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之中，《大學》為經義之根本。《大學》的開頭的總綱便首先闡明瞭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三綱以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八目，這三綱八目指出了儒門學士的學習修行的目的與所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準則。就如同《共產黨宣言》指出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與任務一樣，《大學》也指出了儒家學派的性質與任務。從個人的學習生活到國與國之間的政治鬥爭，由淺入深而又貫穿始終地將“正道”灌輸到了儒門弟子的心中。
歷史上，將《大學》從《小戴禮記》的從屬地位中首先單獨提出來的是韓愈。在經過兩晉南北朝以及安史之亂的黑暗時代之後，儒家學者受佛道兩家學術影響頗深，文學上崇尚追求聲律辭藻，對仗工整的駢文。而為了解決這一由學術思想影響到社會風氣的問題，韓愈為首一批知識分子掀起了古文運動。而為了解決更深層次的政治思想受到佛道兩家感染，“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的社會現狀，韓愈提出了《大學》中的三綱八目，以此作為儒門學士的學術根本，用天下公義與佛老學說的個人心性相抗衡。自此，《大學》在儒家經義中的地位隨著與佛老學術的鬥爭的深入進行，而變得越發重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了眾多學子的政治理想。到了宋代，宋明理學日趨成熟，《大學》的基礎地位也越發不可動搖。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格物致知”。在《大學》中，解釋“格物致知”的章節失傳已久。宋明理學，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陸王心學，都對“理”十分重視。相比起著重訓詁的漢唐儒學，宋明理學更注重個人思想的闡述，也即“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的以個人學術觀點和經文相結合，在原有經義上闡發自己的學術思想。故比起考據經義內容，宋儒更注重研究義理，研究的方法便是致知。《大學》上講，致知在格物，二程洛學開創性地將“致知”與“格物”合二為一，成為“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也成為了程朱理學的根本立足點。二程認為的“格物”，是“窮至事物之理”，為了認識存在客觀事物中的“理”，必須“凡事上窮極其理”，包括讀書學習，體察人情等等。而繼承了洛學的朱熹，受到了張載氣學的影響，認為世間事物是由氣產生，由理驅動，所以“理”是“氣”形而上的根本，也是物中的“性”。他對格物致知又進行了完善與補充，因為世間的“物”實在太過廣泛，人不可能一一去“格物”來“致知”，所以要將廣泛的不同事物的“理”提升到統一的宇宙本體，即“天理”的高度，也即“太極”中去，從而得到自己內心本有的“明德”。而這種追求“理”的過程，與三綱中的明明德是一致的。與程朱理學追求至高的“天理”不同，陸王心學提出“心即理”，人自身的“心”已經包含了所有的“理”。陸九淵反對了朱熹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慾”式的通過外在“格物”來獲得“理”的做法，將“格物”的'物件由外在事物變為內在的內心，追求人的“本心”，“致知”也是為了引出“本心”中的“明德”，通過“明心”來“明明德”。王陽明則更進一步認為“心外無物”，人的知覺才是存在本身，同時反對理學中“格物”而後“致知”的做法，認為既然“心”才是唯一存在，那麼就應當“知行合一”，將格物致知真正化為一體，再結合孟子所言“良知”通過實際行動“致吾心之良知”，回覆人本性中的“明德”，以此來達到“明明德”的目的。無論是理學還是心學，與唯物主義哲學不同，無論如何格物致知，最終目的都是明明德這一綱領，所以還是迴歸到了人內心的層面上，而不是得到外在的“物理”本身。在宋明理學走向衰亡之後，王夫之對格物致知又進行了新的擴充。他將“物”由原本的人事擴充套件為包羅永珍的自然界事物，既反
對心學派將格心代替格物，混淆客觀主觀的唯心說法，又反對了理學派將格物與致知作為同一過程兩個階段的含糊做法，將“格物”與“致知”重新分成兩件獨立不同的事。“大抵格物之功，心官與耳目均用，學問為主，而思辯輔之，所思所辯者，皆其學問之事。致知之功，則唯在心官，思辯為主，而學問輔之，所學問者乃以決其思辯之疑。”王夫之以感性認知和理性認知的成分區別開了“格物”與“致知”，以論述“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不同於程朱“先知後行”和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知行觀點，提倡務實不虛談的學風。 時至今日，“格物致知”完全可以賦予更廣泛的內涵。在西方自然科學飛速發展的時代，也是宋明理學體系崩壞，實學卻受到文字獄的影響而沒落，儒家學派又回到了訓詁的老路上去的一個“萬馬齊喑”的時代。“格物致知”本身無疑是人類探究外在廣闊世界的路途。相比宋明理學通過“格物”來追求內心的道德與義理，西方學者通過“格物”逐步發展和完善了自然科學的架構，比之儒門學士更能窮至事物之理。而在自然科學高度發展的今天，我們又能引入馬克思唯物主義哲學的概念，通過觀察客觀事物和總結客觀規律，我們能得到事物的發展規律，而想要“致良知”，也可以通過科學地統計手法觀察客觀事物，而不是以主觀心性去“格物”來獲得“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