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人墨士送別親友時一般都會吟詩來表達他們與親友依依惜別的心情。以下是關於送別的詩詞，歡迎閱讀。
送別歌
近代-李叔同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注：送別歌是一首由藝術家李叔同作詞的中文歌曲。歷經幾十年傳唱經久不衰，成為經典名曲。
十九世紀美國音樂家J·P·奧德威（John Pond Ordway）作有一首歌曲《夢見家和母親》（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這首歌流傳到日本後，日本音樂家犬童球溪以原歌的曲調（可能作過略微改動），填上日文的新詞，作成《旅愁》這首日文歌。1907年《旅愁》發表後，在日本被廣泛流傳。1905年至1910年，李叔同留學日本，故接觸到了《旅愁》，他被這首歌曲的優美旋律所打動，產生了創作靈感，回國後，“天涯五友”這段時期的生活顯然給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叔同與許幻園，宣揚民權思想，提倡移風易俗，宣傳男女婚姻自主。一度成為社會風口浪尖改革潮中的一份子，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稱帝、這些層出不窮的社會變幻，導致許幻園家中的百萬資財和家業蕩然無存，許幻園趕京找袁世凱討回公道，離別時，李叔同在百感交集中寫於此歌送別許幻園。也是李叔同的優秀音樂作品，被中國數代人所傳唱。
《送別》用的是J·P·奧德威作的曲調，但李叔同本人在作詞時對曲子作過少量修改，故《送別》與《夢見家和母親》的曲子並不完全相同。在歌詞上，《夢見家和母親》、《旅愁》、《送別》則分別是三位藝術家的個人創作，是三個獨立的作品，之間無直接聯絡；當然由於曲調的一致基礎，或許在藝術神韻和表現感情上有一定的相通之處。《送別》的歌詞類似中國詩詞中的長短句，有古典詩詞的文雅，但意思卻能平白易懂；整個中文歌詞與曲調結合得十分完美，幾乎不能發現是譜曲後重填詞的歌曲。有論者認為李叔同的作詞是濃縮了古典小說《西廂記》中第四本第三折《長亭送別》的意境。
人物小傳
李叔同，浙江平息人，生於天津。既是才氣橫溢的藝術教育家，也是一代高僧。
李叔同， 弘一法師（1880年10月23日－1942年10月13日），譜名文濤，幼名成蹊，學名廣侯，字息霜，別號漱筒；1918年8月19日出家後法名演音，即佛教中赫赫有名的弘一大師，晚號晚晴老人。他生於天津，祖籍山西洪洞，民初遷到天津，因其生母本為浙江平湖農家女，故後來李叔同奉母南遷上海，每每自言浙江平湖人，以紀念其先母。精通繪畫、音樂、戲劇、書法、篆刻和詩詞，為現代中國著名藝術家、藝術教育家，中興佛教南山律宗，為著名的佛教僧侶。1942年10月13日在福建泉州開元寺圓寂。
李叔同，原籍浙江平湖，從祖輩起移居天津。其父李筱樓是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的進士，當過吏部主事，後辭官經商，先後創辦了“桐達”等幾家錢鋪，掙得偌大一份家業，被人稱為“桐達李家”。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樂善好施，設立義塾（提供免費教育），創立“備濟社”，專事賑恤貧寒孤寡之人，施捨衣食棺木，有“李善人”的口碑。李筱樓晚年喜好內典（佛經），尤其耽愛禪。很顯然，他的言傳身教對兒輩（尤其是李叔同）影響極大。童年時，李叔同常見僧人來家中誦經和拜懺，即與年紀相仿的侄兒李聖章以床罩做袈裟，扮成和尚，口誦佛號。他兒時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一位姓劉的乳母，她常教李叔同背誦《名賢集》中的格言詩，如“高頭白馬萬兩金，不是親來強求親。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雖只有八九歲光景，他居然能理解榮華盡頭是悲哀的意思。李叔同五歲失怙（父親去世），十八歲時遵奉母命與俞氏（津門茶商之女）結婚。百日維新時，他贊同康、樑“老大中華非變法無以圖存”的主張，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師”。因此在當局者眼中李叔同乃是不折不扣的逆黨中人，他被迫攜眷奉母，避禍於滬上。1901年入南洋公學，受業於蔡元培。但由於校內新舊思想相爭激烈，校方禁止學生閱讀莫部分雜誌、報紙，激起學生的憤怒，與校方發生了衝突，蔡元培先生站在學生一邊據理力爭，但無效果，於是帶領學生和積極教師毅然離開南洋公學，李叔同也在離開的學生之中。1905年東渡日本留學，在東京美術學校攻油畫，同時學習音樂，並與留日的曾孝谷、歐陽予倩、謝杭白等創辦“春柳劇社”，演出話劇《茶花女》、《黑奴籲天錄》、《新蝶夢》等，是中國話劇運動創始人之一。
1910年李叔同回國，任天津北洋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圖案科主任教員。翌年任上海城東女學音樂教員。1912年任《太平洋報》文藝編輯，兼管副刊及廣告，並同柳亞子發起組織文美會，主編《文美雜誌》。同年10月《太平洋報》停刊，應聘任浙江兩級師範學校音樂圖畫教師。1915年任南京高等師範美術主任教習。在教學中他提倡寫生，開始使用人體模特，並在學生中組織洋畫研究會、樂石社、寧社，倡導美育。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剃度為僧，雲遊溫州、新城貝山、普陀、廈門、泉州、漳州等地講律，並從事佛學南山律的撰著，另據餘秋雨《廟宇》，李叔同曾經居於五磊寺。抗日戰爭爆發後，多次提出“唸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唸佛”的口 號，說“吾人所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之水，身為佛子，於此之時不能共紓困難於萬一”等語，表現了深厚的愛國情懷。
