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諮詢師(psychological consultant)：是運用心理學以及相關知識，遵循心理學原則，通過心理諮詢的技術與方法，幫助求助者解除心理問題的專業人員。
公佈的3個求助電話，一個無人接聽，另一個提示是空號，剩下的一個終於接通了，得知是個中文專業的大學生在做諮詢。他暗示説這裏還有其他專家，不過需要預約和收費。“要想免費的，只有我一個人。”他表示。
“諮詢師必須要來，而且呆下去，才能知道這裏的情況。”劉猛説。
都江堰市城北馨居安置點，這裏容納了1600多户人家、5824人，基本上都是在地震中失去住所的當地居民。大半年來，劉猛一直跟隨着這批人進行心理救援。
如果不是刻意觀察，這片位於郊區的板房區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區沒有什麼區別。三個婦女坐在自家門口聊天，旁邊是圍着主人打轉的博美犬。不遠處的停車場上，一羣穿着校服的中學生正在打籃球，時不時有小孩子穿着旱冰鞋滑過。
劉猛隨便指着一個路過的女子問：“你看她的情況怎麼樣?”
“挺正常啊!”在記者眼中，這個身穿粉色毛衣的女人正在慢悠悠地散步，看到劉猛的出現還熱情地打招呼：“劉老師回來啦!”
就在不久前，這個女人還呆在家裏，不停地撫摸一張照片，嘴裏嘟囔着。17寸彩色照片，上面的女孩穿了件黃色毛衣，面帶微笑地側對鏡頭。那是她年僅10歲的女兒，在地震中不幸喪生。
“別説劉老師了，親戚朋友我也不説什麼!”這位母親説。最初的日子裏，她幾乎斷絕了和親朋的來往。即便碰上熟人，也是面無表情一言不發。
“你不知道，這樣的情況很多。” 劉猛説，“表面上看一切正常。”
即便是那些看上去十分堅強的男人，也會在旁人不注意的時候，獨自躲在家裏淚流滿面。還有的開摩托車跑到家人遇難的地方，也不説話，就是靜靜地看着。
根據劉猛訪談的數據，大約有10%的城北馨居住户受地震影響患有心理疾病。另一位心理學家鄧明昱統計的整個地震災區的比例在3%～5%之間，人數在36萬～60萬左右。鄧是國際華人醫學家心理學家聯合會理事長，其數據是根據對災區居民點訪談的資料以及在災區精神衞生病房查房的資料得出的。
相較這一龐大人羣，災區的心理援助機構卻屈指可數。用“地震心理援助”作為關鍵詞在網上進行搜索，出現了近40萬條結果，其中包括“四川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站”、“災後心理援助專題網站”、“點亮心靈的燭光，堅強我們心的長城——災後心理重建援助”等專業網站。
記者隨機選取了其中3個網站，發現最近的更新時間停留在2008年9月。公佈的3個求助電話，一個無人接聽，另一個提示是空號，剩下的一個終於接通了，得知是個中文專業的大學生在做諮詢。他暗示説這裏還有其他專家，不過需要預約和收費。“要想免費的，只有我一個人。”他表示。
“我請你再呼籲一次：這裏確實、非常、肯定需要諮詢師。”坐在位於板房的辦公室裏，劉猛一臉嚴肅地説。據説，每逢有記者採訪，他都會再三強調這句話。
就像大潮退去一般，這些人陸陸續續地走了，速度快得和他們來時一樣。在城北馨居管委會主任楊麗的記憶裏，地震發生一個月時，她每天至少接待3撥心理援助志願者團隊。他們中有人只呆了一天，有人留下來一週，時間長的也就堅持了3個月。
一個多月前，劉猛就此事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採訪，“可惜通過CCTV出來的時候，只剩下感動”。為此，他又在博客上公佈了被剪掉的對話，再次呼籲災區的心理援助問題。
不過這些呼籲似乎沒有太多效果。眼下，劉猛再次向記者重複了這句話。
“現在還是你一個人嗎?”記者以為經過輿論的輪番轟炸，這一情況會有所改變。
“是啊，我這不正着急呢嘛：不過已經和香港大學開展合作了，他們願意提供資金支持。”
“那麼有名的大學，怎麼不派個心理諮詢師來?”
“那些大牌諮詢師，哎呀，沒法説!”
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有心理諮詢師答應
劉猛的心理救助站顯得十分寒酸。在一間只有16平方米的板房裏，唯一的桌子是用廢棄的木板和紅磚勉強搭成的，一旁的飲水機裏裝的其實是自來水。
在這位大學講師看來，心理援助制度早在2008年5月份就該建立起來。他用“激情澎湃”形容當時大多數同行的表現。
2008年5月14日，在“中國心理網”組織的培訓班上，當主辦方詢問大家能否在災區呆到兩週以上時，在場的400多名心理諮詢師無一例外地舉手。還有人振臂高呼道：“讓我去吧，我能呆一年!”
