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是東北流亡作家群的重要成員。這個創作群體包括了“九一八”事變之後從東北流亡到上海及關內各地的一些青年作者，除了端木外，還有蕭紅、蕭軍、舒群、駱賓基、羅烽、白朗和李輝英等人。他們以集體的姿態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表現出了獨特的群體思維和群體意識，給文壇帶來了強烈的震撼。他們開闢了抗日文學的先河，以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把作家的情感與東北的茂草和高粱交織在一起，將日寇的暴行、人民的屈辱和鐵蹄下的杭爭真實而具體地展示了出來，呈現出了蒼涼悲壯的時代風格和強悍粗獷的藝術特色。除此之外，他們還懷著淡淡的憂愁和哀傷回憶起那片魂牽夢繞的破碎家園，字裡行間滲透了對故鄉山水和民眾深切真摯的眷戀，並進而對民族的命運和人生的遭際展開了深入的內省和反思。因此懷鄉的主題在東北作家群的筆下，不太可能有牧歌式的悠然和童話般的靜謐。東北的長白山和黑土地，是作為國仇家恨的歷史見證而存在的，它必然要承載起復雜而深沉的情感。《土地的誓言》正是這樣一個有著獨特韻味的懷鄉作品，它是遠離故土的遊子以全部的熱情和思索吟唱的一曲大地之歌。
在中國現代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像端木A蕻良這樣，將土地看成自己的命脈和根基。正如他在《土地的誓言》中宣稱的那樣：“土地是我的母親，我的每一寸面板，都有著土粒……我是土地的族系，我不能離開她。”東北本來就是滿族的發源和聚居之地，作為一個滿族作家，端木對於養育了祖輩的土地，始終懷著一種與生俱來的宿命感和宗教意識。在他看來，“我活著好像是專門為了寫出土地的歷史而來的”。因此，我們閱讀端木的小說或散文，常常感覺似乎直接觸控到了雄渾而廣裹的東北大地，在聆聽著昂揚而悲恰的吶喊，感受著每一個地之子心靈憂傷的悸動，因而往往能夠喚起強烈的情感共鳴，與作家一起來到他生長的地方，回首那些悲喜交織的“關於土地的故事”。
在端木的筆下，故土的山水風光都以詩化的語言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如數家珍地描繪著著名的興安嶺上“搖曳著銀光的白樺”“性情剛烈的落葉松”“通體漆黑的棒棒雞”和令人垂涎的山珍之首“飛龍肉”①。那裡還有他念茲在茲的萬里草原，“草原上野花隨著星辰轉換，室女座當令的時候，粉蒸玉琢的大朵的山芍藥到處開；天琴星當令的時候，野嬰粟花開了；獅子座當令的時候，金針花開了”②。我們還看見了冰雪初融的早春開河的盛況，“鬱悶的河水，迸出砰然的碎響，像燒紅的滾動著的玻璃熔液似的，翻花向前地滾去”。溼潤的春風一下子把什麼都招呼了出來，“初生的柳葉兒像剛剝開的豆瓣似的掛在梢枝上”，在牆頭巖縫上竄出的草芽“嬌嫩的像剛洗過澡的少女面板似的”。韭菜冒嘴了，小白菜分瓣了，“給春風爆幹了的樹枝，有時發出乾裂的聲音倒落下來，冰化成的澗水漸漸地從懸崖上流下來，凍裂的土崖子坍塌了，盤錯的老樹根子在半空電懸著。風從東方傳來，樹枝向西方搖晃，銀色春天的聲音在空中嫋嫋的互相磕碰”。在洋溢著原始生命力的曠野上，有著細嫩腰肢和溫柔笑臉的金枝姐在愉快認真地摘著野菜。好一幅典型的東北初春圖!不過，在這樣讓人醉然的景緻中，作家也沒有忘了加上了一句：“田裡到處都是人，土匪不能活動了，這時我們怕給綁票綁去的陰影，在我母親的眼前消散開去。”③看似漫不經心，實則意味深長，沉重的憂慮就隨之迅速地瀰漫開來，提醒著每一個閱讀者，這是一片豐饒美麗然而飽經憂患的土地。