李叔同多才多藝，詩文、詞曲、話劇、繪畫、書法、篆刻無所不能。繪畫上擅長木炭素描、油畫、水彩畫、中國畫、廣告、木刻等。他是中國油畫、廣告畫和木刻的先驅之一。他的繪畫創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其後多作書法。由於戰亂，作品大多散失。從留存的《自畫像》、《素描頭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畫》等可窺見一斑。《自畫像》估計是出國前所繪，畫風細膩縝密，表情描寫細緻入微，類似清末融合中西的宮廷肖像畫，有較高的寫實能力。《素描頭像》是木炭畫，手法簡練而潑辣。《裸女》受其師黑田清輝影響，造型準確，色彩鮮明豐富，有些接近於印象主義，近看似不經意，遠看晶瑩明澈。
書法是李叔同畢生的愛好，青年時致力於臨碑。他的書法作品有《遊藝》、《勇猛精進》等。出家前的書體秀麗、挺健而瀟灑；出家後則漸變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謹嚴、明淨、平易、安詳。李叔同的篆刻藝術，上追秦漢，近學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吳熙載等，氣息古厚，沖淡質樸，自闢蹊徑。有《李廬印譜》、《晚清空印聚》存世。李叔同創作的《送別》也廣為傳唱。
《山中送別》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
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明年 一作：年年)
譯文
在深山中送走了好友，夕陽落下把柴門半掩。
春草到明年催生新綠，朋友啊你能不能回還？
註釋
⑴掩：關閉。柴扉：柴門。
⑵明年：一作“年年”。
⑶王孫：貴族的子孫，這裡指送別的友人。
鑑賞
這首《山中送別》詩，不寫離亭餞別的情景，而是匠心別運，選取了與一般送別詩全然不同的下筆著墨之點。
詩的首句“山中相送罷”，在一開頭就告訴讀者相送已罷，把送行時的話別場面、惜別情懷，用一個看似毫無感情色彩的“罷”字一筆帶過。這裡，從相送到送罷，跳越了一段時間。而次句從白晝送走行人一下子寫到“日暮掩柴扉”，則又跳越了一段更長的時間。詩人在把生活接入詩篇時，剪去了在這段時間內送行者的所感所想，都當作暗場處理了。
對離別有體驗的人都知道，行人將去的片刻固然令人黯然魂消，但一種寂寞之感、悵惘之情往往在別後當天的日暮時會變得更濃重、更稠密。在這離愁別恨最難排遣的時刻，要寫的東西也定必是千頭萬緒的；可是，詩只寫了一個“掩柴扉”的舉動。這是山居的人每天到日暮時都要做的極其平常的'事情，看似與白晝送別並無關連。而詩人卻把這本來互不關連的兩件事連在了一起，使這本來天天重複的行動顯示出與往日不同的意味，從而寓別情於行間，見離愁於字裡。讀者自會從其中看到詩中人的寂寞神態、悵惘心情；同時也會想：繼日暮而來的是黑夜，在柴門關閉後又將何以打發這漫漫長夜呢？這句外留下的空白，更是使人低迴想象於無窮的。
詩的三、四兩句“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從《楚辭·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句化來。但賦是因遊子久去而嘆其不歸，這兩句詩則在與行人分手的當天就惟恐其久去不歸。唐汝詢在《唐詩解》中概括這首詩的內容為：“扉掩於暮，居人之離思方深；草綠有時，行人之歸期難必。”而“歸期難必”，正是“離思方深”的一個原因。“歸不歸”，作為一句問話，照說應當在相別之際向行人提出，這裡卻讓它在行人已去、日暮掩扉之時才浮上居人的心頭，成了一個並沒有問出口的懸念。這樣，所寫的就不是一句送別時照例要講的話，而是“相送罷”後內心深情的流露，說明詩中人一直到日暮還為離思所籠罩，雖然剛剛分手，已盼其早日歸來，又怕其久不歸來了。前面說，從相送到送罷，從“相送罷”到“掩柴扉”，中間跳越了兩段時間；這裡，在送別當天的日暮時就想到來年的春草綠，而問那時歸不歸，這又是從當前跳到未來，跳越的時間就更長了。
這首送別詩，不寫離亭餞別的依依不捨，卻更進一層寫冀望別後重聚。這是超出一般送別詩的所在。開頭隱去送別情景，以“送罷”落筆，繼而寫別後回家寂寞之情更濃更稠，為望其再來的題意作了鋪墊，於是想到春草再綠自有定期，離人迴歸卻難一定。惜別之情，自在話外。意中有意，味外有味，真是匠心別運，高人一籌。
王維善於從生活中拾取看似平凡的素材，運用樸素、自然的語言，來顯示深厚、真摯的感情，令人神遠。這首《山中送別》詩就是這樣的。
王維（701年－761年，一說699年—761年），字摩詰，漢族，河東蒲州（今山西運城）人，祖籍山西祁縣，唐朝詩人，有“詩佛”之稱。蘇軾評價其：“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開元九年（721年）中進士，任太樂丞。王維是盛唐詩人的代表，今存詩400餘首，重要詩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王維精通佛學，受禪宗影響很大。佛教有一部《維摩詰經》，是王維名和字的由來。王維詩書畫都很有名，非常多才多藝，音樂也很精通。與孟浩然合稱“王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