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稱自己為我，自然界中除開植物以外，有思維的動物都能感覺出我的存在。即使動物，雖不能說出，更不能寫出，但在其思維仍有一我的意念。飢餓、情慾正是那個我的提醒；競爭、驅逐就更是我的絕好證明了。這一生理上的我，隨著身體的存毀而生滅，噍類相通。
既然如此，人也不例外。可是隨著人大腦的進步，人的思考能力提高了，語言表達加強了，更由於社會的逐漸形成，使得人在求取生命的基本存在的同時，開始思考如何讓它更好的存在了。如在飯後散散步、下盤棋、聽聽歌什麼的。有人說這些行為脫離了動物求我的生存的本能，進而提高到了尋求思想意志上的我的高階階段，說它是一種純粹精神方面的塑造。錢穆說這是人類多於動物求肉體之我之外“文化的我”，這是人類高階的我、特有的我。總歸一句話，這就是人的志向，而動物不曾有志向。可是人的生命始於自然，在自然界中我們人和其他任何動物植物完全平等，為什麼還會產生的這樣的不同呢？其實這只是人類認識所謂思想上的誤區。人類思想上的要求，比如某人立志解救困苦的人民，並且不怕犧牲，看起來的確和動物儲存生命的初衷大相迥異，其實深究這個人的真實目的，仍然是為個人，為個人的哪一點呢？為了實現志向，實現志向有什麼好處呢？好處就是使他活得更加愉悅和滿意。整個來看，這個人的所有舉動乃是求取生命的存在，以一種更好的方式存在。再如助人為樂、孝敬父母，表面上這是人精神層面的追求，遠非僅僅生命的延續，但這恰恰是為了自身生命更好的延續，這個“更好”就是心安理得，手段便是幫助別人或者孝敬雙親。心安是我們做這些事的最終落腳點，我們看見父母和樂，自己就心裡舒坦，道理上亦順了。難道這不是為了我們自己生命的暢通運轉嗎？
推廣地說，這種精神方面的追求和一般對生命存在的追求是相通的，它們的不同不在類別上，只是在程度上有所迥異罷了。比如動物，吃飽了，也會在地上打幾個滾，這就使它們的精神上的要求，本質上和人類散步一樣；有時候我們看《動物世界》，會遇到獅子或老虎踏上高處，迎送落霞的場面，這基本上就相當於我們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了。
大多數人不承認這一點，他們堅信人類特有的思想人生，亦即“文化人生”，人類之真我只存在於文化層面裡。文化就是人類各式各樣的活動現象，是非觀是文化的主體。本來不存在什麼對與錯，弱勢的群體為儲存自我的延續，從而集合起來，研究出了這兩個偉大的概念：對和錯。一切紛繁雜蕪、五彩萬物最後無不歸之於一點：對或錯。我們尋求所謂人類的真我，也不得不染上文化的色彩。地域時代不同，文化就不同，是非的觀念也多有不同，但有一點：文化的我必然承認文化的是，人類獨立的我乃是對與文化認知和實踐。這雖不能說不對，但太片面是肯定的。
人類的真我仍然在於個體生命的存在，存在的'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但有一宗旨，那就是尋求心安理得，身心愉悅。你處於某一文化氛圍之中，並且承認此文化、實踐次文化，何嘗不是一種很好的存在方式，認識雖不一定正確，但你卻找到了真正的我。比如一農民，不曾學習哲學，也很少思考過人生，他所知道的無非春種夏長，秋斂冬藏，以及女兒大了就嫁，兒子大了就娶等傳統的道德要求。但他心安理得，一輩子安安樂樂，沒有大的志向，也沒有大的作為，然而他找到了自我，這是一種心理上的和順統一，並不要別人來評分打勾。
但是，既然自我的真諦僅在於生命的良好運轉，完成真正的自我自然當不考慮文化。當然你可以接受文化，但只要你懂得真正的我來自於自然的賦予，那麼不管你在哪一種文化裡，都能完成我的塑造；要麼乾脆不懂什麼文化，也不去研究什麼自然不自然，只要做到心安理得，志存高遠也好，渺小也好，順應了身體的需求，然而又不和自己接受的理論產生心理矛盾，就有一個完整的我了。試舉一例，一個小偷，典型的傳統道德之叛逆者，如果偷時心理並無障礙，也能自在享受所偷的物品，那麼他也是有一個完整的真我的，即使他最後下了獄；但若他邊偷邊責備自己，那他就還是隻有一個殘缺不全的我，直到他要麼不再責怪自己，要麼不再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