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於偉大思想家的紀念太過於輕浮和粗糙了。平庸者的精神經歷是乾癟而單調的，他們之所以缺乏對思想家的敬意，是因為他們無法進入思想家心靈內部。讀雨果的《紀念伏爾泰逝世一百週年的演說》，我深深地為這種心靈默契和精神交融所打動。終生致力於反對專制暴-政而孤軍奮戰的伏爾泰在逝世一百年後聽到了心靈的和聲。
為了將人們從宗教狂熱中拯救出來，伏爾泰始終沒有放棄同專制和迷信的鬥爭。雖然孤立無援，但是，他無所畏懼地走在了時代的前面，在一個遏制言論自由的狹隘時代，大力鼓吹寬容、理智、胸懷開闊，將不容異己的行為視為理性的反面。這與當時的宗教立場是相對抗的。但他拒絕隨波逐流，拒絕充當精神奴隸，他敏銳地發現了時代的痼疾，並用盡力氣去搗毀籠罩其上的`那種冠冕堂皇的合理性。他終於成為了開一代風氣的標誌性人物。法國學者讓·勒賽說：“寬容精神之蔚然成風，或者說承認寬容是維持國內和平、防止不公正現象的因素，主要是哲學家為之努力的結果，其中有培爾(逃往荷蘭的難民)、狄德羅、達朗伯、霍爾巴-赫、盧梭、伏爾泰，而伏爾泰尤為突出，是倡導寬容精神的真正鬥士。”
雨果這樣評價伏爾泰：“他以微笑戰勝暴-力，以嘲笑戰勝專制。”無論是微笑還是嘲笑顯然都不僅是浮現於面部的一種表情，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啟蒙者內心的敞亮和坦蕩，沒有傲慢與偏見，沒有灰暗和猶豫，理性和愛照亮了一切。啟蒙之光碟機散了黑暗和愚昧。雨果之所以用“笑”來描述伏爾泰，是因為啟蒙是一件很亮堂的事情。歌德臨終時說：“開啟窗戶，讓更多的光進來!”光，是一種精神象徵。有了光，人們的眼睛就會明亮起來，徘徊的腳步便不再盲目。在人類的暗夜裡，啟蒙者所點燃的這一點點光亮，具有開創歷史的意義，因為它終結了夜晚，召喚著人類的未來。所以，雨果說：“到伏爾泰，一個新的紀元開始了。”作為光明傳播者的伏爾泰開啟了新的歷史，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說：“十八世紀天才的思想家們的理智力量、誠實、明晰、勇敢和對真理的無私的熱愛，直到今天還是無人可以媲美的。”伏爾泰的偉大並不在於他是否隆起了一座思想巔峰，而在於他使得思想力量的爆發成為可能。雨果形象地說：“伏爾泰生活的84年，處於君主制的極點和大革命黎明時期。他出生時，路易十四仍然在位，他去世時，路易十六已經登基。他的搖籃可以看作是偉大朝代的最後一縷寶光，他的靈柩是那個地獄般的世界的第一絲微亮。”伏爾泰的偉大正是在於他在一個絕望的時代創造了希望，在一個黑暗的時代，迎來了光芒。
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革命黨為了表達對這位啟蒙運動先驅的敬意，將他遷葬在巴黎先賢祠，並在他的柩車上寫著：“他教導我們走向自由”。在一個喑啞時代呼喚自由的伏爾泰，其精神價值怎麼估價都不過分，因為在他遭受教會勢力的驅逐，四處避難，更多的人在昏睡之中，在麻木之中，對國王的昏暴腐朽、宮廷的荒淫無恥、貴族的驕奢淫逸視而不見。這種盲視源於思想的懶惰和內心的怯懦，他們不但無法預言專制制度的破產，而且連專制對人民自由的剝奪這一基本現實都不敢指出來。當教會以上帝的名義把無數“異端”送上了絞刑架的時候，市俗社會居然是一片喝彩聲。伏爾泰關於自由的吶喊就在這樣一種汙濁沉悶的空氣中艱難地傳遞著，雖然他沒有構建龐大的理論體系，提出全面深遠的學說，但是，他啟動了影響整個人類歷史的人文運動，成為“法蘭西思想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