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術或稱“乾嘉學派”，是中國學術史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它博大精深，涵概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多個層面，現代研究者往往僅涉足其中之一角，下面小編為大家整理推薦了乾嘉學術十論國學，歡迎大家前來參閱。
乾嘉學術或稱“乾嘉學派”，是中國學術史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它博大精深，涵蓋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多個層面，現代研究者往往僅涉足其中之一角，實難做全面、系統的探討。本書作者窮十餘年閱讀鑽研，對乾嘉學術的源流、興起和原創性，以及代表人物、方法意識、學術貢獻、後世影響、消亡成因等都給予言之有據、中其肯綮的闡述;對乾嘉學術所涉及的文字、訓詁、版本、目錄、校勘、辨偽、輯佚、註釋、典章、輿地、職官等方面均做出具有學術根基的系統描述與評價。本書對乾嘉學術的探討包含幾個方面：乾嘉學術如何興起、與以前的學術流派有何等聯絡、其原創性體現在何處、乾嘉期間主要學術流派的代表人物、學術創穫與方法意識是什麼、乾嘉學術的貢獻及對後世的影響、如何消亡、與近現代學術的聯絡等等，可說是近年關於乾嘉學術的全新綜論性著作。
《乾嘉學術十論》作者簡介：劉墨，1966年出生於瀋陽，1998年獲中國美術史碩士學位，2003年獲文藝學博士學位，2005年從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研究工作站出站。現在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作者自幼學詩學書學畫，長而治學，興趣甚廣，涉及東西方文化哲學、宗教、文學、藝術史、學術思想史等，近年來致力於經學、古代學術流派、歷史學的研究。
《乾嘉學術十論》本書目錄：自序
一、乾嘉學派的學術史淵源
二、18世紀的官學和私學
三、惠棟與“漢學”的建立
四、戴震與皖派
五、考據學的典範：錢大昕
六、“六經皆史”：章學誠的史學精神
七、《四庫全書》及其評價標準
八、今文經學的興起及其意義
九、考據學的目標
十、乾嘉學術與西學
附錄一：“新文化史”：艾爾曼的清代學術史研究
附錄二：清代學術史研究參考文獻
《乾嘉學術十論》內容試讀：一、乾嘉學派的學術史淵源
不僅僅從現有的'結論，即使是從很早的學術史評定上來看，在明末清初的學術史上，顧炎武(亭林，1613—1682)和黃宗羲(南雷，1610—1695)的位置也是不可動搖的。但也有許多人並不這麼看。汪中作《國朝六儒頌》認定六個人最為偉大，他們是：顧炎武、胡渭、梅文鼎、閻若璩(潛丘，1636—1704)、惠棟與戴震。
他的理由是：“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言漢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餘年不傳之絕學，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其中雖然沒有黃宗羲，但汪中的意見代表了乾嘉學派中人的看法。在江藩的著作中顧炎武和黃宗羲的位置更加不妙，他甚至只是在附錄之中提了一筆，因為他要把清代學術的開山人物定位為閻若璩和胡渭這兩個人。江藩的理由是，在黃宗羲與顧炎武二人的學說之中還夾雜著宋儒的舊說，而並非純粹的“漢學”。
梁啟超的眼光與前人稍有不同，他認為顧、戴二人之外，能夠在思想界中起到重大影響的，恰是閻若璩和胡渭二人。因為在他看來，閻若璩所處正是舉國學子都要研習《古文尚書》的時代，從七八歲起就可以上口背誦。在這些人的心目中，《古文尚書》一直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甚至朝廷裡的經筵日講和臨軒發策也無不以此為依據，但閻若璩卻考定了《古文尚書》的偽造部分。梁啟超甚至情不自禁地讚美說：“以吾儕今日眼光觀之，則誠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後此今古文經對待研究，成為問題;六經諸子對待研究，成為問題;中國經典與外國宗教哲學諸書對待研究，成為問題;其最初之動機，實發於此。”從這個角度上，梁啟超認為乾嘉學派的開山人物應該是閻若璩。梁啟超還認為，顧亭林的學問並不在於經學，而此後的經學研究也未必就是直衍亭林之傳，“其純以經學名家，而且於後來經學家學風直接有關係者，或者要推閻百詩，其次則胡朏明和萬充宗。”從學術史而不是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梁啟超是對的。在一般性的思想史著作中，顧炎武和黃宗羲二人的學術成就也不如他們的啟蒙思想更為重要。