成都《天府早報》的一個記者估計，當時災區起碼有2000多名心理諮詢師，以至於到了“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會有心理諮詢師答應”的地步。
但就像大潮退去一般，這些人陸陸續續地走了，速度快得和他們來時一樣。在城北馨居管委會主任楊麗的記憶裏，地震發生一個月時，她每天至少接待3撥心理援助志願者團隊。他們中有人只呆了一天，有人留下來一週，時間長的也就堅持了3個月。
2008年6月底，一個志願者到都江堰市的30多個板房區調查，發現只剩下30多名心理援助志願者。
劉猛組織的“全國心理援助聯盟”曾經有上百名專業諮詢人員，有來自北京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也有參與過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後市民心理援助的老外，還有中央電視台和北京電視台等媒體的特約心理專家。
在劉猛原先的設想裏，這個非官方組織將長期有效地運作下去。在來四川之前，他計劃只做5個案例，然後和其他人輪崗工作。當時，因為患有癲癇，他正在休病假。
“我就帶了兩件T恤衫，根本沒打算呆多久。”劉猛回憶説。如今坐在空蕩蕩的宿舍裏，他面無表情地看着擺在地上的鞋子，其中有涼鞋、皮鞋和棉靴。這是他先後3次回家帶過來的。
旁邊的4間板房裏，一度住滿了數十名諮詢師和志願者，如今也是空無一人。這些人離開的理由各式各樣，諸如單位有事情、領導不同意、家裏離不開之類，還有的更為現實——“沒錢了”。
劉猛本人花去了十多萬元。作為國內第一批高級心理諮詢督導師，他日常的諮詢費是每小時1000元。為了繼續跟蹤災民的心理變化，他向所在學校請了長假，獨自一人留在這裏。
最為困難的時候，他和另一名志願者接連喝了一個星期的綠豆湯。最後那個同伴無法忍受，跳槽到另一家NGO“掙錢去了”。
劉猛很為自己的同行喊冤：“之所以一鬨而散，不是他們沒有愛心，而是因為來時就是憑藉‘激情’而不是‘信念’!之所以一鬨而散，不是他們不想留下來，而是因為沒一個好的志願制度，讓他們發揮自己的專長!之所以一鬨而散，不是因為他們感覺災區已經不需要了，而是因為從眾而來，則必然會從眾而去!”
“激情退去之後，心理援助才剛剛開始。”劉猛總結道。據他介紹，目前災民的心理狀況正處於兩極分化，好轉的人在持續好轉，惡化的'人在持續惡化，畢竟對災難的心理反應強度、持續時間因人而異。
儘管如此，這個33歲的男人一再否認自己有着與眾不同的勇氣。他常常用“心理諮詢常識”來解釋自己的舉動：“這裏需要心理援助，所以我留下來;這裏有我已經直接接觸的創傷者，所以我不能離開。正如負責挖掘的志願者在挖掘結束後就應該離開一樣，負責心理援助的志願者在開始了援助之後就應該留下來。”
最近的一箇中午，他哈欠連天地打開筆記本電腦，開始一天的工作。“昨天晚上快3點才睡。”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説，眼睛裏佈滿了血絲。他解釋道，在凌晨前後的時間段，人們最為脆弱和孤獨，求助電話相應也最多。
辦公室對面的牆上，掛着“創傷後應激障礙 (Post -TraumaticStressDisorder，PTSD)”的宣傳板。這是一種經歷了災難性事件後最為常見的心理疾病。這種病症持續時間可以是事後數週、數月乃至數年。因此，對這種症狀的心理援助往往需要持續跟蹤。
這樣周密的系統性工作，在劉猛看來未免遙遠。由於缺乏調查和宣傳，不少經歷了“5·12”地震的人，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或者家人已經患有心理疾病，常是直到萌生了自殺的念頭，才前來求助。
“哎喲，又該拿我當反面典型了!”聽到這裏，一旁的蔣玲咧嘴笑了。她留着整齊的披肩長髮，大眼睛忽閃忽閃的。在城北馨居的圖書室裏，她總是安靜地坐在電腦旁，説話細聲細氣。只要看到小孩子，她就會高聲打招呼，並跑上前親兩口。
“你看她正常嗎?”劉猛問記者。
看記者迷惑地點頭，劉猛繼續説：“我剛見她的時候，臉色是黑紫的，不用化粧就可以演包公那種。隨便説兩句話，就像小狗一樣嗷嗷叫。”
這個北川女子在地震中失去了13個親人，其中就有60天大的兒子和正抱着外孫散步的她母親。最初的日子裏，她總覺得“媽媽和寶寶還在，他們不會離開我”，因為就在5月12日當天，她母親還抱着她孩子説：“你媽真是個懶豬，現在都還不起牀。”
“我一定要堅強，因為他們還活着。”23歲的蔣玲語氣平靜地回憶自己之前的心理狀態。
相比之下，丈夫王雲充滿了莫名的恐懼感。“除了害怕還是害怕。”他説，“一個大男人，半夜起來上廁所都要一幫人陪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