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副鎮長辭職感言】
28歲的四川瀘州市某副鎮長7月1日正式辭職。他在網上發了一篇辭職感言，自稱任副鎮長兩年來，每年平均有4個月在維穩，只有4個月在幹“正事”。除工作壓力大、收入低之外，還有“價值觀”的問題。他至今都在思考：“有些維穩是真的維持穩定保持地方經濟平穩發展，還是為了保帽子？”
辭職後，他表示將去做律師，併兼顧一些生意。他相信以自己數年的法院審判工作經驗，兩年的行政領導經驗，較精的法律學識，能夠做好法律服務。
辭職不是一時衝動
新京報：你為什麼要主動辭去官職？
副鎮長：我並不是一時衝動，辭去副鎮長官職和公務員身份是我權衡利弊做出的理性決定。主要是基於兩點：基層工作事務繁雜，壓力很大、很辛苦，短時期內難以看到成效，光憑個人努力很難改變什麼；另一方面，收入很低，我的工資僅夠給孩子買奶粉和尿布錢，工作6年了還靠父母接濟養家餬口。
新京報：你在辭職感言裡說：這是個價值觀問題，工作不能實現人生價值。你在當年主動競選副鎮長時的設想是什麼？
副鎮長：2006年本科畢業後，我在廣州做了一段時間建築工程專案，生活奔波不穩定。2007年通過招考進入法院上班，做了幾年法官，後來競選副鎮長成功。在我的理想中，法官、政府官員，都可以通過工作實現司法公正，為公民辦好事，帶領地方改善生活環境，勤勞致富。但6年的公務員生涯，我發現實際情況並不是如此。
我工作非常辛苦，我周圍的基層幹部工作都非常辛苦，但是改變很緩慢，很難看到工作成效。比如我很重視交通問題，參與路網建設，工程開頭了，卻得不到推進，我挺失望。
每年只有四個月幹正事
新京報：你是什麼時候有辭職念頭的？最終促使你做出決定是什麼事？
副鎮長：是今年1月份。長期積累下來的疲憊，讓我心力交瘁。
有件事情對我觸動很大，2012年下半年到今年1月份，我花大半精力盯著上訪的劉氏兄弟，但最終我還是因為五人上訪被行政警告處分。今年，我還多次到外地城市維穩。每次維穩都是放下其他工作，領導帶隊進村入戶調解矛盾糾紛，監視重點人群流動，不勝其煩。
新京報：維穩佔你工作多大部分？
副鎮長：我不是專門做維穩的。我分管的領域有安全、依法行政、國土等，很多很雜，但維穩牽扯了我很大一部分精力。根據我自己的工作經歷總結下來，每年平均花4個月維穩，2個月搞資料應付檢查，2個月是開會、學習等，最多餘下4個月幹正事。
新京報：維穩影響你工作嗎？
副鎮長：我被維穩牽扯了很多精力，時間被浪費了，我想做更多實事。至今我都在思考，有些維穩是維持穩定保持地方經濟平穩發展，還是為了保帽子？
新京報：基層工作帶給你的最大壓力是什麼？
副鎮長：我分管安全，從企業生產安全到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都要管。安全領域又是政府工作中最高風險點，即使兢兢業業幹工作，保不準一個無法預見的事故就要被問責。
辭職為不讓家人餓肚子
新京報：工作上你最不能忍受的是什麼？
副鎮長：我完全無法顧及家人。我兒子還不到一歲，妻子和我父母住在城市裡，離我工作的地方有300多公里，每週回一趟家要坐4個多小時車。我經常是週六晚上回家，屁股還沒坐熱，週日早上又要趕回鄉鎮。從5月到離職前，我連續2個月都沒有休假。
新京報：可以透露你的具體收入狀況嗎？
副鎮長：我每個月到卡工資3046元，住房公積金422元，電話下鄉補助400元，年底有幾千元目標考核獎金。而我兒子一個月的.花銷是尿不溼4包，138元一包，奶粉四罐209元一罐。我不抽菸、不打牌、不自己買酒喝，生活還得靠父母救濟一些。
我是個理性主義者
新京報：你怎樣看待這6年的公務員生涯？
副鎮長：我完全不否定這幾年的公務員工作，收穫了很多。在法院工作期間每年審判100多個案件，做副鎮長也為老百姓幹了一些實事。我不認為我是體制的反抗者，也不是理想主義者，我是一個理性主義者。我選擇改變自己的生活，這是個理性抉擇。
新京報：你辭職在同事和家人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副鎮長：一開始我的家人不同意，但是我把經濟原因和他們說了，也理解了。領導也勸過我，要我彆著急，慢慢來，事業是一步一步幹出來的，但我不想等了。領導最終尊重了我的個人選擇。
