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銀器皿集中發現於陝西省西安市及其附近地區， 絕大部分出於窖藏和居住遺址，出自墓葬者甚少。下面是本站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唐代金銀器的特點簡介，希望能幫到大家!
唐代金銀器是古代工藝美術中的絢麗的瑰寶。 唐代金銀器圖案裝飾表現出內容豐富、造型優美、佈局合理、裝飾形式多樣等特點。唐代金銀器圖案裝飾內容廣泛，最主要的是寫實裝飾圖案的應用。寫實圖案包括動物”植物和其它三類，紋樣優美，形象生動，特定的歷史時期被賦予了一定的特殊含義。
動物圖案由幻想的形象、瑞獸、水族、珍禽等構成。幻想形象有龍”、鳳、獨角獸等等。龍、鳳的形象多裝飾於皇家用品上。獨角獸，俗稱辟邪，傳說它頭生獨角，可以分善惡，辨曲直，主正義，見不直者以角抵之。瑞獸有獅、犀、羊、鹿、狐、兔等。獅為百獸之王;羊在圖案中取其諧音，表示吉祥。水族有魚、龜、海獸等圖案紋飾。人們常以龜命名，取其長壽之意。珍禽有孔雀、鸚鵡、鴛鴦等多種禽類圖案。孔雀屬瑞鳥; 鸚鵡能言。而鴛鴦更為唐代金銀器上禽類的主要圖案，它包含有百年偕好，永不分離的祝願。
唐代金銀器中植物圖案也同樣豐富，它包含人們對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和健康長壽的追求。牡丹是追求富貴的象徵;蓮花身處汙泥而不染;石榴為多籽植物，有子孫繁衍的意思。圖案裝飾形象的其它類主要有山嶽、雲氣、人物等。雲的造型多樣，有如意雲、和合雲等多種形式，充分表現了金銀工匠豐富的藝術想象和創造力。唐代金銀器圖案裝飾造型氣韻生動，動態優美，裝飾感強。以龍為例，由於龍是皇室的象徵，所以工匠們對龍的刻畫也更為精心和講究，特別是盛唐時期龍的形象。這個時期，龍的形象常常塑造成碩頭、長角、虎口、鷹爪、莽身，集各種動物特徵與一體。無論頭部、軀幹、肢爪均表現出龍騰空遨遊、穿雲破霧的氣勢和強大的威懾力。唐代金銀器的製作加工技術亦即複雜精細巧妙。
在當時，就已廣泛使用了錘擊、澆鑄、焊接、切削、拋光、鉚、鍍、鏨刻、鏤空等工藝。從出土的唐代金銀器可以看出，裝飾工藝技術已達到很高水準，有些還一直沿用至今。在這些技藝不斷髮展的同時，政府機構也對金銀器的製作大力支援。唐前期，在朝廷中就建立了金銀作坊院，將大量的工匠集中起來，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並且在這種機構裡製造東西，可完全不受外界物質條件的影響，這就大大促進了金銀器的發展。南北朝以來，胡風盛行，皇室貴戚尤其喜好西方的珍玩器皿。外來文化和藝術品對日常生活習俗以及審美要求都產生深刻的影響，直至唐代風氣不減。
與此同時，另一方面，由於絲綢之路的繁榮發展，中外商貿交流的頻繁，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誕生了一大批新的器物其特點是既繼承了中國傳統的藝術風格，如青銅器、石刻、繪畫等。另一方面又廣泛地吸收了外來文化的影響，成為中國工藝美術百花園中獨樹一幟，鮮豔奪目一朵奇葩。在唐初期，西方的工藝品確實給人們帶來了一定的視覺衝擊，但眾所周知，這些器物的欣賞使用多與我們的生活方式緊密相連，人們不可能去接受那些不適合生活情趣或審美要求的事物。於是工匠藝人們通過了解外來商品文化，又從傳統文化中移植作品，進行了許多新的創造，於是，唐金銀器就逐步形成了其獨特的風格。這一過程充分反映了反映出一個社會對外來文明的驚奇—認同—消化的過程，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總的來說，唐代金銀器在器型上與外來文化的因緣要多於紋飾，受到拜占庭、波斯等地的影響，但又有所變化。唐代工匠是在悉心篩選的前提下消化吸收，也就是說這些器皿的製作者，保持自己具有鮮明特色的審美情趣，對外來文化是博採眾長而擇優吸取，並未在主體上失掉自我，他們並未胡化，而只是對胡文化加以消化。他們既保持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也保持著對外來文化的借鑑，從而使中外文化交流得到空前的發展。唐代是封建社會的黃金時期，唐代的工匠以其驚人的智慧和巧奪天工的手藝， 描繪出一個個優美動人的畫面，將唐代裝飾藝術推向高峰，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
