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普通話是在現代確定的語言，稱呼與定義因地而異，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在台灣地區稱為“國語”，均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在現代確定的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而相對於非漢語的語言又常被稱為“中文”或“華語”。普通話又被稱作胡語、國語、華語、胡普。
首先，"胡普"是對普通話的貶稱，是對野蠻推普不滿後的一種情緒。但是這個表達是有歷史文化事實依據的。
所謂“胡普”，一言以蔽之就是“胡語化的普通話”;説得更白一點，就是“阿爾泰化或通古斯化的漢語普通話”。
有一點必須明確，普通話當然是漢語，不是什麼滿語或胡語，希望不要在這上面糾纏。從語言本質來講，滿語及其他胡語是阿爾泰語系或通古斯語，漢語是漢藏語系。
但是現在以北京話為基準的普通話，的確是一種受蒙胡、滿胡影響後的漢語，有很多滿語用詞，只有四聲，沒有古漢語的入聲和濁音等，由於多次衣冠南渡，反而南方一些方言的發音和用字繼承了華夏漢語的很多特點。
要理清這個“胡普”問題，有必要先弄清“非胡普”(雅言)是個什麼樣子的。老祖宗創造漢語已經幾千年了。自漢上溯的上古時期，老祖宗們的“非胡普”(雅言)是怎麼説的?探究起來雖然麻頭，但終歸還是有跡可循的，因為我們有大量的包括韻文在內的漢代及先秦時期的經典和文獻可供考證。
研究表明，春秋時代的孔子，是用當時的“普通話”(雅言)給他來自五湖四海的弟子講課並周遊列國的。有兩點大致可以肯定，即：那時候國與國之間的交流是通暢的、密切的;周王朝的官方雅言推廣傳播，也是存在的。
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鄭張尚芳説，通過上古音研究，雅言的音我們已經重新構擬出來了，現在已經能夠把《詩經》、《論語》用孔子時代的上古音來讀。
由此可見，古代華夏的“普通話”和今天北京音的普通話完全不同，反而和一些南方方言在音韻上比較接近。
找點歷史資料來説明“普通話”(官方語)的變化。
早在大一統的兩漢時期以及其後的西晉時期，隨着文化和語言的進一步發育、交流，中原雅言、河洛之音被作為“官話”帶到各個角落，漢語的語音和語義更加規範、成熟。
中古時期的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時代，五胡亂華，中國北方成了匈奴、鮮卑、羯等諸胡輪番侵略佔領的舞台，中國南方則成了漢族政權和正統華夏文化的庇護所。一方面，河洛之音隨衣冠南渡而南渡，有的與當地方言(如吳語、粵語)混合，有的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緩慢演進(如客家語)。另一方面，留在北方的漢人，不可避免地捲入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主體民族與外來異族之間的文化交鋒與爭鬥之中。特別是阿爾泰語系的鮮卑人統治近兩百年的北朝時期，鮮卑人在逐步漢化的同時，多少也胡化了北方，北方漢語語音和語彙或多或少留下了鮮卑的痕跡，漢語化的胡姓、胡語不勝枚舉。雖然相互有交往，但總體上當時漢胡是處在勢不兩立的狀態，史料記載胡人多是高鼻深目，容易辨認，北方漢人被任意屠殺，處在受異族壓迫的地位，冉閔《殺胡令》就是漢族反抗異族侵略的典型代表。
