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任何進取型的企業都需要一個管理系統來制定戰略，實施業務支援流程，提供績效評估和運營控制，以及推動學習和變更。這樣的企業績效管理（CPM）系統通常由企業層面的績效管理指標、方法、流程和系統組成，它們能夠為企業在戰略和運營方面帶來廣泛的利益。
CPM系統的有效性因企業而異。一些成功企業的CPM能夠很好地協調員工工作與企業目標，併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反饋以提升其績效，但其他企業的CPM系統卻不能做到。
哪些因素可能影響CPM系統的有效性？技術支援自然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但績效型的文化――重視員工、績效、透明度與負責度的文化――才是系統發揮作用的關鍵。技術對於CPM的成功實施非常重要，它能夠為員工提供方式手段――而不是與之相反。
本文將探討上述標準對企業發揮CPM系統作用的影響。
成熟度建模
提高CPM系統效度的方法之一是採用成熟度模型，這種工具旨在幫助企業管理變更。它由兩部分組成：衡量標準與成熟度指數。衡量標準是指企業認為相關範圍的大小。成熟度指數則針對每種衡量標準列出了企業逐步理想化的特點。最後，成熟度矩陣利用二維表示法結合衡量標準與成熟度指數，按照企業在成熟度指數中的得分最終揭示企業在每種標準方面的典型表現。成功使用成熟度模型的關鍵在於納入一整套衡量標準。
Dresner的績效型文化成熟度模型（見表格）針對六種績效型文化標準提出了四種成熟度。在最低的層面“充斥混亂”，分裂與無序隨處可見。在第二個層面“部門優化”，部門之間幾乎沒有合作往來。第三個層面是“績效型文化萌芽”。在這個層面，部門之間開始跨職能合作，並開始專注於共同的企業使命。最後，在最高的層面“實現績效文化”，企業作為一個單一的、凝聚的整體進行思考、制定戰略、規劃、分析和實施。
企業可通過多種方式利用成熟度模型：它既可以作為基準測試工具用於對比企業和同業，或是在企業內部之間進行比較；也可作為行動優先順序框架用於確定改進的意義，以及評估績效型文化建設進度。
我們一直在研究高效CPM系統的特點，Dresner在績效型文化成熟度模型中提出的六條標準提供了一種分類方法。雖然這個模型的大部分內容都非常直觀且言之成理，但我們仍然希望在研究中對其有效性進行測試。我們必須回答以下問題：
Dresner模型中的績效是否反映了提高績效管理所必需的關鍵性控制程式？成熟度各階段所描述的績效水平是否按照從低到高的順序準確描述了與各層面相匹配的績效？
帶著這兩個問題，我們進行了一次網路調查。我們向受訪者提問：他們所在的組織是否從CPM系統中獲得重大利益？近60%的受訪者表示同意，或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同意，其所在組織從CPM系統獲得重大利益。
雖然大部分公司都認為從中獲得了重大利益，這一點確實讓人歡欣鼓舞，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還有相當數量的組織認為CPM系統未能給他們帶來任何重大好處。哪些因素對這些組織CPM系統的成功（和失敗）造成了影響？為了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將分析Dresner績效文化模型六條標準對CPM系統效率的影響。
與使命和願景一致
組織的使命與願景應清晰明確，這樣才能使相關人員瞭解自己的行動是在支援還是背離它們。一些組織制定了企業目標以幫助員工瞭解其願景，並協調一致地為所有部門甚至個人制定目標，使其與企業目標保持一致。另外一些組織則允許部門單獨制定與使命和願景一致的目標。這種做法有時效果較好，有時則不盡如人意。
我們要求受訪者按照四個成熟度等級對企業在“與使命和願景一致”方面的表現進行評價。企業在這一方面的成熟度存在較大差異，表明“企業使命和願景定義清晰明確，但不是每個人都表示贊同併為之努力”的企業比例最高。
根據對受訪者的調查，顯示了受訪者眼中“與使命和遠景一致”成熟度與“從CPM系統獲益”之間的關聯程度。我們的研究證實瞭如下觀點：隨著組織特別是企業層面“與使命和遠景一致”成熟度的提高，它們將更可能從CPM系統中獲得好處。
透明度與負責度
為了培養績效型文化，企業需要在內部進一步提高透明度和負責度。這就意味著需要完整、準確、及時地披露各領域乃至整個企業的資訊。同時，管理人員也需要對其行動進行報告和解釋，並對行動後果負責。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組織內的負責度與透明度越高，越可能從CPM系統獲益。