唐代金銀器的時期劃分初唐到唐高宗時期(公元618―683年)，器類品種不多，有碗、盤、杯、壺、鐺等。其裝飾特點是劃分出許多區段來配置圖紋，裝飾區間多在9瓣以上，甚至於有14瓣的，這些區間瓣多鏨刻成U形或S形。稜形器物是這個時期的重要特徵。
武則天到唐玄宗時期(公元684―755年)，器形種類增多，上一期12瓣以上的裝飾區間手法已被淘汰，大量採用六等分、八等分來裝飾配置紋樣，裝飾瓣多為蓮瓣形且多為雙層疊瓣，U形瓣已極少見，S形瓣不再出現。
總之可以說：從唐初到玄宗時期金銀器皿受西方的影響較大，但同時也開始了中國化的程序，外來因素逐漸減少和消失。如高足杯、帶把杯、折稜碗、五曲以上的多曲器物和器身呈凸凹變化的器物很流行。紋飾有忍冬紋、葡萄紋、連珠紋、寶相花紋、禽獸紋和狩獵紋。
肅宗到憲宗時期(公元756―820年)，裝飾手法多采用多重結構為主的六等分法，盤類多附三足，出現仿生器形，即仿照動物等的造型。已不見高足杯，帶把杯和多曲長杯等。
穆宗到唐末(公元821―907年)，器形種類繁多，盒、碗類器物出現高圈足，仿生器形更多一些，流行四等分、五等分的裝飾手法。金銀器皿又代表了金屬工藝的最高水平。唐代金銀器從器物種類來說，可以分為食器、飲器、容器、藥具、日用雜器、裝飾品及宗教用器。
唐代南方金銀器特徵從目前考古發現的唐代南方金銀器來看，其特徵是明顯的。通過對其製造年代、種類、造型、紋飾等幾個方面進行概括，可以勾勒出唐代南方金銀器的基本輪廓。鑑於金銀器具有工藝美術品的性質，分型定式存在一定困難，本文在論述其特徵時採取綜合敘述。
(1)從製造時間來看，目前發現的唐代南方金銀器中有的刻有製造年代，這是考察其製造時間的重要依據(見表一)。
表一
從表中所列南方金銀器的製造時間來看，最早在上元年間(760年)以後，說明南方金銀器的大量製造並興盛與唐代中後期經濟重心南移有密切關係，這也可以從史籍的記載中得到反映。據《冊府元龜·帝王部·納貢獻門》貞元十二年注云：“興元初，克復京師後，府藏空虛，諸道之進奉，以資經費，復時有宣索。其後，……進奉不息。韋皋劍南有日進，李兼江西有月進，杜亞揚州，劉贊宣州，王偉、李錡浙西皆競為進奉，以固恩澤。……天下貢賦根本，既出江淮，時江淮人甚困，而聚斂不息。”在文獻記載的進奉器物中就包括金銀器，這又可以從金銀器鏨文中得到證明。
(2)從器物種類而言，唐代南方金銀器中常見器形有盤、杯、碗、碟、注子、盒、盆、羽觴、罐、鍋、棺槨等。也有一些罕見器形如鎏金龜負“論語玉燭”銀籌筒、酒令旗、茶托、渣鬥、三足壺等。這些常見器形與罕見器形共同組成了唐代南方金銀器種類上的特徵。
(3)從器物造型來看，南方金銀器器口除圓形外，多用四、五、六等分，使得器物大量出現菱弧形、四出腰形、海棠形、橢圓形、五曲葵形、六曲葵形、菱花形等。其中以海棠形、四出腰形、五曲葵形較為常見，這種造型本身就是一種美觀的形象，即使器物素面無紋飾也顯得落落大方。器物的圈足多為寬大喇叭形，主要見於高足銀盃、銀盒、銀碗、銀籌、茶托，以丁卯橋出土的圈足器為代表，如鳳紋菱弧形大銀盒、五曲高足銀盃等均屬此類。仿生形態器物的大量出現是重要的南方金銀器特徵之一，如內蒙喀喇沁旗出土的雙魚壺、丁卯橋出土的鎏金蝴蝶形銀盒及荷葉形懸魚銀器蓋、藍田出土的鸚鵡葡萄紋雲頭形銀盒、西安城建局送交的荷葉形銀盒等，這類器物的大量出現，反映出唐代南方金銀器在製造中注重器物生動、世俗化。卷葉形三足在南方金銀器中也大量使用，耀縣出土的春秋人物三足壺是其典型代表。有些器物的三足雖已佚，但其底部呈鼎足狀的痕跡證明其曾有三足，如內蒙喀喇沁旗出土的臥鹿團花紋六曲三足銀盤等即為其代表。南方器物中的注子一般置管狀流，體形瘦高，曲鋬，長頸。
