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故鄉有兩個，一個在紙上，一個在心上。
30歲那年，我將心上的故鄉搬到了紙上，用而立之年的清澀與憤慨，真實地紀錄了我出生的那個村子——慄門張的家長裡短，喜怒哀樂，愛恨情仇，悲歡離合。用一種遠離故鄉的姿態抒寫著俯視的矯情，以童真的眼光審視著每一個從我眼前走過的人生，從紙上得來的標準來判定是非，處子激情般地拋灑著三十年的沉澱，歷史的，傳說的，演繹的，真實的，戲劇的，荒誕的，歌著，哭著，敬著，罵著，走著，夢著……披精瀝膽地寫了四五年，洋洋灑灑地數萬言，並渴望用一種史詩般的歌調來詮釋群體的生存狀態與個體命運，讓生命變成歷史，讓悲劇變成警示，讓生活變成文字，讓善良變成希望，讓行動變成思考，讓厚道變成崇高……刀耕火種般地書寫著自己的愛與憎，悲與喜，思與憂，折射當下農村在城鎮化變局中的歌與哭，夢與醒，苦與樂。
《故鄉在紙上》出版後，我自以為在我們村子做了一件天大的事，就像故鄉的孩子們說的那樣，我們村的作家讓慄門張躺在紙上，讓過去變成現在，讓現實值得懷念，讓普通人走進了全國人的視野……事實上，作品的出版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樣火熱，更沒有家鄉的孩子想像的那麼神聖。先是這本書在每年數萬個圖書品種中並沒有脫穎而出，沒有引起什麼文壇轟動，而後是父親胃癌晚期，我第一次經歷親痛生死，感受生命的脆弱無奈。連續一年來，我又一次次地奔赴在省城與故鄉之間，重溫自己心中的故鄉與紙上的故鄉在創作中的差異，重讀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群體的行為方式與做事邏輯，重新思考自己寫作的意義及與故鄉的關係。
遠離十年，再一次走近，驀然發現我寫在紙上的故鄉與現實的故鄉，還是有著不一樣的氣質。我也發現在遠方根本無法真正地瞭解故鄉——慄門張作為中國千千萬萬個農村的縮影，在農村城鎮化的變局中，潛移默化的網際網路與電視媒體強力干擾下，已經產生了“潤物細無聲”的變化，並以一種蠶食的`方式讓主導農村幾千年的倫理觀念在極端事件中呈現出雪崩式的瓦解，讓堅守了數百年的道德輿論顯得前所未有的蒼白無力。尤其是隨著生活空間的擴充套件，人們在農村土地與城市建築群來回奔波之後，生存空間轉換導致身份轉化，給每一個人造成不同程度的思想異化，曾經的樸實厚道在商業社會與現實利益的討價還價中，真實的摸得著的金錢關係的你來我往中，讓感性的農民越來越急功近利，讓濃濃的鄉情在相互攀比中越來越無足輕重，讓利他法則下積累出的倫理觀念分崩離析……曾經唾棄的自私與張揚漸漸地被人們容忍，群體維護的生存法則在機器勞作中越來越老死不相往來，工業複製與強力崇拜的浮躁風氣迅速傳染……人們除了明顯物質條件改善，消費能力的提高與所謂的資訊時代下視野的擴充套件，並沒有表現出精神層面的提升與人文素質的明顯改善，更沒有表現出與經濟發展相匹配的和諧與文化積累。
慄門張這幾年的變化，超過二三百年變化的總和。變化得，連我兒時一起玩大的夥伴，因為生活環境的變化與距離的疏離，再次對話已是心照不宣的客套與隔膜。從遠由近，從他人到自身，尤其是我父親在病魔的折磨下，他那種對自己以前個人英雄主義的巔覆和自然法則的否定，對生命的無限留戀與對命運的無限憤慨，讓我在審視父親的同時，再一次地審視自己的靈魂，審視身邊的一個個過去的，現在的，親密的，陌生的生命……閱讀別人的生命時，再一次閱讀自己的作品，思考生活本身時，再一次的思考生活的意義，頓然發現，歌德老先生的高明之處：“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沒有不被人思考過的。我們必須做的只是試圖重新加以思考罷了。”恍惚感覺，生活中沒有對錯，只有對錯中的不同立場。現實中沒有真正的英雄，只有對英雄的傳誦。世界永遠沒有真實，只有對真實的無限接近……
