被太多的人、事、時、地、物所牽絆、糾葛,所以難以獨斷的批判他是個昏君與否。不過,歷史中的他的確不是位堯舜之君。我想,左右萬曆皇帝一生成敗最大的因素是年齡,以現代觀點來看,肯定會覺得讓一個未滿十歲的孩子當統治者是荒謬至極的事。但巨集觀中國歷代,幼主即位卻是司空見慣,因為他們多半有著「輔佐」他們的大臣或外戚,甚至是宦官,然而,「輔佐」往往成為「干政」的名義。歷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到了明代則有張居正和馮保架空了幼年的萬曆皇帝,使他變得依賴、優柔寡斷;張居正死後,發現當年敬重的老師虛偽又富有野心時,萬曆皇帝又變得難以相信人。最終,因立儲問題而消沉、一無所成。這一切都是因為年齡衍生的更多失敗因素。反觀現代,不同選舉年齡皆有所標準,就是為了避免造成國家統治失控與動盪。

皇帝有賢愚之分,臣子也有忠奸之別。但究竟什麼才是成為好官的條件?符合了條件,又真能流芳百世嗎?歷代百官中不乏難得一見的清官,如海瑞這種模範官僚,但犯顏直諫,往往落得貶官下場,人言:「伴君如伴虎」,就算一生安分守己、勤儉持家,也不知道哪天會招來他人的詆譭,總之,受重用的人仍在少數。反觀,潛伏在皇帝身邊的小人,也許才疏學淺或心懷不軌,卻權傾朝野。這樣看來,當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做人又何嘗不是如此?當一個人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時,勸告他人可能招致人際上的誤會,若選擇獨善其身,又太過無情。也有人喜歡曲意逢迎,以求官運亨通。但我相信:歷史是一座不朽的天平,時光會沖淡讒言、詆譭,也能洗刷冤屈。

雖然人言可畏,但可敬的卻是汗青。地下憂憤而死的忠臣是否能因此瞑目已不可考,可知的是不論是當時的得志還是失意,千百年後,他們所有的事蹟都將為後人所推崇、警惕,或評論一番。唐玄宗曾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天,我拿起「萬曆十五年」這面歷史的明鏡,在作者犀利的筆鋒下,窺探看似風平浪靜的萬曆十五年,實則是一場風雨的前兆。然而置身於故事之外的我們,也應當思考,若是在生活中也遇上了問題,我們是否能跳脫當下迷思而未雨綢繆?這才是我們讀這本書真正的意義所在。

  四●討論議題:

為何每個人都說「瑕不掩瑜」,而歷史卻不一定如此,有許多皇帝、大臣一生豐功偉業,卻因為一個錯誤而遺臭萬年,其中是否有其塬因?或者,我們應該以更多面向分析歷史,而不是輕易的概括論定?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14

李約瑟難題中對古代與近代中國與西方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區別進行了提問,公元十六世紀及以前,中國人在科學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而近代科學卻產生在十七世紀的西方,中國古代近代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值得每一位中華兒女深思。

這一轉折點正處於16世紀中期的明朝,《萬曆十五年》從萬曆皇帝、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等角度講了明朝末期萬曆皇帝朝中朝外之事,更多的是把行政制度、財稅制度與中國古代儒學修習系統對人對社會的莫大的影響力之間的統一思考和綜合討論。

貫穿全書的,用作者的觀點來說是道德束縛力在中國社會特別是明代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也是知識分子階層和文官體系的支撐和矛盾來源,書中說明了16世紀中國社會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的側面形態。責編傅璇琮也曾表示:“這本書的撰寫,確實拓新了我們看待歷史、觀察社會的眼光。”我想,讀這本書,可以培養自己觀察、分析社會的能力。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是作者關於歷史觀的部分意見。以史為鏡,可以明得失,我們才能趕超先進、重塑輝煌,才能迎來日新月異、鳥語花香的科學春天!

《萬曆十五年》讀書筆記15

今天《萬曆十五年》進入了第三章——世間已無張居正,張居正可謂是大明王朝最後一根頂樑柱了,這根頂樑柱一倒,明帝國頓時失去重心,一步步滑入深淵。申時行雖然老成持重,但他所苦心經營的,終究只是表面的平和,是一抹夕陽紅,是無法把脫軌的帝國拉回來的。而這樣的一個表現,就是萬曆皇帝向他的臣民做消極怠工,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我一看到我也有種摸不到頭腦的感覺。在我們平常的印象中,君臣關係要麼是琴瑟和鳴(原意指夫妻,這裡我覺得君為夫,臣為妻也並非不可不是麼)如唐太宗一朝;要麼是君主絕對專制,臣子只是一群附庸如隋煬帝一朝;要麼就是臣下亂政,君主形同虛設如漢昭帝一朝的霍光。再者說,君主消極怠工的也不少,可是消極怠工是為了對抗臣民就很稀奇了,至於萬曆為何會如此,書中也做了解釋。萬曆之所以如此,乃是出於一種報復,報復文官們不支援他廢長立幼。前文已述,萬曆的寵妃是鄭氏,因此他想讓鄭氏的孩子做太子,可惜鄭氏的孩子並非嫡長子,這就是私人情感和禮制的衝突了,而在明代,禮儀道德甚至可以凌駕於法律,因此那些飽受禮儀道德薰陶的文官自然不可能同意這樣違背祖制的想法。不過話又說回來,萬曆單純憑藉個人情感來決定立儲這樣的大事,自是不合理,可難道所謂的嫡長子繼承製就很合理麼?我們都知道科舉制的意義就是打破了門第和出身對於有才之士的限制,然而選拔官員如此開明,怎麼到了立儲就如此草率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我並不認為這可以以一句“這是祖制”來解釋,九品中正制也是祖制,為什麼就能改呢?

說到底我認為這還是那些臣子的人性的弱點,科舉取士可以幫助他們飛黃騰達,可一旦他們踏入仕途,改變了自己的身份,就又開始滿口禮制,也就是前文所說的“雙重性格”,實在是可笑至極。

言歸正傳,萬曆經過了這麼多事情,已經是一個“老油條”了,他不反駁,不屈服,只是這樣冷處理,倒也扛了一段時間。不過眾口鑠金,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萬曆還是沒能撐住,立了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這下好了,皇帝徹底死心,不僅是廢長立幼的心已死,連工作的心也一併[]化為灰燼,就這樣,大明王朝在這樣的“無人駕駛”狀態下駛過了二十年。御宇48年後,萬曆駕崩。不過人雖然不在了,事情還未了結,文官內部早已沒有了反對萬曆廢長立幼時的同心協力,而是分裂成了諸多派別,經過了萬曆一朝,文官內部的裂痕已無法彌合。

萬曆不是一個好皇帝,他的所作所為都不利於他對於文官們的統治。管理下屬,無非就是從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下功夫,可萬曆呢?真正詮釋了什麼叫反其道而行之。在他執政後期,由於怠於政事,因此對於官員的物質獎勵也就擱下了,又由於萬曆向來對於各種禮儀毫無興趣,因此精神獎勵也就不復存在,那既然沒有激勵,哪個官員會有動力繼續效忠呢?

至此,這個王朝已經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就像一輛車已經失去了動力,只是憑藉慣性在向前挪動。這個惡果的種子,要在幾十年前就已經種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