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這個名稱，是清朝末年“切音字運動”的積極分子朱文熊提出的。他在1926年寫了一本叫《江蘇新字母》的書，把漢語分成三類，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話。他還註明：普通話是“各省通用之話”。當時人們又稱“普通話”為“藍青官話”。元明清以來，北京一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各地赴京應考、做官、經商的人很多，天長日久，他們也學會了普通話，但他們的北京話，卻有多少雜有地方口音，人們就用“藍青”比喻它(“藍青”比喻不純粹)。開始，這種話只能在官場使用，所以稱“官話”。後來，會說官話的人越來越多，稱官話不合適了，民國初年又有了一個新名：國語。“國語”名稱行不通。瞿秋白就反對過。解放後，人民政府非常關心漢字改革工作，不僅使“普通話”有了嚴格的內涵與規範(即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京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而且把推廣普通話作為文字改革的一項任務。
在中國，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它作為我們漢民族共同語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一方面，作為北方方言代表的北京話，數百年來作為官府的通用語言傳播到了全國各地，而發展成為“官話";另一方面，“白話文運動”以後，作家們自覺地用普通話寫作，湧現出一大批作為普通話書面語規範的典範作品。“國語運動”又在口語方面增強了北京話的代表性，促使北京語音成為全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北方方言區自身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和人口優勢等客觀條件奠定了普通話作為漢民族共同語的地位。
關於普通話的起源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為“國文”(文言文)、“普通話”和“俗語”(方言)，他不僅提出了“普通話”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普通話的由來歷史中下的定義：“各省通行之話。”上世紀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門關以外的戰爭》一文中提出，“文學革命的任務，決不止於創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它應當替中國建立現代的普通話的文腔”。“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應當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現代‘人話’的，多音節的，有結尾的”……
“普通話”的定義，解放以前的幾十年一直是不明確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期間，漢民族共同語的正式名稱正式定為“普通話”，並同時確定了它的定義，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努力》的社論，文中提到：“漢民族共同語，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把普通話的定義增補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這個定義從語音、詞彙、語法三個方面明確規定了普通話的標準，使得普通話的定義更為科學、更為周密了。
關於普通話的來歷及其演變
古代人也會說普通話，不過，那個時候不叫普通話，而叫官話。所謂普通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57年開始規定並提倡的。原來，各地有各地的方言，並沒有一個普通話的定義。不過各個朝代，也都有自己的官話，也就是那個朝代的“普通話”。
中國傳統的經濟方式是農業，農民安土重遷，不肯輕易背井離鄉;中國傳統的社會組織是宗族，人們聚族而居，“死徙無出鄉”。在家鄉生活只須講方言就行，即使當個村長鄉官，也只要用方言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有人被推薦選拔或考取進士到朝廷去做官，那末用方言就無法與人交談了，那就必須學說官話。關於普通話的由來這是最初的影響因素之一。
方言的分歧就是因為人群受到地理的阻隔而形成的。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因為地勢平坦，東西部交往比較方便且又頻繁，所以整個北方雖有方言的分歧，但仍然可以歸為一個系統，即北方話系統，而江南地形複雜，山嶺河流造成的隔閡比北方要大得多，所以可以劃分為吳語、贛語、湘語、閩語、粵語和客家話六個方言區。
官話是官場上講的話，朝廷設在哪裡、皇帝講哪種方言，那種方言就成了官話。中國古代的都城，周秦漢唐主要是在長安(西安)，東漢魏晉遷到洛陽，所以，長期以來黃河流域的方言便成了通行全國的語言(注:由於歷史原因,當代北方話與古代北方的`有很大差別.或者可以說，古代北方話與當代南方話更接近如粵語，吳語等)。東晉南朝遷都建康(南京)，大量北方人移居江南，不僅把寧鎮一帶的方言改造成為屬於北方話系統的下江官話，而且洛陽方言也成為當時朝廷上的工作語言，南方士人入朝為官無不爭相學之。河南方言對官話的影響極其深刻，直至後來徽班進京形成京劇後，京劇的道白仍用中州韻而不用北京話，只有丑角才講京片子，即北京方言。南宋遷都臨安(杭州)，大批官員和士兵湧入杭州，把杭州話改造成為一種以吳語腔說北方話的特殊的方言，使杭州成為吳語區中的一個官話島。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為都城，於是北京話又成為當官必須通曉的語言，以至於現在我們的普通話也成為既不同於河南話、又不同於北京話，而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語音的一種語言。
現在的普通話並不是漢代的漢語，也不是唐代的唐語和宋代的宋語，它和元代以後的官話最為接近。由於歷代因戰亂或移民而南遷的漢人不斷地把當時的中原方言帶到南方，並沉澱在南方的方言之中，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在南方各種方言中找到數量很多的古漢語語音。同時，由於北方自漢代以來不斷地有胡人南下入居塞內或入主中原，胡人和漢人雜居在黃河流域，也使得北方的華夏古音逐漸胡化變成了今天的北方話。(注：為一部分讀者誤會,這裡的胡化是語言學術意義上的胡化,而非罵人的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