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認識孫宇晨的人都覺得，他考入北大是個奇蹟。
2007年2月，他因獲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而參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試時，面試官甚至不知道他所就讀的惠州一中位於哪個省份。
在這所在他之前從未有人考入過北大的學校裡，他原本是理科生，但因物理成績始終徘徊在二三十分間而不得不改學文科。此後，他的成績有所好轉，但直到高三上學期結束時，仍然排在全年級100名開外。
大一時，他在《萌芽》雜誌寫下《一道論證題》，試圖向人們證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時間彌補任何的遺憾，只要你下定了決心”。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訊地址，邀請中學生和他一道證明這道題目。文章發表後兩年多裡，他收到了接近1萬封信件。
而如今，他即將以北大歷史系總分排名第一的成績結束4年的本科學業。
沉浸於文學世界不可自拔成績在全班穩居倒數前十
整個中學階段，孫宇晨從來都不是老師和同學們眼中的“好學生”。國中時他就讀於一所寄宿制學校，他對3年國中生活的記憶，大多與網遊有關。為了玩網遊，他常常裝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親熟睡後溜去網咖，再在清晨父親睡醒之前趕回家。
會考前他突然“覺醒”，用功學習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進入高中後，他對網遊的熱情驟減，因為他發現了新的興趣點小說。受在大學中文系任教的父親影響，他接觸了王小波的作品，並因此開始瘋狂閱讀各類小說。他說：“沉溺於小說的每個人都不可避免有一個引誘者，我的引誘者就是王小波。”
在王小波“時代三部曲”的“引誘”之下，他整日沉浸於文學的世界中不可自拔。他如此形容自己的高一生活：“將課表裡的中英數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說或者是文學;整天待在圖書館不出來;考語文的時候，花半個小時做作文的題目，然後花兩個小時寫一篇3000字的作文交上去，然後就被打了個10分;花一個星期的時間蹲在圖書館寫實驗小說，寫好交給大家評判，只要有一個人說不喜歡就燒掉，如果大家都喜歡就投稿，然後石沉大海;早上的早讀全部改成詩歌朗誦，在全班嘈雜的背古文環境下，舉起白話詩的大旗……”
與這種率性灑脫相伴隨的，是考試成績的紅燈高掛。這其實在所難免除了班主任的英語(論壇)課不方便逃課外，其他大部分時間他都在圖書館看小說。全班48個人，他的成績“穩居倒數前十”，老師們對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學)、衝汕大(汕頭大學)”。
那時的孫宇晨認為，應試教育和文學理想是對立的，因為二者的根本性質不同，一個是以機械的'速度訓練為根本，一個要以才華為根本。在他看來，接受“全面平庸”的應試教育近乎“奇恥大辱”，“有限的時間與精力無法覆蓋諸多不擅長的學科，數學對於一個專於文史的人來說，真可謂是慘痛的悲劇。”他因此而並不在乎考試成績，即使全科掛紅燈也無所謂，只是害怕讓父母知道，“因為他們已經不好意思打我了，畢竟我已經長得比他們還高”。
必須縱身跳入應試教育的河水中儘管也許會將稜角沖刷乾淨
帶著二三十分的數學、物理成績，孫宇晨在高二時不得不選擇轉為文科生。此時的他發現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時那樣不帶任何功利性地“為了看書而看書”，而已經開始渴望得到別人的承認。他堅信自己有著過人的才能，而身邊的很多同學卻“不知道這世界上除了做題還有何物”。
但現實卻不斷地給他挫敗感，“400多分的成績，我連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他覺得應試教育總有些使他“備感恥辱”的等級化儀式和細節：按照學校規定，考試時的座位順序要按照上次考試的排名依次排定，他所在班級的教室是第一考場，而他每次考試都要提著書包“灰頭土臉”地挪至第三甚至第四考場。
一次考試時，他看到以往一直排在年級前五的同班女生也到了第三考場，他便有點幸災樂禍地去譏諷她，但那個女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我上次考試期間生病了，英語沒考。”
強烈的碰壁感使他開始考慮與常規的升學之路徹底決裂，他開始想辦法給自己找一條出路，一條不是大學聯考(微博)的出路。那時的他覺得，參加大學聯考是對應試教育的妥協，“是一種相當可恥的行為”。他堅信自己的才華能讓自己通過一條不用參加大學聯考的路徑，進入理想的大學。
帶著極高的期望，他先後報名參加了第八屆新概念作文大賽和北京大學的自主招生考試，結果卻黯然落選。這對他產生了極大的打擊，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必須縱身跳入應試教育的河水中，儘管它也許會將我這塊石頭的稜角沖刷乾淨”。
他為自己定下五項要求：第一是把所有與應試無關的書全部搬回家，只留下一本胡適的晚年談話錄;第二是絕對不進圖書館，所有課程一堂都不能缺;第三是收起對老師的愛憎，以獲得應試的知識為目的;第四是保證晚自修的時間，3小時積極進行應試訓練;第五是制定每天的計劃，並嚴格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