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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仲卿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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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孔雀東南飛》的讀者們多鍾情於女主人公劉蘭芝,認為她在無辜被遣後能再就高枝的情況下還忠於原來的愛情,是一個勇敢執著于堅貞不渝愛情的奇女子。不少人認為焦仲卿的軟弱妥協是他們悲劇的主要禍根。筆者認為,單從事情表面分析,作為母親與妻子之間的中間人,不能化解調和她們的矛盾,焦仲卿確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能離開大環境和小環境以及個人因素的綜合作用。如果從焦仲卿的特殊家庭和當時社會的思想文化來分析,筆者認為焦仲卿的殉情比劉蘭芝還更艱難,揹負著更多社會、家庭的重責,因而更有意義。

焦仲卿人物形象分析

一、為了愛情克服性格上的弱點

文中焦父一直沒有出現,許多專家推測應是不在人世或長期在外。焦仲卿在缺父的環境下成長,母親獨斷專行、主觀霸道、性急暴燥的作風使他形成了內向與懦弱的性格特點,缺乏陽剛之氣,遇事少作主張,對母親言聽計從,對妻子深深的愛意也埋藏在心底。這既是漢代“以孝治天下”的要求,也是他內向的性格特點造成的結果。以至妻子對他感到失望,特別是在婆婆的諸多刁難下忍無可忍,向他傾訴了“君家婦難為”的處境,提出了遣歸的請求。這才令到他猛然醒悟,再這樣下去,將永遠地失去心中的至愛。所以當他聽到嬌妻要自請遣歸就跑去質問母親。可見,妻子在他心中的分量確實不輕,也因為有這偉大愛情的力量才足以給他勇氣,改變他的懦弱,這是焦仲卿人生的一大轉折點,敢於迕逆母親即是不再愚孝,是對自己的過去及母親的反叛。

二、為了愛情掙脫了思想的束縛

漢代實行以孝治國,將《孝經》列為七經之一,併成為官學的啟蒙教材。東漢末與蔡邕齊名的崔寔在《四民月令》裡就有記載:“十一月,研冰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皇帝以孝為諡號的就有孝惠、孝文、孝武、孝宣諸帝。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認為:“西漢重孝,尚少行三年喪者。東漢則謂他人父,對舉主、故將亦多行孝三年,而父母之喪有加倍服孝者”,“甚至有行服二十餘年者。”由此可見,東漢時,“孝道”備受推崇,成為人人必須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強調子女必須絕對順從父母,如果子女冒犯長輩則為社會所不容。因此《禮記·內則》中“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這樣過分的事情才會發生。 在這樣的社會風氣影響下,焦仲卿為了妻子質問母親“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已是過分,當母親提出“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的強橫要求,焦仲卿以“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來相威脅更是不孝。焦仲卿接受的教育使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行為:對母的不尊就是不孝,就不能立足於社會,也等於自毀前途,“仕宦於臺閣”就會成為空想。明知這樣,他還是以妻為重。焦仲卿走到這一步,已是與孝對立,與整個社會倫理為敵。他能做到這一點非常不容易。

然而,為了心愛的妻子他寧願背叛“孝道”。在母親的堅決反對下,焦仲卿無力堅持,但還是撫慰妻子“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可見他時時處處都為妻子著想。在母親和妻子之間,一個出於孝,一個出於愛,只能擁有其一,實難兩全。在遣妻的路上說出“誓天不相負”的話,一方面是安慰鼓勵妻子增強她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是背叛著母親和孝道。在知道妻子再嫁時選擇“吾獨向黃泉”,並且“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可見,他是揹負著多麼沉重的包袱,經歷了多少的反覆與艱難的掙扎才擺脫了“孝道”的束縛。

三、為了愛情放棄大好仕途

焦仲卿本可通過休妻達到獵取功名和富貴的目的,但是他為了愛情放棄大好仕途,在當時可謂絕無僅有。漢代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是察舉制度。察舉制度是根據鄉閭評議,將道德標準放在第一位。班固在《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自公元前140 年董仲舒建議“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使察舉制度化,至公元220年曹丕以“九品官人法”取而代之,前後經過了360年。而建安在公元196年,已是察舉制度的末期,並已走向異化。東漢中期以後,察舉制度的輿-論權漸為豪族權門所操縱,制度的弊端逐漸顯露出來,“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體現了民眾對名、實分離的察舉制度的諷刺。制度的破壞使人們的行為出現分化,一部分士人更加崇尚氣節,對察舉制度毫不在意;而另一部分人則因為漢代為吏的俸祿極薄,抵不上農民一家五口的收入,養家至為困難,所以不少吏士就想盡辦法通過察舉制度,即希望通過奇行異事來提高名聲,希望在察舉中能以此平步青雲。 如范曄在《後漢書·列女傳》就記載了兩則藉助出妻來獵取功名的例子。“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裡,妻常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而班固在《漢書·王吉傳》中也記載了“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一事。姜詩等三人的妻子都沒有原則性的錯誤,而他們竟為了自己孝悌名聲而出妻,並被載入史冊,因此官運亨通。其實王吉原來和焦仲卿一樣也只是一名郡吏,後來“以郡吏舉孝廉為郎”,鮑永後被徵為司隸校尉。這種升遷確實令不少人眼紅,效仿者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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