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而古典詩歌，像一條橫亙古今的河流，流淌著中華文學藝術的精髓，激盪著歷史精魂的心曲，成為轉承民族靈魂的載體。樂府詩歌，千般憐愛，生死相隨。《孔雀東南飛》為樂府詩的一個愛情悲劇，家裡行間流露出當時社會的一種真實寫照。其中，文中人物形象也各具特色，構成了本文的重要部分。
主人公劉蘭芝美麗、聰明、知書達禮。詩一開頭，“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的鋪排，立即令讀者對她產生這種印象。隨著故事的展開，這種印象不斷得到充實和加強。如“撥指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表現了她出眾的美麗，下文寫縣令、太守紛紛派人到她家求親也從側面表現了她的美貌遠近皆知。又如“雞雞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朝成鄉夾裙，晚成單羅衫”等，表現了她的勤勞、能幹。她向焦母不無怨言，可最近還是說“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裡，”與小姑子告別時，則說“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溫柔的話語裡，見出她的善良、多禮。
蘭芝忠於愛情，不為榮華所動。仲卿送她回家，兩人告別時，她自比“韌如絲”的“蒲葦”，將仲卿化作“無所轉移”的“磐石”，以此表白她忠於愛情的心意，後來，她確實做到的。回到孃家後，她沒有對縣令、太守兩家的求親沒有動心。最後在拒婚不成的情況下，以死捍衛了她與仲卿的愛情。
同時，蘭芝身上還有可貴的一點，就是不卑不亢，頭腦清醒，行動堅決。詩前小序裡說她“為仲卿母所譴”，而詩歌的一開頭寫她主動提出離開焦家。當然，她不會無緣無故地讓焦母“遣”她回孃家，得可能是焦母長期的百般挑剔，
讓她認識到焦母根本不喜歡自己，自己無論怎樣努力都不會博得她的歡心，甚至是焦母近來脾氣愈加壞，已經向蘭芝暗示她不願再讓她做兒媳婦。可是，從詩歌一開頭蘭芝向仲卿提出請求的話語看來，完全是她不堪忍受焦母的無理指責而主動要求回孃家的。這是長期忍讓、順從後的爆發，她的話裡有委屈、不滿，又堅決有力，毫無偽飾。後來焦母也對仲卿說“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雖然焦母對蘭芝的評價不免失之偏頗，但也透露出蘭芝確實不是低眉順眼、任人擺佈的小媳婦。蘭芝向焦母作別時說“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裡。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同樣讓讀者隱隱體會到蘭芝不是一個標準的封建時代兒媳婦的形象。後來對兄長的逼嫁，蘭芝更進一步表現出清醒、堅決而不露聲色的性格特色。從這個角度看，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女性人物形象長廊裡，劉蘭芝的形象是獨特的“這一個”。
和蘭芝相比，男主人公仲卿的性格展現的不是那麼豐富。忠於愛情，敢於為愛情獻身是他性格中最突出的方面。對於母親的威逼、誘哄，他堅決迴應道：“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他迫於焦母的壓力將蘭芝送回孃家，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按到當時的社會風氣，他只能這樣做。今天的讀者難以責怪他軟弱。自縊前他“徘徊庭樹下”的舉動，他符合他特殊的處境――他是家裡的獨子，贍養母親的責任無人可交付。因此，也不能據此認為他性格軟弱，優柔寡斷。
通過對古典詩歌的學習以及對人物形象的分析，我們深刻地體會到封建社會下婚姻制度對人們的殘害，對劉、焦兩人的愛情悲劇為之悲痛。我們應該對今天和平的生活以及制度感到幸運，更好地認識社會，創造美好的未來。
孔雀東南飛人物形象分析 [篇2]
焦母是製造焦仲卿和劉蘭芝愛情悲劇的始作俑者。她對媳婦的不容的理由歷來是爭論不休的話題。古來婦女有“七去”之說:不順父母去；淫去；無子去；有惡疾去；多言去；妒去；竊盜去。竊盜、多言、妒意、有惡疾幾點未見任何交代。無子似乎也是一說，但是古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在鄉間七姑八婆之間這樣的事情應該是到處傳揚的，縣令和太守沒有理由不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求親的行為證明這一說是毫無根據的。剩下的唯有“不順父母”這一點，文中焦母說媳婦“舉動自專由”指責媳婦自作主張應該被視為對婆婆的不夠尊重。但是劉蘭芝是否真如焦母所言，值得懷疑：劉蘭芝在被譴之後跟婆婆告別還惦記婆婆在家裡的辛勞，和小姑的“泣別”毫無疑問證明劉蘭芝的涵養和孝順，可見焦母的理由只是自我的一種感覺。
焦母說劉蘭芝“此婦無禮節”，甚至說焦仲卿和劉蘭芝之間有貴賤之分，告訴焦仲卿“貴賤情何薄”，劉蘭芝也自稱“生小出野裡”，從字面上膚淺的理解似乎焦母逼迫兒子休掉媳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媳婦比較有主見，並且出身卑微，和焦仲卿的官員身份不夠相配。但是有兩點可以證明這個理由難以立腳：一是下文縣令和太守的家世很明顯比“廬江府小吏”要顯赫得多，既然他們能為自己的公子向劉蘭芝求婚，證明劉蘭芝的家世並非真正的“野裡”，二是文中對劉蘭芝的聰明能幹和多才多藝的描寫可以看出劉蘭芝琴棋書畫兼之女工的家庭教養遠非普通鄉野村婦所能比擬，也從側面證明文中並未明敘的家世很難和鄉野劃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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