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兩隻眼睛都患上了白內障，這種聽上去很可怕的疾病，因為新的醫術，只用了不到十分鐘的時間：把壞掉的晶體吸出來，換上一片比隱形眼鏡還要薄很多的人工晶體。
做完手術的父親，安靜地躺著，我在病床邊，無用地站著。父親那雙大學時拉過小提琴的手，靜脈凸起，密佈的老年斑蓋住了面板的顏色。
如果這病早些年生，父親可能就已經是一位盲人了。這個想法讓我一下子不安起來。博爾赫斯也是一位盲人，但博爾赫斯不是我的父親。
事實上，我對博爾赫斯的瞭解，遠遠超過對自己的父親。人到中年，真相就像網站的彈窗一樣，不管多麼厭惡，它們總會一個接一個地跳出來。
父親脾氣溫和，不怎麼愛說話，在凌厲的母親當家的那些年裡，父親就像一塊軟和的簾子，吸去了很多令我膽寒的來自母親的噪聲。但是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們家的編年史，節點都是父親的病。
1968年，他29歲，身高1.80米，體格強健。他畢業於北京石油學院，順理成章地分配到大慶油田參加會戰，對，就在“鐵人”王進喜帶領的那支隊伍。他在那裡和我媽——一個熱愛文藝體育、積極要求進步的採油姑娘——結了婚。因為一次普通的感冒，高燒不退，他住進油田前線醫院，他不知道，輸進他身體的藥液，早已過期變質。這瓶藥水直接要了他臨床的另一個小夥子的命，而他帶著一顆被嚴重損壞的肝臟，僥倖活了下來。那一年，我也來到人世，差一點生下來就沒了父親。
這個熱愛古典音樂、俄羅斯文學、喜歡帆船運動的年輕人，自此之後，只剩下了一個身份——病人。
成年之後，我經常想，如果那瓶藥水沒有變質，我們家，我，會不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我的母親，極度爭強好勝，如果沒有一個永遠需要照顧的病人拖累她上進，她的粗糲和暴躁可能不會那麼徹底地被激發出來。而我，另一個拖累，至今深藏的自卑和躲閃，可能根本不會生成。
無論多麼完美的人生，總是有這種覆盤的衝動。我在充分憐惜自己的時候，沒有想過父親，他早已像一堵沉默的背景牆，知道他還在那裡似乎就夠了。
現在，父親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眼睛上蒙著紗布。他在想什麼呢？他已經75歲了，他一定有非常多的可以想的東西，可是，我不知道。他如果不幸和博爾赫斯一樣成為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也不會有一行詩句和他有關。
我不知道29歲後他的人生是怎樣的一種存在狀態，這個問題我根本沒有想過。我不知道他一個人間歇性地在醫院裡躺上三個月或半年的時間裡，他的內心會穿梭過什麼。我記得的只是，很多時候，下午一放學，我就要拿著母親做好的飯菜給他送到病房去，等他吃完，再把飯盒帶回來。我還記得，母親為了給他補身體，從農村買了十幾只甲魚，最小的可能還沒有半個巴掌大。母親是北方人，不會弄這些生鮮，她用一根筷子逗甲魚咬住，然後掄起菜刀把甲魚的頭斬下，當鮮血噴射出來的時候，她扔下菜刀，坐在廚房的地上，號哭不止……
父親很久後才說，母親燉的甲魚湯，是他吃過的最難吃的東西，腥得他噁心極了。但是他都喝了，喝了整整兩個星期。
在很小的時候，我已經學會用書把自己和不喜歡的世界隔開，無論是數學課，還是稍有不慎就會撲過來的母親。母親的焦躁和憤怒，我也是很多年之後通過書籍才推斷出緣由，那是理性的計算和情感失聯。
童年和少年，我沉溺於撒謊。那是一個孩子的權宜之計，一句謊言能夠把懲罰從中飯推遲到晚飯就很好，也因此常常失去了晚飯。最長的'一次拖延了三天，忘記了什麼原因老師讓請家長，家長不來不許上課。連著三個早上，我神色鎮定地揹著書包出門，在一個工地的一堵磚垛後面，拿出書，讀到放學的時候，再神色鎮定地回家。之後的那頓暴打，實現了我第一次離家出走。
是父親找到了我，他去了火車站，去了我好幾個同學的家，不知什麼樣的靈光，把他帶到我藏身的磚垛。父親說，母親打你不對，但她是愛你的，你跑了以後她一直在哭。從家人口中頭一回聽到愛這個字，彆扭到發抖。
高中三年級，我開始發瘋一樣地學習，背所有的課文，所有的習題，所有的答案，我想考上大學，我想逃離。可是文科生也要考數學，數學還是120分，沒有這120分的後果嚇死我了。父親說，我幫你補習一下數學吧。那段日子，父親神采飛揚，他又成為一個工科院校的高才生。
在離大學聯考還有幾個月的時候，父親被診斷為肺癌，還是晚期。
母親帶著父親去北京做手術，為了不影響我大學聯考，沒有人告訴我父親到底得了什麼病。父親生病還是什麼稀罕的事情嗎？我甚至有點高興家裡只有自己一個人。一天深夜，我還在複習，母親自己回來了，她靠在我房間的門上，突然抽搐起來，她說，你爸爸這次可能真的會死，她說她實在撐不住了。
直到今天我還在想，如果那個時候，我從書桌前站起來，走到母親身邊，握住她的手，相擁而泣，會改變我和母親的關係嗎？十多年的陌生，像一塊緊實的青銅，壓住了我，我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