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喪和散文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兩檔子事，強拉硬拽地扯到一起該是有些離經叛道了。但仔細一尋思，兩者之間真還有些瓜葛。
父親走的時候，已經是84歲高齡。他一生住過兩次醫院，最後一次住院，只在醫院住了五天就平靜地走了。按農村的習慣，他的喪事是可以叫“白喜事”的。所以，父親的去世，我們一家並不覺得特別的悲傷，只是小弟在老爸嚥氣的當口泣不成聲，心口裏壓抑着悲苦，不曾哭出聲來，而一旁的母親也只是無聲的流淚，默默的、靜靜的，那是雨過留痕似的憂傷，倒是我的幾個堂姐、堂嫂，在父親的靈前拖腔拉調地你方哭罷我登場，那腔調似乎跨盡了所有的聲部，而旁人並不覺得這有多少悲痛，所以，守靈的晚輩沒有一個人出來勸解，他們照樣把麻將牌打得山一樣響。
堂姐、堂嫂的哭就像夏天裏的“走暴”。何為“走暴”，就是夏天的雷陣暴雨，一點鋪墊都沒有，説來就呼啦啦地來了，全然一副俠客的架勢，來去都是急匆匆的。哭完後，她們兩眼一抹，照樣的笑談家長裏短、兒女情長，誰也不覺得尷尬、唐突。
回家奔喪前，我在讀文學批評家孫紹振主編的百年散文探索叢書，第一輯的四本只讀了孫紹振的《審美、審醜與審智——百年散文理論探微與經典重讀》和陳劍暉的《詩性想象——百年散文理論體系與文化花語建構》。在散文創作量多而高質量少，散文理論研究匱缺的當下，應該説，這兩本著作都是散文研究的扛鼎之作，它們之於我，無疑是兩盞燈，讓困頓於散文認知中的我，少了許多的迷茫。所以，堂姐、堂嫂在父親靈柩前的哭喪，讓我突然覺得哭喪與散文多少有些牽扯。
哭喪和散文寫作都是一種情緒表達，情發於心，意達於誠，怎樣才能表好情、達好意，這是語言和修辭的功夫，“修辭立其誠”，誠，即心。所以，如何哭喪，如何行文，當以真實和樸素為要，不可過度的情感鋪張、裝飾和渲染。據説，坊間有專事哭喪的，這靠淚水和哭腔賺銀子的營生，應該是一份技術活了，既然如此，當會有設置情景之類的攻略，要在聲勢上做足功課，而這恰巧是散文需要規避的，技術主義下的散文，多是些華麗辭藻的拼盤或者迷途般的結構，它傳遞給讀者的是作態，讀者看不到散文應該有的平實、簡淡的本真，從而失去一篇好散文的段位。“散文易學不宜工”，説的.怕也是這道理。
有一段時間，我特別迷戀所謂的“文化散文”，起初讀餘秋雨的，後來讀李國文的，而他們都不是專工散文的。據説，餘秋雨從來不承認自己是作家，他説他是學者，不擅長抒情。李國文是小説家，長於寫人寫事，但他的散文獨樹一幟，《李國文散文選》篇篇都是感情張弛有度的精品，深得散文理論研究界的好評。兩個散文的“門外漢”之所以能將學識、性情和見解熔於一爐而成為當代最好的散文家之一，全在於他們對抒情的把控。餘秋雨的學識、才情、語言天賦，能把歷史、人物寫得既有可讀性，又有獨特的個人見地，開啟了散文的一個“流派”。李國文寫人，人的性情躍然紙上;敍事，這事會變得趣味怏然;他説理，那理髮自胸臆，還因為讀者聞所未聞而忍俊不禁。這道文化盛景，引來了一大批擁躉，於是，散文界突然冒出了一夥一夥的寫“文化散文”的嬌子，於是乎，一時間“文化散文”滿天飛。這些炮製出來的所謂“文化散文”無非是堆砌史料、資料考證，或在歷史追思中煽情，或在自我炫耀中感歎，一堆又一堆的話語泡沫讓人眼花繚亂，難得見到作者的真情實感。這種哭喪式宛如一場穿着同樣服飾的文字的集體出遊，或者就是一場扭扭捏捏的假面舞會，再抑或是嬌柔作態的文化撒嬌，離散文的內質越來越遠，不如不看了。
倒是周作人、梁實秋、林語堂的散文風範不減，雖時光久遠，依然灼灼生輝，他們才是真正的將人心呢喃、智慧覺醒、語言美感等話語倫理集於筆端的文學大師，散文的語言、散文的形式、散文的精神，在他們的筆下，幾乎臻於化境，今人少有超越。他們筆下的散文自然從容，無修飾之態，寫俗事，不趣俗，即便是寫瑣屑，也能寫出瑣屑中的趣味來，讀起來並不覺得慵常。周作人的《故鄉的野菜》、《喝茶》、《烏篷船》都是閒適散文的精品。對於這些文字，周作人自己説：“原以識小為職，固然有時也不妨大發議論，或是筆染瑣屑，只要真實，不人云亦云，他的價值就有了。”
讀多了他們的閒適散文，以至於後來很長時間，我都不怎麼讀當代人的散文了。突然想到蘇軾《春渚紀聞》中的一段話：“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類。”要“盡意”，又不失控而陷入散文的抒情陷阱，全仰仗於“筆力曲折”的文學素養了，當不可像哭喪一樣，直通通地嘯叫起來，那還有為文的雅趣麼?
