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我都將學生的好文章印成集子，給學生、同行、家長看，也請大家寫點看法，提點意見，為著盤點和總結。一位學者家長的評論給了我巨大的震動。 "看了孩子們的作文，為孩子們的進步感謝老師辛勤的勞動和追求。但是這樣一點小進步與社會的進步、現實生活的熱火朝天相比，顯得如此地小技巧、小感受、小聰明、小智慧，讓孩子融入生活還任重而道遠，讓我們一起努力。"家長的話，一方面讓我感到教室天地的狹隘與逼仄，投入現實既要關注我們自己的教育，還要關注教育與社會聯絡，更要將自己融入社會。另一方面我也不太贊同家長的意見，學校生活本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同樣是火熱的，我不知道家長們的"大技巧、大感受、大聰明、大智慧"指的是什麼，是大躍進鍊鋼鐵?是上山下鄉?是學農學軍學工?... 我們需要的應該是社會生活在學生心靈的投射反映。我想，資訊社會既有資訊量巨大雜亂的特點，也有資訊專斷單一的現象，學生接受什麼、融入什麼，跟社會的融合與隔離就會產生巨大的差異。學生的感受與體會，跟社會與生活的結合程度，聰明人一眼就會看穿的。在知識經濟時代，判斷與社會結合程度應該以資訊的獲取量和獲取深度為判斷標準。
家長的評論讓我思考"作文教學的社會意義在哪裡"?這是一個非常理性的話題，我試圖對此作一些個人的敘事性解讀。
翻看1920年以來大學聯考作文題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先摘錄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作文題，來看命題的導向意義。(解放前較多的應用文的考題不作摘錄。)我們將1949年之前看作一個階段，1922年的考題是《試述五四運動以來青年所得之教訓»，1932年國立北京大學考題是《藝術與人生》/ 《科學與人生》，1946 年國立北大清華南開聯合招生試題是《學校與社 會» 。1951年至1965年為第二階段，1952年《記一件新人新事》，1961年《一位革命先輩的事蹟鼓舞著我》， 1965年《給越南人民的一封信》。 1977年至今為第二階段，摘選相對普遍叫好的幾個題目， 1988年《習慣»，1994年《嘗試»，1999年《假如記憶可以移植» ，2000年《答案是豐富多彩的'» ，2001年《誠信» 。2004年以後除全國統一命題外，有11個省市單獨命題，2006年己經擴大為15個省市，命題突破的機會增加了。2004年江蘇 《水的靈動山的沉穩» ，重慶《認識自己與他人的期望»;2005年四川«忘記與銘記» ，天津《留給明天» ，湖南《談意氣» ;2006年上海《我想握住你的手» ，北京《北京的符號》。不管怎麼說，也不管怎麼分類，近一百年來的作文題幾乎看不出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區別，我們的命題思路如此一脈相承，如出一轍，實在令人吃驚。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命題人"遠離時政、 貼近生活"的追求和傳統，但是也不難發現，我們的傳成耐力和毅力，堅冰難以打破，出路難以尋求。當然，近一百年來也有變化，但不是本質，只是一些“小花頭”。
我們的命題導向有意無意、自覺不自覺地引導人們關注社會，少有對個體生命質量的關注，這就是我們的歷史。所謂個人的生命質量，它就是具體的一個一個“個人”的生命質量和個人的自由，而對這種質量和自由最大的威脅就是一個有組織的、有財力的、有執法權的巨大力量。並不是說關注社會，以天下為己任是件壞事，但是社會變成一個巨大的概念，成為與己無關的習慣，變成說套話、說空話、說假話、不說心裡話、不說真話的行為，變成他是他、我是我兩者毫無關聯甚至“關我屁事”的社會風氣，為了一己之利喪失了社會公德和社會的責任感。這個導向就有了問題。其實，我們缺失的是現代公民意識教育。我國兩千多年專制歷史上沒有公民這個詞，在家國同構、家國一體的傳統政治結構中，國家是天子(皇帝)的大家庭，人民是天子的家臣家奴。國家與公民的關係就成為天子與臣民的關係。可以說我國是沒有公民意識遺傳基因的。只有“臣民意識”缺失公民意識何來社會責任?有無公民教育是現代文明的一道門檻，我們至今還在現代文明門檻外邊，我們並沒有或者並沒有意識到伴隨社會的經濟進步必須進行人格整合與人格塑造，進行公民教育，方可提升個體生命的質量。亞當·斯密曾指出：“自愛、自律、勞動習慣、誠實、公平、正義、勇氣、謙遜、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規範等，所有這些都是人們在前往市場之前就必須擁有的。”
從這幾年全國十六套試卷作文命題的無可奈何、無新意、無出路來看，關注個體生命質量和價值、關注公民意識教育是否是個出路呢?我們是否應該有另一種選擇呢?