父親溘然離世的那一天，我猛然覺得不僅父親不在了，還帶走了我生命中的一道屏障。我體現到了什麼是切膚之痛，感知到了什麼是生死離別，覺察到無處不在的命運之手，在一個又一個失眠的深夜，我離死亡也是那麼的近，好像近在咫尺，伸手就能觸控到悲愴離去的父親。這時，我發現生命的過眼煙雲與生命個體的不可替代性，每一個人都是那麼竭力要差異化地活在茫茫人海中，每一個人又都是這麼孤苦伶仃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所以，人都是那麼渴望得到理解，卻永遠在為知音孤獨，但又永遠無法真正地徹底理解與相互溝通。在漫無邊際的思考與無數生命的不同解讀後，我以宗教般的虔誠與赤子般的熱忱繼續書寫著故鄉，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重新解構村莊，我才清晰的意識到——聽著傳說，我們正走進傳說。書寫歷史，我們將要變成歷史。紀錄真實，心靈卻被現實擊碎。理性上，我知道故鄉，具有三百多年的慄門張就是這樣生死輪迴著一代又一代地繁衍過來的，可感性上的恐懼，並非用文字就能全部表達，因為，對於我們來說，增加的不僅是年紀，還有時光的年輪，消失的不僅是歲月，還有漸走漸遠的青春。等待的不僅是輝煌，還有不可避免的人生謝幕。正如，我在努力而又思辨般地寫這個村子，總有那麼一天我也會躺在紙上一樣。
《抵達生命的彼岸》、《失落的精神家園》、《在記憶中奔跑》，當我憂傷地寫出一篇篇回憶我父親的文章時，我卻在憂傷中越陷越深，直到難以自拔地抑鬱成病。於是，我又一次次悄然潛回到我們的村子，尋找生死離別中的希望，尋找悲歡離合中的人文精神，以及正在延續的起起落落的人生故事，便寫出了《傳說中的寨牆》、《滄桑的緬懷》這些以前未曾發現的人文價值與道德傳統。用一種發掘的心態，我再次梳理般地探究慄門張時，我感覺事實就像一頭大象，每一個人摸到的都不是全部，而是大象的一部分。因此，我不但要繼續寫作，更應該有修正自己作品的勇氣。於是，我又續寫了《紙上的痛苦》，用一種秋風掠過天空的心態真實地寫下《民間智慧》、《偷雞蝕把米》這樣典型的作品，並根據自己的困惑，寫下了《瓦解》、《蓋棺定論》、《馬失前蹄》這般無限惋惜的倫理之殤。這期間，作為一個而立之後的男人，在對生命意義浴火重生的思考，經歷榮譽與淚光的洗禮，我知道，我對村子的寫作雖然永遠沒有真正的真實，卻是對真實的無限接近，對嘗試創作經典的心境磨勵和一絲不苟的藝術抱負。
“書面文字遠不只是一種簡單的提醒物：它在現實中重新創造了過去，並且給了我們震撼人心的濃縮的想象，而不是什麼尋常的記憶。”很早，我就讀過偉大的文學批評家諾思洛普·弗萊的這種觀點，並竭力維護他的觀點警示自己的創作。每一次回到村子，看著物是人非的改變，看著越來越城鎮化的樓房及一個個曾經熟悉的父老鄉親的消失，看著新陳代謝的一張張陌生的新面孔，想著故鄉在時間面前一天天地老去，我已經沒有了作家的感覺，也沒有三十歲前是非評判的能力，更沒有所謂的責任感的矯情。我有的，只有對村子的紀錄，對生命的敬畏，對生命意義的原點回顧，以及我發現自己的靈魂在世俗漂盪的悲苦與獨立秋風中的愴然無助。
時間的線性，決定了每一分一秒的獨一無二性，也決定了每一個差異化人生的獨一無二性，更決定了我對故鄉每一次紀錄的獨一無二性，並因我尋找精神歸屬感的固執與執迷，有了《故鄉在紙上》每隔幾年的新版本和慄門張的獨一無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