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照新加坡那樣去做吧。當洛桑國際管理和發展研究院(IMD)在其年度《世界競爭力年鑑》中宣佈新加坡排名世界第一的時候，可能很多人都會想到這樣一句話。 似乎是為了印證冠軍的實力，新加坡貿工部前日公佈的資料顯示，二季度新加坡GDP增幅達到18.8%，高於一季度的16.9%。在生物製藥、電子工業的強勁帶動下，上半年新加坡GDP增幅達到了17.9%。此前，新加坡貿工部已於7月份第三次上調全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從2月的4.5%-6.5%、4月的7%-9%，再次大幅調高到13-15%。這意味著新加坡全年經濟增長率有可能會超越其在上世紀70年代創下的紀錄———13.8%。彭博新聞社據此所作的判斷是：2010年新加坡很有可能超越中國成為亞洲地區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此外，儘管作為新加坡最重要出口市場的歐美地區需求萎靡，但得益於亞洲經濟的強勁增勢，新加坡在貿易方面的表現同樣非常搶眼。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將全年貿易增長的預測，從原先的14%-16%，調高到17%-19%。最近公佈的世界經濟論壇組織(WEF)《全球貿易促進報告2010》中，新加坡同樣獨佔鰲頭。在56個評估指標中，新加坡有43個指標都在前10之列。在完全開放的貿易政策下，新加坡99.9%的進口商品免稅，而其出口到目標市場的平均關稅率為4.5%(該指標僅次於智利)。
對於奪冠意義，新加坡《聯合早報》指出，優在政府謀劃、重在全民參與。在多能冠軍的光環下，新加坡成功模式散發出迷人的魅力。然而，新加坡的故事能夠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上演嗎?這個問號顯得有點不合時宜，因為成功故事的魅惑實在太大。事實上，對這種模式的移植在幾年前已成許多國家的熱門話題。亞太地區毫無疑問是這一輪新加坡熱的'發燒友。《印尼商報》的評論文章以《新加坡憑什麼?》為題，集中探討了新加坡人力資源政策對東盟的示範性;澳大利亞瞄準的是主權財富基金的制度設計;紐西蘭則希望在匯率調整政策上向新加坡看齊;韓國更加樸實，他們要效仿的是新加坡中國腹地戰略，學習如何開啟中國人腰包的吸金大法。而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統計：從1992年起，該校開設了面向中國官員的課程，主講課程從公共管理、城市規劃到如今的產業升級與轉型。截至今年4月，該校已為中國各省市培訓了9200餘名中高階領導幹部。
由兩大權威組織所認可的新加坡經濟競爭力，其無中生有的蛻化過程僅為45年。在新加坡媒體高調呼籲厲兵秣馬，再創輝煌之際，這確實值得追問：當年的小漁村一躍成為全球的競爭力明星，人均GDP從獨立時的511美元攀升至2009年的39458美元，物質水準翻天覆地，新加坡憑什麼?在WEF看來，新加坡的魅力來源於全球最完善的制度，生產和勞動力市場效率全球第一，金融市場排名第二，基礎設施排名第四，並由此演化成全球最佳的宜商、宜居和宜業之所。由此觀察，在扁平化的創新型經濟背景下，制度的重要性日益彰顯。或許，這就是新加坡成功模式的獨特性所在。
在實踐中，脫離制度土壤的模式複製有著眾多教訓，即便是有著矽谷教父之稱的特曼教授也不例外，他在新澤西州和德克薩斯州的模式複製並未成功。在理論界，現任世界銀行副總裁林毅夫和經濟學家楊小凱若干年前曾就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展開熱辯，後者引用的概念———對後起者的詛咒讓人記憶猶新。他指出，經濟發展中的後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間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用技術模仿來代替制度模仿，因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術更痛苦，更觸痛既得利益，更多技術模仿的空間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緩。而這恰恰是目前模式複製的最大困惑。顯然，漠視成功模式的制度獨特性，靜態、單一和純技術的複製可以在短期內獲得成效，但更有可能在未來付出更高的代價。值得慶幸的是，這一點不僅被模式創立者(李光耀)所指出，而且被越來越多的模仿者意識到。因此，打破體制和機制上的藩籬，在內部激勵和外部壓力的雙重驅動下，突破路徑依賴的桎梏，將更多地取決於改革決策者的魄力和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