總之，唐代南方金銀器以四、五、六等分劃分器物口、腹，大量使用海棠形等形式，置寬大喇叭形高圈足，同時大量出現仿生形態器物等等，為其主要造型特徵。
(4)從紋飾來看，唐代南方金銀器的紋飾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以藍田、耀縣、西北工業大學、西安北郊坑底寨、內蒙喀喇沁旗、扶風法門寺等地出土的器物紋飾為代表，主要是團花、折枝團花、折枝扁團花、折枝花、簇花類紋飾。第二大類以丁卯橋出土的器物紋飾為代表，主要是纏枝花類紋飾。這兩大類紋飾共同體現著唐代南方金銀器的紋飾特徵。
第一類紋飾：團花圖案多見於器物的中心部位，以闊葉狀為其主要特徵。團花圖案的組成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由闊葉折枝花組成，如西北工業大學出土的簇花鎏金銀碗的碗底團花圖案、藍田出土的折枝團花紋銀海碗蓋中心團花圖案;一種由雙鳳、鴛鴦、鴻雁、臥鹿等動物及禽類紋飾與闊葉折枝花組成，如西安北郊坑底寨出土的雙鳳紋裴肅銀盤盤底圖案、扶風法門寺出土的`鎏金鴛鴦團花紋雙耳圈足銀盆內底紋飾等。團花圖案中的雙鳳、鴛鴦等禽類紋飾均以成雙成對呈首尾相對飛翔狀為其主要特徵，且雙鳳紋的鳳尾最有特徵，由闊葉折枝狀紋組成，江蘇鎮江甘露寺出土的金棺銀槨上所飾迦陵頻嘉尾部也是闊葉折枝狀紋，這是判斷唐代南方金銀器的重要依據之一。折枝花圖案多出現於器物腹壁，一種為花頭下縮，夾於左右葉片之中;一種為十字形，此種紋飾主要見於西安新築發現的銀盤、丁卯橋出土的半球形銀器蓋、扶風法門寺出土的鎏金十字形折枝花小銀碟等器物紋飾。折枝團花是折枝花與團花圖案之間的過渡形式，一類形似折枝花，但其根部已經消失，花頭開始下縮，如耀縣出土的鴻雁折枝花四曲銀碗的折枝花即屬此類;另一類則已完全趨向於團花形，如藍田出土的鸚鵡團花紋銀盤上所飾折枝團花就屬此類。折枝扁團花則以“一”字形為其主要特徵，內蒙喀喇沁旗出土的銀盤上所飾折枝“一”字扁團花即其代表。小簇花一般為多頭式，花頭下縮，夾於左右闊葉之間，一種形似折枝花，枝、莖明顯，稍留根部，以西安市太乙路出土的摩羯紋長形金盃腹壁所飾小簇花、西北工業大學出土的雙鴻小簇花銀碗腹壁所飾小簇花為代表;一種形似團花，花頭包圍於闊葉之中，以西安北郊坑底寨出土的雙鳳紋裴肅銀盤上所飾團花式簇花為典型代表。
第二類紋飾：纏枝花鳥紋主要見於丁卯橋出土的銀盒盒蓋及盤沿部分，紋飾主要是纏枝西蕃蓮，疏密相間，其間雙鸞紋、成雙成對的鸚鵡呈首尾相對飛翔狀，鸞鳥、鸚鵡均曳長尾，如丁卯橋出土的鳳紋菱弧形大銀盒、鸚鵡紋銀盒的盒蓋紋飾即其典型代表。
除上述兩大類紋飾外，唐代南方金銀器上所飾摩羯紋，大多數也成雙成對出現，且多數作嬉戲火焰寶珠狀，完全類似魚的形象。蝴蝶紋已趨蛾蟲形，以丁卯橋出土的殘盒蓋上所飾蝶紋為代表。在器物的口緣或圈足緣飾仰蓮瓣紋、橢圓形朵雲紋、破式海棠紋、鴻雁紋等，也是唐代南方金銀器紋飾特徵之一。雙魚紋、臥鹿紋、蹲獅紋、龍紋等也在唐代南方金銀器的紋飾中佔有重要地位。卷草紋雖然也經常使用，但已不佔重要地位。
(5)從裝飾手法而言，唐代南方金銀器主要採用多重結構的散點裝飾手法和滿地裝兩種手法。前者主要見於盤、碗、碟、渣鬥、長形杯等器物，後者則主要見於丁卯橋出土的銀盒。另外，唐代南方金銀器在裝飾手法上還常使用一種特殊工藝，這種工藝的一般特徵為器物腹壁內外紋飾雷同，猶如“滲透”，有人認為這種工藝是吸收印染工藝的結果(22)，目前考古發現的此類工藝的代表器物有扶風法門寺出土的鎏金鴛鴦團花紋雙耳圈足銀盆、藍田楊家溝出土的鴛鴦綬帶紋李杆銀盤、折枝團花紋銀海碗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