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將一切梭織成過往，無論是幸福還是苦難。當這些記憶通過文字和鏡頭淋漓再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便具備了超越歷史本身的重量。
電影《唐山大地震》以災難為藍本，帶給人們的不是想象中的絕望和恐怖，而是滿滿的溫情和希望。它以唐山大地震為背景，以時間為敘事順序，以人物命運為敘事線索，展開了一幅幅生活畫面。
電影講述了這樣的一個“23秒，32年”的故事：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了時間為23秒的7.8級大地震。一對雙胞胎姐弟同時都被壓在了一塊水泥板的兩頭，母親只能萬般艱難地做出“救弟弟”的選擇。後姐姐奇蹟般的生還後被一個軍人家庭收養，最後在加拿大定居，但“救弟弟”這三個字糾結在她心頭。32年汶川大地震中，姐姐與經商成功的弟弟意外重逢。姐姐心頭的傷痕、母親心靈的枷鎖，最終在滾燙的親情冰消雪釋。
這部電影無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無論是票房，還是觀眾的精神衝擊，馮小剛都是“孤獨求敗”。電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劇本的成功。思索這個劇本的創作，能給我們帶來不小的啟示。
（方登方達姐弟倆享受著爸爸剛買的電扇帶來的清涼。）
一、小視角大主題
反映唐山大地震這個題材的角度很多，事例也是多不勝數。選擇一個什麼角度、選擇哪些事例，是構成劇本的關鍵。在眾多的材料中，編者選取了最和老百姓貼近的素材——一個家庭三個人的命運波折作為主。這個視角相對官兵搶險、政府救助這樣大的角度來講顯得微乎其微，但是，這個角度最為貼近百姓生活。這的視角好像就是在訴說的每一個震後餘生的人，在這三個人身上，有每一個震後餘生的人影子。
這樣一個小的角度，舉重若輕，將影片的主題毫不費力地反映出來。
（方登因未婚先孕無顏見父母而悄然出走，現突然帶著女兒回家，養父又驚又喜。）
二、情節繁簡的處理
方登從加拿大趕赴汶川救災休息中聽到兩人對話，從一人對往事的回憶中知道了那人就是弟弟方達。對於這上天的恩賜，姐弟倆一定是悲喜交加、感慨萬千。劇本也應該設計一個煽情的場面。但這裡卻用墨極省，這場戲僅拍到方登眼神的驚喜就戛然而止了，連姐弟的相認的場面都沒有。我想當時所有觀眾都覺得這是歌不可思議的節省。但當看到後面的情節，你才會理解編劇的良苦用心。姐弟相認後，倆人坐車回家去見母親。母女相見的情節將感情推向了高潮。試想，在銜接如此緊密的的`相認情節中，用煽情的方法來處理前一個相認的話，是不是對後一個相認情節是個沖淡呢？假如人們已經對第一個相認已經是淚水洶湧，對第二個相認是否變得不再那麼感動呢？
這樣的省略在影片中俯拾即是。比如方達的在杭州打拼的過程、方登出國產子的過程。對於姐弟倆的母親元妮的刻畫，則是細緻入微。
（性格倔強的方登不顧養母的反對毅然報考了醫學院。）
三、元妮臺詞的成功描寫。
影片中元妮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
“沒了，才知道什麼是沒了。”
“世界上還有哪個男人用命對我好？這輩子，我就給你爸當媳婦，值。”
“我哪也不去。就在這個家住著。我燒紙的時候都給你爸你姐唸叨二十多年了，現在老了，唸叨不動了，在這守著，你爸你姐來了家裡好有人守著。”
一個女人，30多年來不管生活多難多苦，不管遇到多大的誘惑，都默默堅守著心中的這份感情。這些話，樸實無華卻感天動地。
人物的語言的成功，不在乎多麼華麗，也不在乎多少，在乎是否真實地表達了人物的內心，在乎是否能觸動觀眾的內心。
（方登的男友見到方登的父親來興師問罪，心中愧疚而緊張。）
四、方登塑造的遺憾。
馮小剛在談及演員的表演時曾說：徐帆演得很好，張靜初演得還可以。張靜初的演技給人不好的原因除了她自己對角色的把握還不夠到位之外，劇本也有一定的責任。
有一場戲是張靜初的重頭戲：母女到公墓去給父親掃墓，方登心中的堅冰終於融化，跪在地上連續對母親說“對不起對不起”。要按說這場戲應該很震撼人心，可我竟然沒有覺得有什麼感動。我想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哭戲太多，這個情節在大家預料之中，因在潛意識裡有這個準備，所有不容易再動感情。二是鋪墊情節太少少，方登的哭喊來得太快，觀眾覺得太突兀，跟不上電影的節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