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兩黨選戰激烈，在創新的話題上，有一方把矽谷高科技的成就拿出來，顯示這些是民間自發創造力的成就;另一方則指出，這些發明專利和不斷升級換代的產品，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美國健全的基礎建設，從道路橋樑到法律制度，給創新制造了條件，完全把功勞歸於個人和企業是很片面的看法。
同樣的道理，在全球供應鏈的運作中，公共設施、各種物流及金融的配套，也是促成中國成為世界製造業基地的重要因素。一般人津津樂道蘋果公司如何在加州設計的iphone，採用了日本的晶片，臺灣和韓國的零部件，最後在大陸的製造基地組裝後，銷往世界各地的市場，這成為一個典型的全球化分工和企業家創造能力的案例，而背後各地政府的作用，在關鍵的時候，以制度和政策的力量來支撐和促進製造業的發展，往往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中國要登上產業升級這個臺階，成敗取決於政府如何有效地與民間互動。
最近沈連濤與肖耿兩位專家撰文 ，重新審視了供應鏈背後政府服務的作用。供應鏈要不停地適應環境，隨著全球客戶的需求、品味和選擇，協調生產。中國作為“世界製造”供應鏈的基地，其制度安排，所做出的貢獻，尤其關係於未來的發展，倍受世人矚目。
這幾年，外貿企業經過磨練，理性地認識到世界經濟復甦緩慢，這個行業會長期受到人工、資源、人民幣升值等制約，但是也體會到自己的許多優勢在繼續發揮作用，不能急著產業升級，而忽略了原來產業中還沒有完全釋放出的潛力。在後金融危機時代，全球供應鏈正在發生巨大變化，中國出口企業必須要緊緊跟進原來佔優勢的領域中的新發展，快速找到自身定位，新的制度安排對整合各方面的資源，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供應鏈的飛速發展依託於科技。專業化和資訊流通在全球大面積下展開，促成快速反應、零庫存與集中排程成為可能。然而最近一些有關供應鏈整合的討論中，卻重新審視和修正過去這些提升利潤和效率的經典定律，強調考慮供應鏈中的靈活性和應變能力，而如果供應鏈過於簡約，雖然短期內便於操作，抗震的能力就薄弱。與其好高騖遠地追求革命性的創新，不如把微型創新嵌入供應鏈的每一個層面和步驟中。
風險是無處不在的，可能來自天災，也可能出自各主權國內政策的變化，日本海嘯及福島核電站出了問題，東亞供應鏈就亂了套。而且一個產業發生了問題，在供應上會波及到許多幾乎不相干的產業。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嚴重打擊房地產市場，由於美國新建住房開工的低迷，影響到鋸木屑的供應，養豬業不得不另外找替代品。如果供應鏈上的一個環節斷裂，考驗企業的就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另找供貨渠道，降低傳統供應受阻帶來的衝擊。總結這些教訓，就是要從供應鏈轉變成供應網，必要時，可以繞過這個脆弱的環節來保持供應的暢通。
由於大資料時代的來臨，雲端計算應用的普及，手邊有了海量資訊，資料如何使用，如何分析，最大化地瞭解客戶需求，從而量身定製出在問題發生前就能解決問題的方案。新工具的有效利用，就加強了新的競爭力。這樣的全方位的工作不是個人所能做到的，而需要企業同心協力，在合理制度的推動下，共同創造價值。例如，電子商務貴在交貨的'速度，縮短反應的時間，如何能在一分鐘內做好從拿單，到倉庫取貨，再到貼上標籤發貨。這些程式上的創新，是核心競爭力，是企業立於不敗之地的依託。
速度還要延伸到速率，涉及到現金及存貨的流轉。這又回到要有彈性和應對能力最大化的供應鏈。大家都在談要採取供應的多元化，分散風險。由於新供應源的出現，供應鏈不再單一，從土耳其，越南到緬甸，地區的分佈遍佈五大洲，所以要結合效率，形成區域性的供應網，以及搶佔供應網的制高點，成為地區供應鏈的排程指揮中心。亞洲地區內，新加坡很明顯地在這上面下功夫，以此為一個重要的追逐目標。
這種靈活度高的供應網的模式，意味著以前的管理模式就必須改變，目前顧問公司掛在嘴邊的是一種“夥伴式”的組織，決策權下放，維繫各夥伴間的是一個共同的目標和願景。一改以往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這種轉變需要一種新的人才，不是隻會聽話、執行命令的辦事人員，而是思想敏銳，在客戶想到問題之前，就已經替他們設計好解決問題的方案的創新型經理，把服務推向更高的層次。
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求變的意志強，上下有共識，經濟特區和地方為了出口，嘗試各種法律行政和物流的方式，地方政府間的競爭，在土地、勞動和稅收上的優惠，改善了商業環境;中央層面，國企銀行改制上市，基礎建設和資源型的改進，帶動了市場發展。進入2013年，大家關注的將是中國能否複製以往的成功。誠然改革面臨的阻力重重，金融危機以來的四年多，不少當時看來很前衛的政策，被後來的事實證明了經不起折騰。但是求變求新的意願是正確的。
政府在過去作為推動增長的引擎功能和成效有目共睹。當區域性競爭在改寫遊戲規則時，政府的角色就更加不能忽視了，必須加快提供創造競爭機會的環境，整合資訊，密切關注最新供應鏈中出現的新情勢，協調地方與全球規則的衝突。時不我與，這種緊迫性已有共識，且看如何付諸行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