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是法國人向好萊塢的致敬。《雨果》是美國人對早期歐洲電影大師的致敬（法國場景+英倫腔+美國觀念=什麼都曖昧不明）。所謂的致敬很大程度上是曖昧不明的：一種想象性的、回溯性的重構。重構並非是篡改，實際上，回溯性地重構是今日觀想過的主要方式，權力者藉此勾勒出有利於其利益的意識形態藍圖。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重構帶有負面的價值判斷，而在於重構本身被蒙上致敬的外衣，一再被重複，因為成為神話（電影，電影史）的神話，寓言的寓言。
神話的神話，寓言的寓言，這是《雨果》的運作機制所在，即試圖以電影（講述物件）為依託講述一個電影故事（真正意義上的'電影故事，即一個白日夢）——恰恰也正是在此處，影片非常直白地道出電影的造夢機制（甚至非常直接地從電影鼻祖梅里愛最終說出：“現在和我一起做夢吧”——由此獲得一種認證式的權威）。因此，影片呈現為某種性質的“元電影”，一部講述電影的電影。但這種“元電影”的性質是不徹底的，至少它被庸俗化成一個致敬的口號，一個並不高明的尋找愛尋找家的故事（這個故事被片尾小女孩作為敘事者的口吻加強了），一個關於梅里愛的祕密（同時也被隱喻成一個電影的祕密，代表著電影對自身歷史以及運作機制的追尋）。在柏格森的《假面》中，影片的開頭和結尾以一種較為隱祕的方式構成了元電影的敘述，即關於電影放映機的運作機制，電影內容、電影的遊戲本質、電影創作的性慾驅力等。《雨果》試圖將這一部分的敘事嫁接在故事之中，這是其高明之處，也是其失敗之處——一個泛神話不足以支撐這部分的敘述。
其中刻意為之的視覺奇觀（開場的巴黎全景、全景式的20世紀初的車站、超長的CG長鏡頭）似乎是對梅里愛的致敬——這是新的技術條件下的“魔術”，類似於梅里愛的奇幻場景、剪輯術。梅里愛的電影經歷了“輝煌——受冷落——被重新發現”的曲折經歷（而這段經歷首先被賦予一個小男孩尋找家庭尋找愛的外衣，其次與傳統電影史的經典敘述相重合），這就構成了新技術運用者對電影技術的潛在態度，在表述對電影造夢機制的熱情的同時，帶有一種技術主義的固執（只消想想小男孩將世界想象成一個巨大的機械體，這全然是一種西方式的思維，儘管也帶上某些勵志、溫馨的外衣——每個人都是這個機械體中不多餘的一部分）。（好吧，我想多了~~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