端木蕻良是一個強調文學創作要有“寬度、深度和強度”④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不但有著對故土永恆的讚頌和眷戀，他還以土地為重要參照物，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層面上，充分展示了“九一八”前後東北的社會狀況和民風民俗的變動。在他的代表作《科爾沁旗草原》中，他描寫了關東大草原上的首富丁家二百年的興衰史，並藉以概括了自清朝中葉以來東北土地被開發和利用的情況。丁家的祖先不擇手段地瘋狂掠奪了大量的土地，自己的財富也迅速地膨脹，成為了首屈一指的大戶人家。但日俄戰爭之後，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對東北的滲透和擴張，丁家日漸勢微，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直至陷於破產的境地。比這個故事本身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端木的筆下，無論是佔有土地的富戶，還是辛苦耕耘的農民，幾乎每一個人都表現出了以土地為根基的生存態度和生命意識。他們所有的愛與恨、喜與悲、開拓與掙扎、幸福與失意都與這片土地密切相關。這裡既是他們降生之地，也是他們埋骨之所。無論他們在何處漂泊，他們的血脈與精神都留在了這裡，並且最終要回歸到這裡，與花草山川、寒冰冬雪融為一體。這種“落葉歸根”的觀念，其實正是端木自己的土地意識的折射。
早在南開中學期間，端木就發表了論文《力的文學宣言》，倡導“力的文學”，其中就包括“土地的力”。在他的觀念中，這種“力”是美的張揚，是健全人性和頑強生命力的真實反映。所以一方面我們看到他在作品中對故鄉纖細而精緻的'懷念，另一方面他又憧憬著用淚水洗去強加給故鄉的“一切的汙穢和屈辱”，大聲疾呼“土地、原野，我的家鄉，你必須被解放!你必須站立”!對於端木作品中的“兩副筆墨”，以及由此展示出來的“粗、重、大”和“輕、細、小”兩種迥異的創作風格，一直是學術界感興趣的話題。這種與眾不同的氣質來源於端木特殊的家庭背景：一方面，“大草原的空曠與寂寞、母親的鬱愷、走向沒落的士大夫的大家族生活”薰陶了他“細膩與善感的本性”和“徹骨的憂鬱”；另一方面，父輩傳下來的“莽原子民的奔放、驃悍”又賦予了他堂?吉訶德式的拯救天下蒼生的英雄夢⑤。很長時間以來，東北由於地理的偏遠和氣候的寒冷，形成了豪放粗野的民風。同是東北作家的蕭軍就曾說過，“我家鄉那地方，民風是很閉塞、驃悍的。一般並不崇尚讀書。當軍官或‘紅鬍子’(土匪別稱)是一般懷有野心的青年所向往的理想。”在幾乎所有的東北作家的筆下，我們都能看見那些有著頑強求生意志和冒險精神的“土匪”，他們因為生活的壓力被迫鋌而走險，但依舊與土地保持著無法分割的聯絡。他們是這片土地上最特殊的群體，作家們對他們的感情也是很複雜的。不過在抗日救亡的時代背景下，以他們為主力的抗日聯軍成為了捍衛故土、保護家園最堅定、最無畏的力量，也就自然成為了作家們筆下肯定和讚揚的物件。在端木的小說《遙遠的風砂》中的“煤黑子”，從燒殺搶掠的土匪變成了抗日的戰士，成為了作家謳歌的力與美的化身。此外，在《科爾沁旗草原》中，端木還塑造了一個滿身野性的女子水水，也可以作為這種狂放之美的另一種象徵。這些不屈服於命運和自然、富於抗爭和活力的健全生命，為我們理解東北的人物和文化提供了別樣的參照。
端木曾經自稱“性格的本質上有一種繁華的熱情”，自己與故鄉人民雙重的奴隸地位“形成一種心靈的重壓和性情的奔流”⑥。正如他在《土地的誓言》中表白的那樣，“對於廣大的關東原野，我心裡懷著熾痛的熱愛”。他熱愛那裡參天的白樺和金黃的豆粒，他懷念那裡高遠的夜空和清亮的空氣。這片土地養育了端木蕻良，他也永遠屬於這片土地，關於故鄉的點滴記憶，也必然會橫亙他的生命。即使在遠離家園的異鄉，相信在他的夢中，依舊會有縈繞不去的東北土壤的芳香。
(1)端木蕻良：《在內興安嶺原好森林裡》，見《端木蕻良文集》，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2)端木蕻良：《在草原上》，文載同①。
(3)端木蕻良：《早春》，文載同①。
(4)端木蕻良：《文學的寬度、深度和強度》，文載同①。
(5)陳悅：《瑰偉的英雄夢幻與潛抑的生命低語─—端木蕻良小說世勇的精神透視》，見成歌主編《端木蕻良小說評論集》，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6)端木蕻良：《我的創作態度》，文載同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