利用洞察，採取行動
企業對內部系統（通常為CPM系統）收集的資料和資訊以及客戶反饋進行分析後可得到深洞察，但除非加以利用、採取相應行動，否則洞察就毫無價值。某公司設計了一種新玩具，並確定某個人群對這種玩具的需求很大（洞察）；但除非該公司在此洞察的基礎上採取行動（針對該人群開展營銷和銷售），否則不會從洞察中獲益（提高銷售額）。能夠完成這個過程的組織，一般被稱為“學習型組織”。
通過對受訪者的調查，我們證實了公司在如何應對新資訊方面的規範指導方針越詳細，員工對指導方針的遵守程度越高，企業從CPM系統獲益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衝突解決
對資料的普遍信任
在很多組織中，由於存在多個互相沖突的資料來源，所以“真相不止一個”。比如，可能有多個ERP系統，它們對資料元素的定義和跟蹤方式不同，或者同一資料從ERP系統提取的時間點不同。缺少統一的資料集，會造成員工對資料失去信任。而受訪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大相徑庭：10%的受訪者表示在公司內資料普遍不被信任；31%表示資料通常不被信任；50%表示資料通常被信任；9%表示資料普遍被信任。
對資料缺乏信任，可能對決策造成不利影響，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對“信任資料”和“從CPM系統中獲益”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調查分析。首先，我們詢問了受訪者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資料，並分析了這種信任與“從CPM系統中獲益”的關係。結果有好有壞。與普遍不信任資料的組織相比，存在多個互相沖突的資料來源的組織從CPM系統中獲益的可能更低；信任資料的組織則更可能從CPM系統中獲益。
哪怕是通常信任資料的組織也遠比不信任資料的組織更容易從CPM系統中獲益。對這種結果的一個解釋是，如果支撐CPM系統的資料不被信任，CPM系統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這種解釋對“普遍信任資料”的企業而言同樣成立，其中81%的受訪者表示能夠從CPM系統中獲益。
資訊的可用性和及時性
資訊的可用性和及時性是指能否在需要時輕鬆檢索最新的資訊。對於及時做出準確商業決策的公司而言，資料為CPM系統所用的速度必須與組織和決策背景相適應。某些公司甚至已經做到接近實時；而另外一些公司可能每天、每週更新資料，甚至頻率更低。我們發現，“擁有及時準確的資訊”與組織能否從CPM系統獲益大體上成正相關關係，也就是說，一個組織越是能夠輕鬆訪問及時準確的資訊，就越可能從CPM系統獲益。
六條標準的重要性到底如何
前面我們詳細描述了績效成熟度模型六條標準與“從CPM系統獲益”之間的關係，但這些關係的重要性可能依然難以理解。為了體現這種重要性，我們以“獲得重大利益”的一致程度作為因變數，以成熟度模型中的六條標準作為自變數，進行了一次方差分析。
我們發現，六條標準中有以下三條非常重要：組織是否與其使命和願景保持一致，透明度和負責度如何，以及組織能否有效解決衝突。而利用洞察採取行動、對資料的普遍信任，以及資訊的可用性和及時性重要性相對稍低。
我們還發現，通常情況下，企業在影響最大的方面反而成熟度越低。從企業平均情況來看，在三個最重要的標準中，有兩個（透明度和責任度、衝突解決）只達到成熟度二級，剩下的一個（與使命一致）達到了三級。此外，企業平均成熟度最高（第4級）的方面，即“資訊的可用性和及時性”卻是重要性最低的。
當組織部署新的CPM系統或對現有系統進行改進時，其企業文化在CPM能否達到應有效果方面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企業非常有必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以及如何引導其發展。對企業而言，掌握績效型文化標準的成熟度，和致力於成效最大的方面的進步同樣重要。如果一個組織瞭解這些因素並且知道如何採取相應行動，就能建立起績效型文化，並從企業績效管理系統中獲益。管理會計師通常在CPM系統的設計中扮演主要角色，他們能夠將對本文所述重要特點的理解整合到系統中，從而幫助企業成功實施此類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