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蒲魯東甚至把他僅僅重複舊東西的地方也看做獨立的發現；他所說的東西，對他自己說來都是新東西，而且是被他當做新東西看待的。向經濟學中“最神聖的東西”進攻的挑戰性的勇氣，用來嘲笑庸俗的資產階級理性的機智的怪論，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諷刺，對現存制度的醜惡不時流露出來的深刻而真實的激憤，革命的真誠——《什麼是財產？》就是以所有這些特性激動了讀者，並在初次出版時留下了強烈印象的。在政治經濟學的嚴格科學的歷史中，這本書幾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這種聳人聽聞的著作在科學中也像在小說文學中一樣起著自己的作用。以馬爾薩斯的著作《人口論》為例。初版時，它不過是一種“聳人聽聞的小冊子”，此外，從頭到尾都是剽竊。然而，這本詆譭人類的詆譭書曾留下了多麼強烈的印象呵！……
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轟轟烈烈，在《什麼是財產？》中已經可以看到一個矛盾：蒲魯東一方面以法國小農的（後來是小資產者的）立場和眼光來批判社會，另一方面他又用他從社會主義者那裡借來的尺度來衡量社會。……
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時候，曾經和蒲魯東有過私人的交往。我在這裡提起這件事，是因為我對他的“sophistication”（英國人這樣稱呼偽造商品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責任。在長時間的、往往是整夜的爭論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爾主義，這對他是非常有害的，因為他不懂德文，不能認真地研究黑格爾主義。我被逐出巴黎之後，卡爾·格律恩先生繼續了由我開始的事情。他作為德國哲學的教師，還有一個勝過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點也不懂德國哲學。
在蒲魯東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貧困的哲學》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詳細的信中把這本書的內容告訴了我，信中附帶說了這樣一句話：“我等待著您的嚴格的批評”。不久以後，我果然對他進行了這樣的批評（通過我的著作《哲學的貧困》1847年巴黎版），其形式的激烈竟使我們的友誼永遠結束了。……
“……蒲魯東先生自以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也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一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祕的公式就用不著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
“他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
上面這個判決儘管非常嚴厲，我現在仍然擔保每個字都是正確的。但是，同時也不要忘記，當我把蒲魯東的這本書稱作小資產者社會主義的法典，並從理論上證明了這一點時，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還同時把蒲魯東當做極端的革命者加以詛咒。因此，後來我也從來沒有同意過那種說他“背叛”了革命的叫囂。如果說他（他一開始就被別人和自己所誤解）辜負了毫無根據的期望，那末這並不是他的過錯。
同《什麼是財產？》相比，在《貧困的哲學》中，蒲魯東的一切表現方法上的缺點都非常不利地顯示出來了。文筆往往如法國人所說的那樣，是誇張的。凡是他失去了高盧人的敏銳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國哲學風格的那種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亂語就表現出來了。自矜自誇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慚的語調，特別是極其無聊地胡扯“科學”和錯誤地以“科學”自誇，這類東西真是刺耳極了。充滿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真實的熱情，在這裡，在某些地方都已經系統地被虛浮的狂熱代替了。此外，這是自學者炫耀自己學問的極為笨拙而令人討厭的伎倆，這個自學者對自己的獨創思想的那種天生的自豪感已經被挫傷，他作為科學的暴發戶，覺得必須以自己所沒有的身分和東西來炫耀一番。加之，這還是小資產者的心理，這個小資產者粗暴無禮地——既不尖銳又不深刻，甚至還不正確——攻擊卡貝這樣一個由於對法國無產階級所採取的實際態度而受到尊敬的人，而對於例如像杜諾瓦耶（無論怎麼說，他是“國務參事”）這樣一個人卻表現得謙恭異常，雖然這個杜諾瓦耶的全部重要性在於，他認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無聊不堪的書來宣傳被愛爾維修描繪為“On veut que les malheureux soient parfaits”（向不幸者要求完美）的嚴肅主義。
二月革命對蒲魯東來說的確來得非常不是時候，因為正好在幾星期前他還不容爭辯地證明說，“革命的紀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在國民議會中的演說，雖然表明他對當前的'情況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極力稱讚的。在六月起義以後，這是一個非常勇敢的行動。此外，他的演說還有一個良好的結果，這就是梯也爾先生在反對蒲魯東提案的演說（後來出了單行本）中向整個歐洲證明了，法國資產階級的這個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麼可憐而幼稚的教義問答的基礎上。同梯也爾先生相比，蒲魯東的確成了洪水氾濫前的龐然巨物了。……
至於談到蒲魯東的政治和哲學著作，那末所有這些著作都像經濟學著作一樣，也暴露出矛盾的、雙重的性質。同時，它們的價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於法國。但是，他對宗教、教會等等的攻擊在當時法國的條件下對本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功績，因為那時法國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信仰宗教是他們優越於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伏爾泰主義和十九世紀的德國無神論的地方。如果說，彼得大帝用野蠻制服了俄國的野蠻，那末，蒲魯東就是盡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談來戰勝法國的空談。
他那本關於《政變》的著作應當認為不僅是一部壞的著作，而且簡直是卑鄙，然而是適合小資產階級觀點的卑鄙，他在這裡向路易·波拿巴獻媚，實際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適合法國工人口味的人物，他那篇反對波蘭的最後的著作也是一樣，在這裡他為了迎合沙皇而表現了愚蠢的厚顏無恥。
人們常常拿蒲魯東和盧梭相比。沒有比這更錯誤的了。……
蒲魯東是天生地傾向於辯證法的。但是他從來也不懂得真正科學的辯證法，所以他陷入了詭辯的泥坑。實際上這是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觀點有聯絡的。小資產者像歷史學家勞麥一樣，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構成的。他在自己的經濟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觀點、科學觀點和藝術觀點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他同時還像蒲魯東一樣是個有才智的人，那末他很快就會學會玩弄他本身的矛盾，並且根據具體情況把這些矛盾變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時而醜惡、時而輝煌的怪論。科學上的招搖撞騙和政治上的投機，都是和這種觀點分不開的。對這種人來說，只有一種動力，那就是虛榮心，像一切愛虛榮的人一樣，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時的風頭。這樣，那種例如使盧梭不斷避免向現存政權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協的簡單的道德感，就必然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