走出作文教學過於體系化的束縛，跨進現代文明的門檻，自覺地擔負起公民教育的重任，應當是當前作文教學社會意義之所在。
由公民意識的話題又引出我對另一問題的思考。從探討作文教學的社會意義角度看，我們的命題缺少的恰恰是那份個體靈魂的相遇和生命的撞擊。 這種“相遇和撞擊”應該是從意識和情結角度，在與體系和制度的接觸、交流、改造和適應等程式中來體現個人的意義和價值。
特蕾莎修女的《活著就是愛》這本小薄冊子收入了她的部分談話、祈禱、默想和書信。在書中她說: “我們感到所作的不過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欠缺了那一滴水，這汪洋總是少了一滴水。我不贊同做大事，在我看來，個人才是重要的。要愛一個人，我們就必須與他緊密接觸。假如我們總要湊足一定的人數，才開始工作，我們就會在數目中迷失，無法全面照頤 和尊重個人。我只相信個別的接觸，每一個人在我而言就是基-督，他是那刻世上的惟一的一個人。”特蕾莎修女一方面強調個人"那一滴水"在"汪洋"中的作用和意義，另一方面她更強調自己個體生命面對另一個體生命的作用和意義。我們的社會及我們的社會文化，一般只重視"汪洋"，只強調"汪洋"，我們的作文教學自然也只會重視和強調那個“汪洋”，以為只要有那個"汪洋"就足夠了。而與我們自己這滴水，與我們自己的生命意義和生命價值沒有什麼關係，自然作文教學也就成了隔靴搔癢，既不解癢，更不解恨，可多可少，說套話說空話說假話與己關係不大的事情了，或者成了大學聯考作文的應景物和敲門磚;自身生命的熱愛、啟迪和救贖，面對另一生命個體的熱愛、啟迪和救贖，自然也更無從談起了。
1979年諾貝爾委員會授予特蕾莎修女和平獎公報說:"她的事業的一個特徵就是對單個人的尊重:尊重人的個性、尊重人的天賦價值。最孤獨的人、最悲慘的人、瀕臨死亡的人，都在她的手中接受到了不含屈尊恩賜意味的同情，接收到了建立在對人的尊敬之上的同情。"作文教學的美麗首先在於"對單個人的尊重"和"尊敬之上的同情"，對自己、對學生、對作者:尊重其生命的撞擊和靈魂的相遇，尊重其生命的困惑和苦難，尊重其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偉大科學家愛因斯坦也曾經在不同場合一而再地強調:“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一個人的真正價值首先決定於他在什麼程度上和在什麼意義上從自我解放出來”“在人生的豐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覺得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只有個人才能創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東西。”
我個人認為，作文教學最高境界應該追求生命的撞擊和個體靈魂的相遇。歌德說"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其實，作文教學的境界無論作何種追求，缺少對單獨的個人生命的撞擊和靈魂的相遇，缺少生活之常青樹，缺少了自己，缺少了疑惑，缺少靈魂，當然也就缺少了作文應該有的那份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