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正處在身份置換轉型期的出版社編輯們，面對我國出版業改革加速，跨地域、跨行業、跨媒體、跨所有制做大做強的各個出版集團公司，新業態不斷出現……究竟應該怎樣做編輯?
“狩獵者”：鷹眼找熱點
在浩如煙海的圖書市場中，編輯要想策劃出版形成讀書熱點、市場熱門的暢銷書，那非得有如“狩獵者”的鷹眼，他要“多方搜尋，並且挑選出可以出版的好書”。這其實是編輯的一個重要職責：發現作者和挖掘作者潛力，出高質量的好書。
編輯與作者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係。編輯發現的內容，就是發現有價值的書稿。如果把發現有價值的書稿比作“打獵”，那麼，發現可創作有價值書稿的作者就好比“獵人”眯縫着“鷹眼”，屏息守候“獵物”的出現，“狩獵”則更能反映出編輯的眼力和判斷力。
出版社的編輯應該都是這樣的“狩獵者”。一個編輯不僅要有很好的文化學術素養、語言文字功底，同時還要有敏鋭的眼光和良好的社會活動能力、組稿能力和準確的圖書市場判斷能力。上世紀20～40年代，張元濟、魯迅、茅盾、巴金、葉聖陶、顧頡剛、張季鸞、吳宓、鄒韜奮、孫伏園等名編輯，都是這樣的典範，他們是編輯同時也是學者、思想家、作家，也是出色的出版經營者，在我國學術界、文化界等領域的影響力極為深遠。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到一個理想編輯應具備的所有素質，如專業知識精深、視野寬廣博大、精明幹練等等，而且他們具有相當的人格魅力。茅盾編輯《小説月報》時，每遇新人佳作，必親加按語給予肯定。葉聖陶將丁玲的處女作《夢珂》、巴金的第一部長篇小説《滅亡》、施蟄存的處女作《娟子》經發現發表在《小説月報》上。孫伏園誠請魯迅為《晨報》專欄作家，因此誕生了《阿Q正傳》。這樣的編輯、作者關係，編輯成就了作者，作者也成就了編輯，雙方都不愧對一個“家”字。有這樣的編輯和這樣的作者隊伍，何愁沒有好書出籠?
“治療師”：耐心查病情
威廉斯説，編輯在圖書出版流程中要扮演“治療師”的角色。首先編輯要“細心閲讀作品中的每一個字，詳細而坦率地説出評語，並且建議應該修改之處”，只有這樣，他才能成為“勇於批判的第一位讀者”。要做到這一點，編輯就不僅僅要在各門科學知識中做到博覽飽學，而且要有為人作嫁、甘為人梯的精神，同時還要有面對如山的書稿不畏艱辛勞苦，甚至以苦為樂的精神，摒棄浮躁和草率……面對這樣的境界，出版行業不少優秀編輯可説是無愧編輯這份職業。但在當下，還有這樣一些現象，出版社漸漸偏向做獲利快的教輔讀物，選題大多雷同，數量猛增，任務繁重，致使不少編輯也漸漸將編輯工作自我減負為快速審稿甚至乾脆不看稿，等工廠排版送來校樣直接交由校對處理。
以上描寫的可能只是一種極端的病況，但在業內人士都會感到這些病況在多數的出版社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編輯如此這般對待書稿，如何談得上準確判斷、琢璞識玉、沙裏淘金、修改潤色呢?編輯連書稿都不看了，只能算是個“守株待兔”的“青光眼”，為世人詬病。這一職業流行病，已觸目驚心地警示出編輯基本操守的缺失，與“治療師”的境界相去甚遠。
“雙面人”：愛心勇奉獻
外國出版社在完全企業化、市場化條件下，編輯職業的特性要求一位編輯必須在不同的人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在面對作者的.時候代表出版社”，就是要求編輯具有敏鋭的市場意識和經營頭腦。“在面對出版社的時候又代表作者”，則指的是編輯應具有作者所具備的文化素養、品性和精神追求，編輯願意全力以赴協助作者找到最有效的方式與出版社合作。這樣的編輯一方面兼顧到作者精神上、情感上以及經濟上的需求，同時也兼顧到出版社的發展和利益，直到成功出版一本一炮打響的好書。但對正處在身份置換、轉企改制歷史大轉型時期的我國出版業的編輯們，面對我國出版業改革加速，跨地域、跨行業、跨媒體、跨所有制做大做強，新業態不斷出現的新局面和新環境，無論是強化編輯角色，還是強化作者意識，應該説都具有重要的思考和借鑑的意義。
由於外國出版社編輯扮演“雙面人”的角色，公關活動佔據了大部分的辦公時間，結果只有在下班後才有空真正地閲讀和進行案頭編輯工作，而且大都是在晚上和週末。因此，威廉斯強調：“我必須再重複一次：你必須熱愛編輯工作，才能當編輯。”
作家茹誌鵑當年獻給編輯的讚語：“你的成功，消亡在別人的成功之中;別人的失誤，卻要分擔懲罰。掌聲和鮮花，只屬於作者;你只在無聲無息的後台，完成自己的價值。”
的確，編輯是辛勤的“園丁”，扶植、培育百花開放，自己卻不爭春。編輯是手藝高超、精細的“裁縫”，終年補繡綴錦，奉獻給別人知識的新裝，卻從不計回報。
熱愛編輯工作，終身默默奉獻，美譽傳世的有主編《百科全書》長達25年的狄德羅，有發現併成就了海明威、菲茨傑拉德及沃爾夫等名作家的珀金斯……“當許多作者在剛出爐的書中發現可怕的文法、造句、不實資料、排字上的錯誤，甚或更糟糕的，被幸災樂禍的朋友或評論家指出這些錯誤時，都不禁感歎：‘今天的珀金斯在哪裏?’”我們也要緬懷前文提到的我國的一大批傑出的編輯出版家。那個時代、那些人，其實離我們不遠，有一些還與我們共同經歷了20世紀下半葉的風雨，但是其風骨、學養、見識似乎又離我們的時代很遠，我們看到的是逝去的背影。現在，關於那一代文人名士的個案或集體的研究方興未艾，應該説這是在一片功利和浮躁的風氣中，學術文化出版界的一個亮點。他們堅持“獨立的人格”，不滿足於消極的潔身自好，對國家、民族有高度的責任感，抱負都在“兼濟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