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翻開這本書前，網路告訴我，這是一本紀實文學。
我的專業是廣播電視新聞學，是一個和視訊形式的各類作品打交道的專業。我對於“紀實文學”的理解，大概是和紀錄片類似的一種文學形式。紀錄片通過對鏡頭真實記錄下的現實場景和故事進行藝術化的畫面處理，利用剪輯、解說和策劃，還原特定時間、地點、人物一個相對真實的判斷。而我所理解的紀實文學，或許也是類似的一種再加工。
但鏡頭是不會騙人的，而文字卻有了更多的潤色甚至虛構的空間。翻開《江城》的那一刻，我是滿心疑慮的。
隨著閱讀的展開，我的疑團自然地化解了。我看到了一個我自己熟悉又陌生的“中國”。就像我的被靈魂抽離出肉體，站在雲端，觀察著我自己，一切都似曾相識，一切又恍若隔世。作者彼得·海斯勒所描述的一切，都在他詩樣的敘述中，產生出難以言說的真實感。 對於我從書中看到的、學到的一些東西，我也自然地產生了一些吐露的慾望。
一、時代造就《江城》
書中所描述的一切之所以如此生動多姿、引起共鳴，正如作者和一切評論者所強調的，是特定時期、特定地點的產物。
世紀之交的中國，正是改革開放正全面開展地如火如荼的階段，中國從未如此勤奮地汲取來自世界的全部養分，用以灌溉自己因長久的歷史問題而遺留下來的乾涸土壤。但是在東部地區日新月異的變化過程中，中西部大部分地區，歷史遺留下的好與壞仍存在著。從作者的敘述中我們能夠感受到，這些有些偏僻的小城鎮也在順應時勢地改造自我，但過程卻進行得蹩腳而不徹底。
除了世紀之交的中國偏遠小城鎮這一特定時空外，作者所直接接觸的更是最為敏感、最被關心和矚目的教育系統。中國是如何教育下一代的，這是作者作為來自歐美資本主義社會最感到驚訝和不解的。對此，何偉說：“事實上，我樂於在低層學校裡教書，因為這裡的學生身上有我從未見過的.未經打磨的品質。”這也說出了為什麼涪陵能，涪陵師專能，而當時處在變革風口浪尖的諸如北上廣等大城市、一些中國頂級學府所不能的原因。
中國對於西方來說千百年保持著一種神祕的形象，外國人看中國的視角從馬可波羅甚至更早就展開了。而本書之所以脫穎而出並長久暢銷於海外，天時、地利與時機都是不能忽視
的重要因素。不是所有的真實和記錄都有非凡的價值，價值來自特殊，來自獨特的視角，來自事件本身的時機性，也來自善於發現的作者的眼睛。
二、真正的旁觀者
《江城》之所以成功，與作者的獨特視角，善於觀察、發現和思考的天分，以及其相對客觀的姿態不無關係。
海斯勒對於涪陵的觀察研究是真正抱著旁觀者的心態。在整部書中他一直試圖避免直接的結論和歸因，而是將自己所見所聞真實而詳細地記錄下來；若真需要下結論，海斯勒也通常會用“似乎”、“可能”或“以我的標準”，從不自大；而他所得出的結論，也一律有相對詳實的依據，哪怕只是學生的幾行日記、市井小民的隻言片語，都能被他作為社會和人文的基點範本。
新聞紀實類作品，即便是為記錄真實、記錄現實，我認為也是絕離不開主觀的判斷和思想的，絕對客觀的記錄是不存在的——即便是文字，也總存在著個體描述的差異。為了保證可讀性，不可能只描述“街道兩側種了兩排樹，樹葉上蒙了一層灰”，而也要新增進感情甚至幻想進去。我即便認同作者寫此書的客觀性和旁觀性，卻仍要帶著疑慮的心態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字裡行間。畢竟感情色彩是任何人都抹不去的。
主觀色彩的加入並不一定就會毀掉一部紀實類作品，身處一時一地，作為一個獨特而有價值的群體的一員而渲染的感情色彩甚至就是某種獨特角度本身，或許會給紀實類作品注入新鮮特別的血液。
本書就是如此。作者是這樣一個小城少之又少的外國人，是這個城市少之又少的少數群體，被圍觀、被好奇、被期待，同時也對這座小城的一切圍觀、好奇、期待。他用自己完全不同於涪陵人的教育、成長背景，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去看待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這種觀察不僅視角獨特，而且事無鉅細。他能注意到我們因為司空見慣而常常忽略的細節。比如學生證上的學生守則，多少人真正認真通讀並試圖去理解每一條的意思和其中蘊含著的政治含義和教育目的？對於何偉來說，他所面對的一切都是新鮮的。這種嬰兒般重新認知的過程，好奇然後自我探索、自我解答的過程恰是本書的精髓和精彩之處，也使他的一切語言更有畫面感和說服力。而他事無鉅細的觀察絕不僅僅停留在觀察表面，他深入地挖掘和思考，尋求背後的“中國現象”、“中國因素”，由小見大，見微知著，這也是為什麼生活在一個交通不便的閉塞小城鎮中的他能生髮出對中國如此深刻的理解和深度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