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創辦《東方時空》，離開播還有兩三個月時，崔永元推薦了我。我一看是兼職，就去了。
幹了一段時間，時間讓我當主持人，我跟他急了，我說不可能，兼職就怕單位領導發現，我要當了主持人，不就被發現了？
時間是這麼勸我的：你覺得中國人有早晨看電視的嗎？我想了想，覺得他這個話特有說服力，我就同意了。
當時中央電視臺很牛，不像現在大家都在罵中央電視臺。但調我進中央電視臺，我拒絕了，因為當時我在中央電臺辦一份流行音樂的報紙。當時我們要打造經紀人，很前衛的。沒想到時任廣電部部長把這份流行音樂報給斃了，那時，視流行音樂為洪水猛獸。心存絕望的我，決定投入苦海，去了中央電視臺。
去了沒幾天，就被原來的領導發現了。“中央人”起得真是夠早的。
評論部是在《東方時空》火了之後才成立的，所以《東方時空》是評論部的媽。現在很多人會拿一個傳統的體制去框很多東西，其實當時我們是先在荒原上長起來的，這棵樹長得足夠大了，才在周圍弄了個圍牆，叫植物園。很多人說那是一個很好的時代。我經常說，我非常慶幸趕上了一個極不正常的時代，現在都正常了，正常到領導來了部下要站起來，正常到領導跟部下都和諧了，沒有互相拍桌子了，正常到有《勞動法》了之後，不可以隨便進人、隨便開人了，正常到製片人不可以自己去決定很多獎懲條例，現在都是臺裡統一結算了。但是我們很幸運曾經趕上過一段極不正常的歲月。請問，現在的'年輕人會喜歡那種不正常的歲月嗎？那時你今天來了沒幹好，明天就可能被開掉；現在有《勞動法》會保護你，會給你上三險。我們那時候沒有三險，現在回頭一想，真挺險的，什麼險都沒上，因此那是一段非常幸福的、不正常的歲月。一個時代總是走著走著就走正常了，就把那些不正常歲月當中的毛病剪掉了，優點也順便剪掉了。所以我心如止水，我既沒有熱淚盈眶地回望，也沒有痛心疾首地針對當下，我覺得社會就是以這樣一種邏輯在往前走。
有觀眾問：點燃理想好辦，點燃之後怎麼辦？我說，點燃之後就直奔廢墟而去，哪一場大火最後的結局不是廢墟呢？但是看燒成了什麼，廢墟也是一種養料。我覺得自己真慶幸，慶幸在哪兒呢？是你青春的時候正好撞見了不正常的歲月。如果你年老或者過於小的時候撞見了不正常的歲月，那很糟糕，年老的時候看不慣，年少的時候扒不著。
最近有一個很流行的話題：為什麼80後已經提前暮氣沉沉？我很感慨這個話題，我說20年前做《東方時空》時什麼都沒有，但是唯一富餘的是熱情，對未來的好奇，激情，或者說是那個現在覺得特酸的詞——理想。這些嚴重複古的，當時你到我們各個組去看，滿屋子全是這些東西，其他的東西很少。現在是其他的東西很多，這些東西很少。
現在我還在這兒。
我覺得，對於我們來說一個巨大的新挑戰就是，20年前我不知道未來《東方時空》會成為什麼樣，因此很自然地在那裡成長，如果那個時候我知道《東方時空》未來會火，壞了，我可能也去模仿，也去作假等等，因為有功利心了。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人知道未來《東方時空》會成為什麼，以為就默默無聞，中國人沒人看電視，我們湊合著做一個兼職領點工資走了就完了，沒想到它火了。正因為沒功利心才做對了。現在壞了，經過20年的努力，我們還在這兒，得了很多虛名，我稱其為新一代的既得利益者。但是現在新的考驗出現了，你將成為什麼樣的既得利益者。如果當時沒有楊偉光、孫玉勝這些人放權，鼓勵青春的夢想，甚至容忍完全不著調地跟人家拍桌子等等，怎麼會有我們的今天。
20年後，當我們成為既得利益者的時候，此時你在做什麼？是開始跑馬圈地，為自己的利益去繼續，還是開始向下為新一代的年輕人去推動、去吶喊、去爭取一些什麼。我覺得當下的中國——不要說我們這個電視行當了，當下中國最大的問題是，經過30多年改革所累積的既得利益者接下來如何抉擇，這關係到中國的未來。如果他們像30多年前勇於改革的那群人一樣，那中國未來會非常棒，值得期待。如果當初的改革者現在成了改革的阻攔者，成了自己利益的維護者，死路一條，不管是電視還是中國。所以我覺得所謂紀念《東方時空》20年可不是為了回望的時候熱淚盈眶，而是為了當下你得思考你打算做什麼。
表面上，20年前我們的第一目標是來兼職掙點錢，話必須這麼說，但事實真不是這樣。很多事情那個時候如果不給我們錢，倒貼錢也會幹。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當下依然要有這樣的勁頭，要放棄一些東西。我放棄了一份穩定的工作，我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報社裡是最受重用的年輕人，我有輝煌的未來。我當時走的時候，上面已經找我任某個官職了。我不覺得這是什麼，放棄就是你不覺得它是什麼。就像當下如果依然有很多人不覺得權力那麼重要，不覺得財富那麼重要，不覺得名聲那麼重要，中國就有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