閻、胡二人沒有思想史家所需要的“啟蒙”意義因而不能進入思想史的視野，他們是通過學術而不是通過思想使人意識到，凡是一切經文都可以成為研究的問題，一切經義也隨之可以成為研究、辯駁、商榷的問題了——因此，強調清學的開山人物是顧炎武與黃宗羲者，意在強調學術所具有的經世意義，其社會的批判意義遠大於學術的考證研究;而認為是閻若璩與胡渭的，則強調了學術所獨有的知識意義，在此，考證方法置換了批判精神。
……
二、18世紀的官學與私學
朝鮮人樸趾源《熱河日記》卷四《審勢編》提到，中國人士自康熙(1662—1723在位)以前，都可以算是明代的遺民;而自康熙以後，就無論如何都算作清廷的臣民了，因此應該遵奉清廷的法制、盡節清廷。如果此時再有任何言論或行為不利於清廷，“是固當世之亂臣賊子也。”
從中國歷史來看，統治者的思想對民間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或者趨同，或者反對——同樣，研究清代統治者思想以及它對學術所造成的影響或者其互動關係，也是學術史研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
清統治者非常清楚，儘管自秦漢以後的中國在政策合制度方面吸收了許多法家的內容，它基本上還是一個儒家社會，其核心內容是通過禮俗和宗族間的利益使社會達到穩定和繁榮。在社會之中起到道德表率作用的中堅力量是士紳。士紳是一個與眾不同的社會集團，他們通過特定的考試程式進入社會的上層，並因此獲得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特權。儘管這一部分人是少數，然而對中國社會卻極有影響力，他們既是儒家道德觀念和思想行為的支持者與仲裁人，也是儒家經典的傳承者與闡釋者。更重要的在於，幾乎所有的政府官員都選拔自這一階層。
國家注重法律，士紳注重教化。與歷代帝王一樣，要保證統治地位的穩固，就必須獲得這些人的支援，對於整個中國社會來說，教化似乎比法律更為重要。因此，清人在受到明末大部分儒生抵抗的情況下，必須採取一種方式使這些儒生能夠“悉入彀中”，他們要使儒生們相信，他們不僅不會改變儒家的信條，而且會比漢族統治者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清廷在建國之初用了各種手段來穩定社會，其中既有道德的也有法律的，既有儒家的也有法家的。在這些手段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恢復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已經在中國實行了千年之久，雖然它存在著許多弊端，然而卻是通向權力、財富和聲譽的唯一途徑。除此之外，科舉考試還可以有效地將參加考試的人的思想統一到一起。所以從1644年清人入關開始，就恢復了科舉考試。掌握了科舉考試的權力，就等於在政治權力之外又掌握了教化的權力。皇帝本人高度看重儒學，他們對強調社會責任和倫常的程朱學派極其推崇，並將它作為對社會進行牢固的思想控制的絕妙工具。
清軍入關後的1645年，順治皇帝規定了科舉考試的條例，像明人一樣，還是在《四書》方面以朱熹的《集註》為主，《易經》用程朱二傳，《詩》用朱熹的《集傳》，《尚書》用蔡沈(1167—1230)傳，《春秋》用胡安國(1074—1138)傳，《禮記》用陳澔(1261—1341)集說——蔡與陳都是朱熹的學生——和元或明代初期兼用古註疏還不大一樣，雖然在名目上它已經不用《五經大全》，可是暗地裡還是承襲了《五經大全》的舊路數。《性理精義》和《太極圖說》等一些宋人的學說也經常被用來做考試的命題。1653年，順治皇帝覺察到“士氣隳靡已久”，詔令群臣奏呈作答。魏裔介上了一道十分詳細的奏呈，其中表現出了一種重六經原義輕理學新解、重理性輕玄學、重實學輕文學的傾向。這對有待於解決的許多社會、經濟問題可能是一帖過分簡單的處方，但它卻肯定地反映了時代的傾向。像魏裔介這種在新朝科舉及第入仕的青年臣僚，自然會將自己與明末的遺老以及那些降臣區分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