【篇二：副鎮長辭職感言是一道數學題】
28歲的四川瀘州市某副鎮長7月1日正式辭職。他在網上發了一篇辭職感言，自稱任副鎮長兩年來，每年平均有4個月在維穩，只有4個月在幹"正事"。除工作壓力大、收入低之外，還有"價值觀"的問題。他至今都在思考："有些維穩是真的維持穩定保持地方經濟平穩發展，還是為了保帽子？"（7月5日新京報）。
這頗有些像錢鍾書先生的《圍城》，按理說，進入體制內尤其進入國家公務員隊伍，是多少能人志士所夢寐以求的事，但反過來，對於已經進入公務員隊伍中的不少人來說，正如這位副鎮長一樣，在經過極其複雜的心理鬥爭和權衡之後，最終又無奈的選擇"退出"，從副鎮長與媒體記者的對話中，我們沒有看出基層公務員那種躊躇滿志的工作熱情，反倒品味出了更多的無奈，不僅沒有為副鎮長的選擇感到惋惜，反覺得留在體制內才是"浪費人生"，副鎮長頗有些"有心報國無力迴天"的感慨，很值得各方思考。
顯而易見，儘管公務員收入穩定、待遇好，在某些崗位上更能實現"人生價值"，但對於大多數基層公務員而言，前途並不都是"十分光明"，工作壓力大，整日忙忙碌碌，卻"看不到自己的工作成效"，而固定的每月收入甚至不夠為孩子賣"尿布"和奶粉錢。尤其是副鎮長算的一筆工作帳："每年平均花4個月維穩，2個月搞資料應付檢查，2個月是開會、學習等，最多餘下4個月幹正事"。這其實應當是大多數基層幹部工作的一個"縮影"，更是擺在各級領導面前需要待解的一道"數學題"。
我們幾乎都知道，基層官員尤其是很多農村基層幹部，有一項最重要的工作內容就是"維穩"，而實際上，出自官員口中的這個"維穩"，與普通百姓群眾的正常生產、生活和工作秩序幾乎沒有關聯，甚至與社會穩定都不存在任何關係，基層幹部所說的維穩實際上是防止群眾"越級上訪"，雖然群眾上訪的原因與訴求多種多樣，但歸根結底都與各級官員有關，說到底，基層幹部的維穩不是維護群眾生產生活和社會正常秩序的穩定，而是維護某些官員"烏紗帽"的穩定，甚至是為官員違規違紀等錯誤行為"打掩護"，這樣的維穩非但沒有什麼"正義"可言，所釋放的"負能量"以及在群眾中所產生"蝴蝶效應"反誘發很多不穩定，這也就是有專家所說"越維越不穩"問題所在。
一位副鎮長每年平均要花4個月來"維穩"，這4個月，副鎮長可能要放下很多亟待處理的正常工作，全身心的投入到對群眾利益毫無價值的維穩工作中，不但與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無關，與群眾及國家利益更是有害無益，不僅如此，政府財政還需要為這項維穩提供充足的預算外資金支援，有媒體報道，唐慧6年上訪，所在地區鄉鎮在唐慧身上投入的維穩經費就高達80餘萬元，但最終事實證明不僅唐慧的訴求正當合理得到法院公正裁決，80萬投入沒有任何積極意義，"負面影響"所帶來的損失更註定是天文般的數字；這就不難看出，副鎮長4個月維穩就如同明知是庸醫卻偏要花大錢請來醫病，然後再用四個月"恢復身體"，再繼續請庸醫"糟蹋"，進而陷入惡性迴圈，然這道數學題至今在一些地方仍在被錯誤的重複"破解"。
其實，無論是做公務員還是做企業員工，工作有壓力都是正常的，企業管理人員或一般員工儘管工作壓力非常大，但因為能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效，壓力就轉變成了動力；而像副鎮長這樣的基層公務員，工作壓力無處不在，即使兢兢業業幹工作，保不準一個無法預見的問題就要被問責，工作辛苦但改變緩慢，很難看到工作成效，當目標迷失壓力非但不能成為動力，久而久之只能讓只能讓人陷入頹廢，難怪副鎮長認為自己是一位"理性主義者"，選擇從《圍城》中退出，以此來改變自己今後的生活，應當說確實不失為一種理性。
副鎮長的辭職感言是一道有些傷腦筋的數學題，不同的觀點可能有不同方式的解讀，但筆者以為，政府相關部門應當從副鎮長的辭職感言中進行理性分析，基層公務員人才匯聚，蘊藏著巨大的智慧潛力和創造力，而且年輕和風發正茂，需要做的是為他們提供和創造施展才華的機會，實現他們的"最大值"，而不是把一個個有為青年消磨成四平八穩的平庸官員，甚至有意識的讓他們趨向於"零"，應當說做好基層幹部這道數學題，不只是國家穩定與健康發展的基石，更能帶領群眾讓地方經濟呈"幾何式"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