隨後，出現了隋唐大一統時代。如果説晉室衣冠南渡之後直至南朝的大部分時期中華文化的正朔在南方的話，那麼從隋朝統一起至少至盛唐，經統一前後南朝正統文化滋養浸潤反哺的北方文化又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這種文化形態下形成的東西“兩京”語言，成了新的雅言。《切韻》和《唐韻》的誕生，不僅規範了語音，而且為雅言中的“雅言”——詩歌登上她的最高峯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1127年伴隨着宋朝政權南渡，北方被異族佔領，大量北方人口又一次大規模遷往南方，之後的一百多年裏，南宋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吳越文化的核心地帶臨安(即杭州，1138年定都)。這樣一來，文化、經濟空前繁榮的兩宋時代，東京音和臨安音又先後成為普通話。宋朝的`《廣韻》、《平水韻》成了古代漢語音韻的集大成者;而宋詞，這種高雅、精緻的漢語韻文，也在宋朝發展到了極致。而同一時期的北方，則相繼被契丹、女真、蒙古這三個阿爾泰語系的落後遊牧異族統治。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北方被落後的遊牧異族長期統治，北方文化衰落時期。
自1227年滅西夏、1234年滅金，北半個中國盡陷蒙古鐵蹄之下;1279年南宋滅丄亡，中國首次進入被少數民族整體統治的時代。作為統治民族的蒙古族，在文化上是落後的，在對待主體民族和優勢文化的態度上又是野蠻的、粗鄙的。蒙古人把中國人分成四等人，一等人蒙古人，二等人色目及其他少數民族，北方漢人三等人，南方漢人四等人，漢人地位極其低下，蒙元法律規定漢人被殺不用償命，只須賠頭牛，赤裸裸的殖民壓迫，因此漢文化不被重視，他們強行推行蒙文直譯文體，顛覆漢語語法習慣，“胡語”大量植入漢語，北方語音發生較大變化，入聲在北方漢語中大量消亡。元代江西高安人周德清編著的《中原音韻》，已經找不到入聲韻部了。
蒙元入侵中國，蒙古屠殺造成了中國北方人口大量減少，其程度令人觸目驚心。在北方原有4500萬以上登記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後，還不到700萬，而且這個數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據記載，宋人到中原後發現，中原地區千里無人煙，白骨遍地，井裏塞滿了死屍而水不可飲。無數能工巧匠被屠殺，社會生產和文化遭到極大破壞，中國北方被遊牧民族的破壞情況由此可見一斑。
之後，朱元璋高舉“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的旗號消滅蒙元，在下令禁胡姓、胡服、胡語的同時，編訂頒佈了《洪武正韻》以匡正音韻、規範“讀書音”。朱元璋、朱棣都大量從南往北遷移人口，保留更多華夏文化的南方再次反哺遭到胡人破壞的北方。這一時期，以南京音為標準的江淮官話(下江官話)成了官場和知識界的普通話。隨着朱棣遷都北京，朝堂和深宮裏的江淮官話雖有變化，仍保留有入聲發音(見《利瑪竇中國札記》)，帶有江淮官話特徵的明朝北京話，成為明帝國的通用語。
直到滿清乘中國天災人禍憑藉漢奸的幫助驟然入關和驟得天下，使中國再次進入被北方野蠻落後韃靼異族整體統治的時代，滿清定都北京，逐漸把北京話滿化，作為文化落後的少數民族，面對驟然得到的龐大帝國，滿清統治者心裏的文化自卑是不言而喻的，首先不惜用全國性的大屠殺使漢民族屈辱地接受“剃髮易服”，漢人在付出數千萬反抗者的生命後，不得不放棄華夏數千年來的美麗的衣冠服飾，全部剃髮留辮穿滿裝，變成和滿人一樣落後醜陋的模樣。
滿清統治者一開始把滿語定為唯一國語，康熙和俄羅斯簽訂條約都只是用滿文這一種文字，但是滿族入關前本身是剛從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階段，是個連文字都沒有的落後原始部族，後來努爾哈赤仿照蒙古文勉強創立了滿文，這種沒有文化底藴的“國語”(即滿語)語彙根本無法滿足統治天下、管理社會的需要，學習使用漢語的進程因此加快，這是滿人無奈之舉，並不是真心崇敬漢文化，否則他們也不會亮起屠刀不惜屠殺數千萬漢人來實行“剃髮易服”了。滿人學漢語中形成的捲舌音、兒化音大量出現，滿語語彙也紛紛植入漢語。最終，這種加入了滿語發音習慣、消滅了入聲發音的“京片子”成了新的官話，成了近現代的北京話。
所以，現在説這個以北京話為音準的普通話是滿胡化的普通話，簡稱“胡普”是符合事實依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