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文以載道”。
不論是走在繁華街頭還是尋常巷陌，我們都經常會看到“中國特色”四個字。每當此時，我都不禁自問，中國特色到底是什麼？在我看來，千百年來的中國文學是其中最不可忽視的維度之一。不僅僅在於中國文學亙古綿長，而且還在於它始終帶著關照社會的使命意識，承載著“道”的要義。西方常常以文學的審美功能，來區分文學與其他學科的差異，並且認為體現單純的審美價值，才是真正的文學藝術。然而，如果拿這樣一個標準來看待中國文學，我們會發現有很多難合之處。因為中國經典總是“文道統一”，關照深沉現實。
眾所皆知，中國是一個詩歌王國，我們不妨先從詩歌說起。中國詩歌有著強大的抒情傳統，但是所抒之情，不是純粹的形而上的情緒，而是與客觀現實息息相關。《詩經》開闢了現實主義的源頭，其中的《碩鼠》有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這是對被剝削的下層百姓的現實寫照；杜甫的詩歌被稱為“詩史”，其中家喻戶曉一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揭露了當時社會殘酷的階層分化；陸游彌留之際所說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讓我們看到了山河飄搖之時，他卻無力繼續建功立業的至死遺恨。哪怕是神遊天外的“詩仙”李白、性情冷僻的“詩鬼”李賀，也時常抒發建功立業的強烈願望。
散文方面更是如此，作為“載道”的直接載體，中國的散文體現出強烈的政論色彩和干預精神。諸子散文縱橫捭闔的謀略，從一開始就緊緊地與政治聯絡在一起；“發憤之作”《史記》不僅 “述往事”，更 “思來者”；唐朝浩浩蕩蕩的古文運動，韓愈和柳宗元高舉“明道”和“貫道”兩面大旗馳騁文壇；明清之際的黃宗羲以文寫史，以史鑑文，他的《原道》敢言人之不敢言，自有一種狂飆卷地的力量。
即便是在中國古代並不發達的小說，也體現著強烈的批判意識。“四大譴責小說”，以社會上醜惡現象和弊端構成情節的主要矛盾，用嬉笑怒罵的形式進行著犀利的批判；《紅樓夢》之所以偉大，也絕非因為它描繪的閨閣閒情，而在於它深刻的批判力量，來源於貴族家庭的興衰際遇背後關於政治、經濟、倫理等一系列問題的暴露。
回顧中國文學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我們的文學似乎從來都不是單純地對藝術本身的痴迷和沉醉。從古至今，“文以載道” 已經作為一種底色、一種根基，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發展和走向。那麼促成“文以載道”精神傳統的根本動力是什麼呢？不同於西方國家，中國人往往不相信人死後可以進入天堂。我們往往把對生命短暫、光陰易逝的遺憾都化為對現世價值的追尋上。特別是在儒家文化的長期影響下，這種意義主要就體現為一種為家國天下、為蒼生黎民的抱負和志向。這也是千百年來華夏民族文化認同的文脈。
儘管歷史的車輪行進入現代，中國曆經了一場翻天覆地的新文化運動。我們仍舊可以驕傲地說，這種文學的責任、文人的擔當，一貫的文脈始終未斷。謹以“民族魂”魯迅為例。閱讀魯迅我們經常會思考一個問題：魯迅為什麼不寫長篇小說？各種原因被考證和解讀：忙於政治活動、演講、時間倉促、精力不足甚至是英年早逝等等，但很明顯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一個顯在的'事實是，比起長篇小說，魯迅更願意寫雜文，從1918年9月在《新青年》發表第一篇《隨感錄》，到逝世前一個月寫下的《死》，魯迅的雜文創作歷時18年，將近八十萬字。無論是字數還是創作時間和精力，魯迅對雜文的投入足以寫成好幾部長篇小說。這說明魯迅對於長篇小說是“能寫”卻“不寫”。至於原因就像魯迅自己說的“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他用雜文作為投槍匕首介入社會現實：從農民問題、婦女問題到國民性的批判、民族命運的探索等等。就像馮雪峰對魯迅評價的那樣:“魯迅十餘本雜感集，對於中國社會與文化，比十餘卷的巨篇鉅製也許更有價值，實際上更為大眾所重視。”
今天我們的文學發展，形式越來越多元，文學所傳達出的價值觀念也越來越多元。文學的蓬勃發展固然是好事，但是我們始終不能忘記文學創作的根本價值是什麼。國家的崛起、經濟的飛速發展、生活的安穩讓當下的中國已經和當時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一個成熟的民族，一個成熟的國家不僅在危亡時刻能夠肩負起救國救民的擔當，在安穩的生活狀態中能夠居安思危，保持反思的意識甚至更加重要。我們審視當下，如今的中國人有多少還願意從文學中思考？當下的文學作品又有多少還因承載著思想啟蒙而值得人們去品味？這才是我們如今重新回望載道傳統的價值，也是真正靜下心來反思當下文學發展的意義所在。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