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們三姐妹之間的遊戲是演戲。我老是當仁不讓地扮好漢；大姐長得難看，演女特務；二姐力量大，演壞人最好。一天，咱們剛看完一部革命題材電影，一進家門，二姐披著毛巾被氣勢壓人??地站在床頭，對我說：“說，你把人藏到哪兒了?”
“不知道。”我勇敢不屈。
“女間諜”二話不說，揮槍射擊。我應聲倒地。一聲悶響，我的頭嚴嚴實實地撞上桌角，登時血流如注。桌上的小收音機也掉在地上，壯烈“就義”了。媽媽聽見進屋，嚇得抱起我就往病院跑，縫針、包紮，忙了大深夜。我暈暈乎乎地躺在床上，認為本人為藝術獻身，特殊“高尚”，心裡沒有涓滴後悔之意。
剛上中學，爸爸被派到香港長駐，媽媽隨行。北京的家中只有姥姥照料我們。
九年級的暑假，我被選去擔負中心電視臺《我們這一代》的小主持人和校服模特兒。這是我第一次“觸電”。彙報上演時，據說教導局引導要缺席，我躲在大幕後，偷偷往下看。幾個同窗的家長也坐在臺下，笑顏在臉上寫滿“驕傲”二字，我這個主角家裡卻沒有一個人到場。我突然很想媽媽，抱著大幕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嗚嗚大哭，誰勸跟誰急，哭聲音徹全部後盾。這時，終場鈴音響起。我拽過大幕，抹去一大把鼻涕眼淚，笑臉殘暴地登場了。
三姐妹中，大姐最美麗。她是家裡所有人的自豪，更是我的偶像。誰能不愛好她呢?國小她是全年級第一，中學她是清華附中的'校花，大學她是外交學院的交際舞冠軍。
那年，我讀高一，大姐讀大三。暑假裡的一天，大姐翻著報紙，忽然冒出一句：“我想去應徵便利面廣告的模特兒。”我嚇了一跳。在上個世紀80年代，拍廣告還不是一件值得自滿的事。我也算“觸過電”的人，很威望地甩從前多少個字：“算了吧，丟份兒。”二姐感到很新穎：“我陪你去。”第二天，姐姐們躲在屋裡細心裝扮一番，出門之前嚴肅忠告我不許告知姥姥。
幾個小時後，她們高興地回來，一看那樣兒就曉得已經得意洋洋了。
“考中了?”
“不。”
“那是吃錯藥了。”
“沒吃藥呀。”
“那得趕緊吃點兒，笑成這樣不畸形。”
姐姐並沒考取某廣告的代言人，可那次應聘的評委中有一個是片子《搖滾青年》的副導演李童。大姐說：“她把我的地址跟電話留下來了，說來日來家裡取照片。”我真替她愉快：“這才夠品位。”
第二天上午，我陪姥姥上街買菜，就在這個空當，李童真的來了。家裡的照片簡直都是我們姐妹的合影。翻了半天，她從當選了一張我和大姐的合影。下戰書，一輛賓士200把大姐接走了。兩個小時後，又把大姐送回來。車沒走，李童說，導演看了我們的合影，讓她也把我接過去看看。
奔跑停在香格里拉飯店對面的一棟家眷樓前，李童把我帶上一輛大巴士，讓我等著。車上有良多工作職員，看來了個小姑娘，都好奇地問：“你是來幹嗎的?”
“我不知道。”我一身汗溼的活動衣褲。剛打完籃球，臉沒洗，衣服沒換。
“可能又是來試鏡的。小小的這個角色，已經試了二三十個女孩，還定不下來。”
我自得地想，試兩三百個也沒用，這個角色是我姐姐的了。
“誰呀?”世人的談論聲吵醒了躺在巴士最後一排長椅上的人。他迷迷糊糊地坐起來，顯然有點火氣。他一肩鬈曲的長髮，一副蛤蟆墨鏡架在凸起的鼻樑上，一張很白的臉，冷冷的樣子實屬另類。
“你過來。”他指著我。
“幹什麼?”我沒挪窩兒。媽媽離家前，叫我不要隨意跟留長頭髮的男人搭腔。
“多大了?
“15。”我人小聲大。首先，在氣概上不能輸給對方。
“小孩兒還挺有性情。”他站起來，從我身邊走過，一身玄色的緊身衣褲。
一個大鬍子上了巴士，沒錯，田壯壯導演來了。
田導演問：“你是妹妹吧。以前演過戲嗎?”我不地搖頭。“走，看他們拍戲去。”他似乎是跟我一撥兒的。
我到家時，大姐已經睡下，太對不起她了。我躡手躡腳地進了屋，蹲在床頭。“姐，導演說，明天讓我搬到劇組去。”我一臉愧疚地說。大姐睡得模模糊糊，說：“定了就定了，快睡吧。”鑽進被窩時，我還在納悶：姐姐那麼英俊，機遇本應當是她的，怎麼餡餅砸到我頭上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